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元皎：少年不识愁滋味（四）

1970年，《红色娘子军》

到了 “上山下乡”的时候，我没有去，在街道办事处混了几年。

我们那个街道办事处成立了一个宣传队，而这个宣传队后来成为了成都市西城区艺术馆的宣传队的基本力量，并且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区上负责宣传的谢书记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去看电影《红色娘子军》，随便看多少场都行，要把这部电影给记下来，到滚瓜烂熟的程度。我又找到一本《红色娘子军》舞蹈方面的脚本，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一场、每一位演员的走位和动作。这个脚本立刻派上了用场。

我充当“导演”，分配了所有角色，让每个演员都按脚本的要求排练好各自的动作。到了总合成的时候，管弦乐队临场应变演奏，我依据脚本和对电影的印象来指挥调度，使所有场面、各个时刻的每一位演员在正确的位置和节奏上完成协同表演。

记得当时，我感觉非常非常困难。我原本毫无舞台艺术细胞，从未涉足戏剧、舞蹈这一类事情。我只是运用自己的空间想象能力，把演员当作木偶来调度。特别是几十个演员同时上场的大场面，往往是一个场景大家排了又排，一段乐曲乐队反复演奏，简直太难了。当我觉得力不从心要打退堂鼓的时候，谢书记就站在我旁边。他说，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你只要坚持挺过了，这场戏就能够出来了。

谢书记的教导不光有益于这一次排练，其实于我更是终身受益。

最后，这出《红色娘子军》的舞台剧排出来了，还在西城区剧场连续上演了多场。我还在里面扮演了一个老班长的角色，跳了几个简单的动作。

有人因为这出舞台剧叫我“梅导演”，我想其实我只能算个“舞台调度”罢了

1972年-1978年，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1972年，西城区宣传队解散，我被分配到了成都医疗设备厂工作。

在成都医疗设备厂，我做过漆工、电工等工种。后来厂里头买车了，由于我在入厂时填表中的技能这栏里写的是摄影和幵车，所以就让我去试一下开车。那个时代，最吃香的工种就是采购和司机。如果你当上了某个单位的司机，很多人有事都会求你帮忙。比如说，你去郊县出车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帮人买点农副产品或水果什么的。

可惜的是，由于我开车的本事是自学的，加上好几年没摸过方向盘了，所以不太熟，开得太猛了，当然厂里也就没让我去当驾驶员。

当时我感觉很沮丧，不过现在看来这反而是好事。要是我当上了厂里的驾驶员，在厂里的地位是很高的。可能我会满足现状，不求进取，后来就没时间和愿望去考大学了。这可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在厂里面，大概算一个特殊人物。举个例来说，我中午在食堂买饭的时候不用排队，我可以插队第一个去买，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希望我早点买饭，早点吃完，然后可以给他们讲故事。

每天中午吃完饭，我们就会找一块空地，坐在包装用的草垛子上，我给工友们讲故事。工友们端着饭围着我坐在四周边吃边听，每天我都会准备几个故事。象小说“牛虻”，“基督山恩仇记”等等。还记得曾讲过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个年轻的画家暗暗地喜欢一个姑娘，她得了重病只能躺在床上，每天看着窗外墙上附着的牵牛花在风雨中慢慢地枯萎凋落，心里悲观想着花儿掉完了她也就会死了。但在一个大雨天过后，花儿不再掉了，姑娘又有了活下去的信心。但原来经常来看她的年轻画家却再也不出现了。后来她才知道，那年轻画家在15下大雨的晚上在那墙上画了几朵永不凋零的牵牛花，但他却因为淋了一夜雨而得了肺炎，最后去世了。

虽然已是青年，我的调皮捣蛋却一如既往。有一次，我和几个工友坐在厂门口的传达室休息，突然心血来潮，跑去把厂里头管打下班铃的大钟拨快了10分钟，心里想着可以早点下班，同时看看其他人的反应。

这个恶作剧的疏忽之处在于，食堂的师傅按部就班，并不会提前做好午餐。下班钟声一响，全厂浩浩荡荡几百号工人涌入食堂，谁知饭还没做好，一片混乱！厂里头的领导们认为这件事情很严重，简直是有敌对分子破坏革命生产工作，结果査了半天也没査出是谁干的。因为我跟工友们关系好，没有人检举我。为了这件事情，厂里头专门开了个大会，书记在大会上说：“看看阶级斗争多错综复杂’连钟都错了’真的‘错钟复杂’。”倒是有些幽默。

1978年-1983年，又变成知识分子

我在医疗设备厂工作了整整六年。

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名参加，考了不到300分。照理说这个分数也可以读个大学，但是因为刚刚恢复高考，政审要求很严格，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进不了大学的。半年后，我第二次参考，考完后自我感觉还不错。成绩出来，我和厂里几个同时参考的工友一起去所厲的考区拿考分。按照我的预估，我的成绩应该在400分以上，不过呢，我记得自己有一道物理题的公式少记了个平方，答案肯定就错了，那道题肯定要扣不少冤枉分。拿到成绩单一看：392分。我就嘀咕了一句，说才392, 还不到400。结果发考分的老师就说了，小伙子你知足吧，你是这个考区的第一名了，是最高分了。

当然，我就顺利考人了想去的学校，念了想读的专业：成都科技大学机械系精密计量仪器专业。

入学第一天，辅导员召集所有新生谈了一下这一届入学考生的情况，其中就谈到了我们这个机械系新生的最高考分是 392分。我心里暗暗得意，居然还拿了个全系第一。大学四年内，我都没有跟任何同学提起过这个事。直到毕业很久了，有一次开同学会请了那个辅导员回来。辅导员进门的时候，大家都跟他握手以表示欢迎。辅导员握着我的手说：“哦，梅元皎，我记得你，你就是我们系那个最髙分的同学嘛。”同学们这才知道我就是那个最高分。

说实话，大学四年学习，我很不认真。根据当时的政策，我是从工厂带薪来学校学习的，就是说学完以后呢，肯定也是回原单位工作，不存在分配问题。毕业时总分高一点或低一点，表现好一点或差一点对我都无所谓，所以就不会努力了。

毕业后，我果然就被分回原厂去了。没料到的变故在于，我原来工作的医疗设备厂是一个小厂，我的学历回到厂里自然就是最高的，比厂里所谓技术部门的负责人的学历还要高。因为担心影响到他们的位置，他们就不想接收我，把我退回了上级公司一成都市二轻局，让我那到儿去报到。

我没办法，只能去成都市二轻局报到。二轻局的人说，那好吧，你就算是局里的人吧。可是没给我分办公桌，也没有给我安排实际的工作。我甚至都不用每天去上班。我没地方呆，就在社会上晃荡了几个月，但这不是个长久之计呀，总不能永远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吧？我就幵始想办法往外调。

我的朋友中有一些干部子弟，多亏他们热心地帮我张罗，请他们的父亲给有关部门写条子、打招呼，再加上我父亲在民主党派里头的什么关系，最后终于找到了跟我所学专业十分对口的接收单位：四川省计最局。

然而，办理具体的调动手续仍然很麻烦。成都市二轻局是无所谓，放了我，等我的人事关系转到成都市人事局后就出问题了。市人事局不愿意把市上的人才放到省里面去，所以卡住了。

我又找了很多很多的关系，最后是市人事局的局长找到了卡住我不放的那个人事科长，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这个成都市没有了梅元皎，是不是地球就不转啦？ ”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一句话，那科长没有话说，只有把我的关系放了。我回过头来又想了一下，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了地球都还是要转的呀，男15么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呢，其实这是一个不成道理的歪道理，但是还就真管了用。

我的人事关系终于从市人事局转到了省人事局，最后也就进了我要去的15个四川省计量局情报所，而且报到的那天居然还又是我的生曰，1983年5月6号，我满35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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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02/11/2022 @ 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