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友：我的1977-1978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每个这一政策的受益者，谈起1977-1978，无疑都有很多话想说。

一、获悉

恢复高考的消息发布时，我正在盐源彝族自治县人民广播站当编播，主要职责是本县的自办节目。

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大多数人都没有说全。这一政策显然远不止是为“四化”培养人才、圆十多届学子的“大学梦”。以我自己的经历，还体会到更多：首先，它让所有人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再需要为了求基层官员的“推荐”而丧失人格，尤其是女知青们不再需要以牺牲肉体换取“推荐”；其次，它让来自城市、与家人分隔多年的“知青”有了新的回城、与家人团圆的途径；第三，不再以“家庭出身”和父辈“政治、历史问题”在“政审”中“一票否决”，这为文化大革命中千百万的受迫害、受冤屈的人们和他们的子女放开了一条路。

二、疑虑

说实话，获悉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并没有太多的高兴，更没有什么欣喜若狂之类，反而觉得这似乎与我无关。因为我对“放宽政审”之说有根深蒂固的不相信。

之所以有这样的怀疑，都是因为我父亲当时还头戴“国民党中统特务”帽子、被列为当时龙泉驿区“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一大案，而且从1968年末开始就被秘密关押，随后又转移几所“五七干校”隔离劳动、不准回家已将近10年。虽然这一切到头来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亿万闹剧之一，我父亲最终被平反，成为“太原军区情报部”派遣和领导的“地下情报人员”。但这一段对我的人生影响还是非常之大。

我在学校历来属于“跳颤”型，是最活跃的学生干部。在初一的时候，曾被全校老师推荐作为“校革委会”唯一的一个“学生委员”的候选人。但在“政审”阶段，问我“家庭成员有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我只好一口咬定“不了解”，经过“外调”，立即被取消了候选资格。很奇怪的是，我有如此严重的“家庭成员重大政历问题”的消息并未泄漏，仍然是28中老师和同学公认的“最有能力的学生干部”，还在学代会上被缺席推选为校学生会委员（有些学校叫部长）。可能多数领导和老师还是“惜才”吧。但这一阴影却始终存在，也确有“政工组”的老师和当年在学校掌握实权的“工宣队”员威胁过我：“要好好反省你父亲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初三将毕业时，我一切符合条件，却差点上不了高中。最终因为成绩实在排名太靠前，才没被刷下来。在高中，我是校级学生干部中成绩最优秀的，每年春秋两季的全校运动会和全校文艺汇演中，基本上也是我带领一批学生干部组织的，但我就是迟迟入不了团。很多同学都不解，问：稍微参加一点班级活动的同学都入了团，为什么你还没入团？其实这里面也有我的自傲，自恃我的成绩和能力明摆着，看能“卡”我到什么时候。直到高中毕业前3个月，我的班主任——一位对我思想有启迪的恩师私下对我授意：“既在屋檐下，低一下头又何妨”、“不管怎样，先进去再说”。我恍然大悟，才表态：“如果父亲的问题组织上作了敌我矛盾的结论，就划清界限”，还表态“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样终于在三八节这天入了团。

三、逃避

当年下乡当知青的政策是随父母所在系统下乡，为的是今后能由父母的系统招工回城。由于父亲问题的阴影，我不敢走这条路，否则走进了负责“审查”父亲的“组织”的控制之下，那不是永无出头之日？于是我选择了申请到少数民族地方下乡的特殊方式，最终于1974年8月来到了盐源彝族自治县卫城公社四大队一小队。

刚下乡不久，遇到县里组织“计划生育宣传队”，我被选拔担任创作工作。在四五个月的工作期间，结识了热心的宣传队长杨阿姨和时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喻叔叔。于是在1976年初，县委宣传部部署县广播站开办本县自办节目，他们便推荐了我。办理招干手续时，正是喻叔叔负责“政审”，他到龙泉驿区委“外调”，“组织”的人明确称：此人父亲有重大历史问题，不适合做这一工作。但喻叔叔却扛下一切，发电报回盐源：“政审没问题”。这样我才有了一份既能离开农村，又算还不错的工作，而且月薪28块5角，比招工足足多了10块。有了如此的幸运，我从此没再想过（也不敢想）要回到成都和家人团聚。

现在虽然有了参加高考的机会，我还是担心过不了“政审”关。如果“政审”中我父亲的问题曝光，很可能让我无法再呆在“党的宣传喉舌”，说不定还害了喻部长呢。于是我只好选择回避，想观望“政审”的实际执行情况。

经过精心策划，我宣布：支持我的同事参加高考，由我坚持工作并且代他下乡采访。采访回来的时间，算好刚刚过了高考报名时间，而所有的人都还以为我这是当了一次“雷锋”呢。

四、决定

恢复高考不仅是在77年12月举办了第一次考试，而且同时拨乱反正：一是从78年开始，把文革中乱改的“春季招生”恢复为符合教育规律的“秋季招生”；二是从78年起恢复全国统一命题（77年12月根本无法全国命题）。就这样，在同一个招生文件中安排了1977年12月和1978年7月的两次考试，这就是七七级在1977年考试，却与七八级同在1978年入学、同在1982年毕业，两届是同一个文件下达招生计划、同一个文件下达分配计划的由来。

没参加第一次考试，但看到了“政审”的执行情况。好多家庭有所谓问题的同学都录取了。我身边的一位知青父亲是“右派”，还有其他历史问题，也顺利进了大学。这让我不再惧怕，开始思考第二次考试怎么办。

1978年五一节，我回成都出差，去看望了已调到七中工作的恩师。他得知我第一次考试根本没报名，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当然，他以为我是满足于县广播站的工作，而没想到我担心的是“政审”。老师逼着我答应：这次一定要参考。而且认为以我高中的成绩绝无问题，还许诺提供资料支持。

五、复习

在老师的督促下，我终于决定报名参加78年的高考。但这时离考试时间只剩下两个月，该怎么办？

我首先选择了报考文科。虽然这有违老师的意思，按他的教导：只有理科才有前途。我当然也愿意报考理科，而且我在高中虽然只有不足一年半在学习，其他时间都在搞政治运动，但我的数理化成绩完全不亚于文科，甚至比文科更好。之所以选择文科，考虑的是可以完全放弃复习语文、基本放弃复习数学，这两科就凭着老底子去考；政治则由于我从事的工作不会有多大问题；两个月只需要全力复习历史、地理两科就够了。

我的复习是在没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进行的，短短的两个月期间，还几次下乡、出差。由于我是这一批知青唯一在县城工作的，我这里成了大家进城的歇脚点，最后阶段甚至成了知青复习的接待站，所受的干扰当然不算小。直到离考试不到一个月，我才真正进入状态，而且下决心：“不考就不考，一考就要走”。

复习绝对是枯燥的，但也有趣事。一是偷梨。广播站所在的县委大院里种着很多梨树，结的梨又大又甜还化渣。在县委办公室严厉的老副主任管理下，没人敢私自偷摘。可我却每天趁上厕所路过，跳起来就摘下一个，有时还多摘几个，款待来访的知青和同在县级机关工作的年轻朋友们。有两次曾被老主任逮个正着，一番嬉皮笑脸后，老主任居然没有对我作任何处罚。二是解馋。当年肉类供应紧张，在成都每人每月只能凭票买一斤，这还算很好的呢，据说全国之最属沈阳，每人每月只有4两。我在县上唯一的“地方媒体”工作，自然受到各方“关照”。虽然当年还没有“有偿新闻”之说，但人际关系熟了，有时也可以不凭票买到猪蹄子。于是找来喷灯烧毛，用洗脸盆当锅、烤火用的电炉炖它一个晚上，再蘸以酱油。这就是高考复习期间和知青们、朋友们分享的美餐，也算是当年一大营养来源了。

六、考试

1978年7月7日，考试终于开始。已经记不清考试的科目顺序和答卷细节。但直到今天还清晰记得还有这几件：

语文课中的填空部分，遇到一个“披___”，我读过《红岩》，知道这是“披露”；另一个“荣___穷___”，前一个填“辱”没问题，后一个“通”就没见过了。解释词语中有一个“官渡之战”，我恰恰没读过《三国》，只好解释成“古时在官渡这个地方发生的一场大战”。至于作文，一看到题目我就笑了，兴奋得顾不上做，先借口上厕所出去和认识的监考工作人员闲聊了几句。原来是要求修改一篇文章，这不是和我每天在做、轻车熟路的编辑工作一模一样嘛。

77和78年的外语属于参考分，不纳入总成绩，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了放弃。

考试后估分，我的估计与实际相比，总分只相差三四分，分科成绩最高相差五六分，算得上极其客观、精确。后来得知：我的总分365分，超过重点线45分，是全县文科第一、文理科总评第三，其中语文83分，据说当年全省最高是86分。可能是沾了语文基础好，又当了近两年专职编辑的光吧。不过数学只有45分，而且有一道15还是20分的大题，居然是知青们集体复习时讲解过的，当时我在场，可是没听。算是最可惜的丢分了。

七、期待

考后的结果对我而言并没有悬念，问题只在于能上哪所学校。当年我是天真地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填，首选了北京广播学院，以为凭我的广播从业经历就能够进去，后来才知道这所学校可不是凡人所能染指的。在重点院校栏，选择了四川大学新闻系和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一般院校则是三个志愿全部填了刚刚复校的四川财经学院（其前身成都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因为和我共事也是好大哥的县委宣传部宋干事经常讲起，他所就读的成都大学有全国最好的政经系，毕业分配最差的也分在《红旗》杂志社。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最大希望是考上、是走出去、是回家，能上理想的学校倒还在其次。即便这样，最终的录取结果也让人哭笑不得：我被录取到成都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师资班。这既不是重点院校，又不在我填报之列啊！进校以后才知道，这正是计划经济的特点。当年急于大规模恢复高等教育，77、78级都大办师资班，定向培养高校教师，并且师资班都按照重点线录取。于是省招办从高分的档案中随意抓了一批供师资班录取，我就这样阴错阳差到了一所工科大学。好在专业还是政治经济学，正是我所向往的，这多少给了我些许安慰。

八、难题

78年招生中最好的一个政策是：单位的审查意见要让本人看过并签署意见。这让考生知道“组织”说了自己什么，有了说明、解释的余地。

在我的单位审查意见里，说了我的两大“错误”：一是丢失了一辆县广播站的自行车，二是丢失了县委宣传部也是全县最好的一台海鸥牌双镜头反光相机。我辩解道：丢失的自行车本来就是一辆破车，连龙头都是断了后铆接起的，重要的是车钥匙不由我一个人保管，放在抽屉里很多人都可以用，而且车放在县委机关的小车棚里，这样丢失的不能归于我一个人的责任；丢失的照相机是损坏后让我带到西昌去修理的，等人的时候，把它放在了县委的北京212吉普里，我并不知道那车门锁好了也能够很容易被打开，而且同时丢失的还有几份介绍信，公安机关已经抓住了持这些介绍信作案的罪犯，正在追查相机的去向，应该耐心等待公安机关侦破。

我知道，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两大错误很可能成为我顺利入学的最大障碍。但该怎样处理对我是个难题，因为要赔偿的话，两样东西大约价值350元，以我的工资和积蓄是万万赔不起也不甘心赔的。为了读书，再怎么也得赔啊。

一筹莫展之际，宋大哥为我支招：“悄悄走了了事，赔什么赔”。我豁然开朗，于是精心谋划了策略：不露声色地收拾打包；悄悄找朋友联系好走时装运行李的车；对任何人都散布烟幕，宣称走的时间“还早”；每天邮局送信报的时间有意等在门口，不让别人先看到录取通知书。

记得是国庆前几天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邮递员很熟，一来就问：你怎么会被工科院校录取了？我谎称那不是录取通知书。这显然瞒不过他，他说：邮局收到的录取通知书都做了登记的。

我尽可能低调、秘密地完成最后的准备，定下第四天一早就离开。虽然想尽可能少人知道，但一个县城毕竟太小，再加上教育局也以考上人数为荣，所以消息还是走漏了。县委马书记见到我还专门问：“听说你读马列主义学院啦”？

第三天中午，我找到广播站管行政事务的王会计，告诉她我第二天一早就走。她感到突然，劝我多呆几天，说是要欢送我。殊不知我怕的就是多呆，赶快以“来日方长”婉拒。

终于离开了从下乡算起已经呆了4年2个月的盐源。我相信，除了用了一点点心计外，可能“两大错误”没找麻烦，还在于宣传部喻部长、广播站林站长并不真想和我为难，毕竟当年人们对能考上高校的除了祝福外，还有一种真诚、强烈的敬佩心理。毕竟77、78级的录取率仅仅2%多一点。

九、入学

仿佛记得是1978年10月6日报到。报到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体检复查，差点又出了问题。

体检中量血压时，医生说偏高，让下午再来。出来以后和整个中午我极其忐忑不安，生怕过不了这一关。我甚至已经悲观地在想象被退回去的可怕后果。大概紧张导致血压升高的人数不少，我听到旁边有人在交流经验：喝自来水、喝醋什么的。管他是真是假，下午我也喝了一肚子自来水，平静一下再次进了诊室，终于合格了！这时才算是真正进了大学。

还有两件趣事值得一提。

当年读大学，国家对家庭收入偏低的是有助学金的，这是计划经济的一大好处。有聪明的同学把父母的收入填得很低，得到了甲等助学金，大约18块5，吃饭是绰绰有余了。我没那么大胆，怕盖章的人质疑，于是填写的人均收入让我失去了领助学金的资格。但我不死心，向年级的政治辅导员解释：我没把自己算进去，因为写证明时我还有工资。辅导员是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一点没为难我，听听有道理，便向上反映，最后给了我丙等助学金，好像是12块5。大学4年，我基本上就是靠这助学金和家里给的每月10元过来的。大三以后我妹妹工作了，她还每月给我了5元。

77和78级的最大特点是往届生多，从高66—68级、初66—68级到文革后72年恢复的高中六七个年级。造成同一个班级的同学年龄相差非常大。我们班最大的老大哥32岁，29-31岁的超过10个，而最小的则是标准的“少年大学生”，仅仅14岁。我算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高中生，在这个班居然算年龄中下偏小的。也正因为大哥大姐多，连最小的女生都比我们这批适龄男生大两三岁，这让我们班缺少了好多色彩，没有了在同学中谈恋爱的机会。按现在的标准，不谈恋爱就不算上了大学，那这可以算得上是我的大学生活的一个遗憾吧。

（2007.6.10）

On 04/22/2022 @ 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