五月十日我出院，由惠云来接直到锦江。因为我是阴历五月二十日生，同志们都记成阳历了，而我今年是满八十。二十那天，我已回川大，黄石世协的林力源同志，和武汉的徐道荣同志，黑龙江泰来的石成泰同志都特意来祝贺。我感到同志们对我的深情厚意和温暖，却因居室仄，只有两三个座凳，虽床上还可坐人；而一杯清茶，却简慢得很，又无法留餐留宿。我深感歉意地送走他们。石成泰同志，还有胡国柱同志在《新花》上发表祝贺我的诗篇。孙凯之同志发了贺电，张麟瑞同志来了贺信。
成都世协的几位同志李大成、梁家枢、袁艺和白杨树自己带来菜，到锦江为我祝寿。这是一次愉快的、富有意义的聚会。
家宴在阴历的六月十九日，天矞为我举办的。除我家七弟夫妇，只有邓家的侄儿裕鲁夫妇和惠云。我记不起是不是还有邓国治。大家很高兴，我还喝了酒。在川大是没有谁记得我的生日的。但我的大儿子万仪却从兰州写了一封七弟说是很得体的信来，让我只抄下前面两段：“五月二十日是您八十寿辰的日子。作为你的长子，向你祝寿；作为世界语者，向推广世界语达半个世纪的老世界语者祝寿。”“爸爸，八十岁对一个人来讲，是一个不简单的经历，要经过无数的斗争才能得到。当我看到长者时，对他们都表示敬意，而你体弱，在和疾病斗争中是胜利者，也是热爱生活、充满崇高理想才能得到。我从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首先是热爱生活，热爱为之奋斗的事业，对工作兢兢业业，对之负责；对生活从不贪求享受，如果要说长寿之道，这些就是长寿的条件。”
我还记得妹弟周尧也写了文章祝贺我，以及和同年的巴金的八十生辰。是不是七弟为此写过诗（他为我七十五岁生日写过），我一时翻不到了。 我住院时，中如、刘钊几次来看我。出院后，刘钊到日本去学习去了，中如教课忙，科研忙，两个孩子要人照管，小的一个才七岁，便请尚琼去，为期两年。这样，尚琼便一直住到电讯工程学院去了，家里如我到锦江去了，只有靠万井夫妇照料。
现在要回头来写我１９８３年给研究生讲课的事了。我除了外语给他们上拉丁语外，给他们讲两个专题：（１）文艺复兴前的西欧，（２）中世纪哲学思想，由他们边听边记。但主要是讲中世纪中晚期意大利史。但国内只出版过一本薄薄的意大利史的译本，中世纪意大利史的英美著作图书馆没有，外校也借不到。无法要他们自学，只有靠我自己“文革”后仅存的五六本意大利文的著作做参考，分作八讲，每讲先在讲前写出来。从１９８２年十月，每周一二次在我仄的吃饭屋子讲（我寝室兼书房更坐不下五六个人，除三个研究生外，还有一个女助教林虹），讲到１９８３年六月，此外还讲了四讲：“从中世纪拉丁到现代民族文学语言（主要讲德、法、英、意、西语）的形成”。指定的参考书除图书馆能借到的外还有台湾幼狮出版社分册出版的Will Durant 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他们在两年的学习期间各自选定他们毕业的学位论文题目，在１９８４年暑期前后到北京、天津、济南、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重庆等大专院校“学访”，向专家教授们求教，回来才撰写论文，由我评阅后，在１９８５年的答辩会上，由四五位评议委员（我是其中之一，但不是主席）在会后无记名投票,一致通过授于硕士学位。王挺之和张箭留校，程显昱依照他的志愿，分配到四川省党校。 最可惋惜或抱歉的是，我的《意大利史》讲稿，近二十万字，交付四川大学出版科刻印，却被以我写得小，更多夹有外文为借口，拒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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