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写完一篇稿子，总要读两三遍，其中包括找出错别漏字。但是还是常常被读者指出有错漏。今天又被指出一漏字。
由此我想到十几年前，和朋友合著一书，出版前曾校对初样，他校对一次、我校对一次，我母亲（语文老师）校对一次，然后交回出版社，出版社的专业校对再校一次。出版时仍然发现不少错漏之处。由是体会到校对之难。
合著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当年吴法宪写回忆录，初样出来以后，编者嘱其校对，全家人用尺子比着，一行一行地校读。结果到出版的时候，还是有若干错别漏字。
将此故事告诉了另一位曾任过报社总编的朋友，他又告诉了我以下故事：
校对也是一门技术活。报社一般都执行三校制度，即初校(校小样）、二校（校大样）、三校(校清样）。最后还有个第一读者，专门负责审看印刷好的报纸。还要设一岗位专门查错，我规定的是允许万分之三的差错，超过此限错漏一个字扣五元。标题错了扣得更多。这还只是报社，相比之下杂志社校对更严，出版社校对最严。
《攀枝花日报》出过一次标题错误，把胡锦涛错为胡铸涛了，层层校对都放过了没发现，结果总编被撤职。
但愿我这篇短文没有错别漏字。
On 11/02/2021 @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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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像软件开发中的找BUG，不管怎么测试，等上线后BUG还是总会又有冒出来的！🤣
校对之难，大有同感！我在成都科技大学曾当过《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报》创刊号的责任编辑。那时，听说吉林大学也正在筹办这个刊物，芶先生急于抢先，一再催促我尽快发出第一期来。主要靠老先生组稿，共收到十来篇文章，简单交叉审稿后，交本校印刷厂印刷。当时还是用铅字排版，因有大量公式、各种字符和上下标等等，排版非常费事。三次校对，我每次都会发现很多错误。而工人们改起来就更麻烦，有的改动很难操作，我只有到现场去蛮缠。以至于他们说：最怕看到我走进排字车间，还说我是他们遇到过的最严格的编辑。最后终于在指定的时间完成任务。但没想到，创刊号印出来后，很快发现有许多错。最无语的是：封面上特大号字体的“原子与分子”居然成了“原子与分予”！据说，吉林大学同行们收到创刊号后，马上成了笑柄，有人还专门统计出：共有一百多个错误！从此，我才晓得“锅儿是铁倒的”。好在不久后我出国，那件事就交给别人了。
后来，我大哥告诉我说，他有个同学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专门做校对工作几十年，退休后，不管看书看报，总是看到错，看完后常常不晓得内容。我想，幸好我没有一直做那种活路！
最近，我在科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从交稿到出版发行大约八个月，其中作者校对共四次，加上最后清样审阅共五次。我因为过去的教训，每次都非常仔细，但专业编辑仍然还会指出问题来。出版社参加校对的编辑至少有两位，因为一个人很难避免习惯性的盲点，我以前吃亏就是只有一个人。另外，现在的科学出版社在校对中还辅以计算机查错的手段，可以把错误最大限度地排除。目前，这本书已经印出来三个月了，至今还没有发现什么错误。
一校更正：头一句应该是：“校对之难，深有同感“。：）
中文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大。现在用计算机手段可能大大改善了。英文这基本不是问题。以前做研究生的时候，导师经常把几个杂志的审稿给我们学生做。我们中心的主任更是几个主要国际杂志的主编，所以每学期我们这些研究生几乎手上一直都有需要审阅的稿子。还加上我们自己要写的。但错别字几乎不是问题。有问题的地方基本是内容或者证明本身，偶尔是符号或者公式写漏了。90年代以前大家写文章都在计算机上检查拼音了，所以外国学生出错也主要是语法问题。后来计算机变聪明了，反而带来新的问题，开始有些明显是因为机器自动联想推荐带来的错误。但这种错误一般也比较容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