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中央开始批判“极左”，各地方也在批判“极左”的大形势下，对那些调皮捣蛋，派性严重的造反派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搞派性斗争。湖北和武汉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批判“极左”，在武汉军区的领导下，湖北和武汉的革委会进行了连续两个月的批判“极左”运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派性的文章，革委会成员和群众组织头头都被要求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里，针对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段时间，是造反派和各群众组织偃旗息鼓的时期，社会上也没有发生严重的武斗事件。
到了1968年的3月底，毛泽东认为反“极左”过头了，把文革引到了右的方面，所以毛泽东又开始反“右倾”。
反右倾在大部分地区没有得到热烈响应，但在派性严重的地区，比如武汉，就获得强烈回应。反右倾促成了派性死灰复燃。四月底，武汉派性不仅导致工代会和红代会双双瓦解，而且也让湖北和武汉的革委会名存实亡。
为了革委会人选问题，造反派分裂成两派，因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开始诉诸武力。5月26日-5月28日这几天，武汉的两派都开始疯狂抢劫武器。武汉城郊地区的所有军械库都遭到抢劫，甚至有人直接从战士手里抢劫武器。武汉成了全国各地抢劫武器最严重的城市。
全国很多城市在1968年4月到7月之间都变成了战场，全面夺权演变为全面内战。
到六八年时，毛泽东既想制止武斗，又不想通过军队镇压的方式打击造反派和红卫兵，于是采用工人宣传队这种方式制止校园武斗。可没想到，他派到清华校园的工宣队，竟然被蒯大富的红卫兵用手榴弹炸死了五人，重伤几十人。这种对手无寸铁的工人阶级痛下杀手的行为不仅让毛泽东倍感失望，也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满和愤慨。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激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问题。
毛泽东说：“有的群众组织头头私心杂念重，争核心，争名位，名次。劝他们不要争了，核心有啥好争的? 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愚蠢的。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的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问题的人，而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1968年7月3日，中央发布了一个严厉的布告，要求广西无条件停止武斗。紧接着，7月24日中央又发布一个针对陕西武斗的布告。这两个布告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又发生了一个转折，文革的重点转向结束武斗，恢复秩序。这个决定得到各省军事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响应。
7月7日，湖北省革委会发出一个措辞强硬的的通知，要求所有群众组织交出武器，并授权当地驻军采取强硬措施从群众组织中收回武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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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08/29/2022 @ 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