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佛教大藏经的研究 (6)

我与佛教大藏经的研究： 从四川省图书馆珍藏的《洪武南藏》到《永乐北藏》

6.《永乐北藏》研究的继续

2012年我继续调查存世的《永乐北藏》。此行第一站是兰州，我拜访了兰州大学的杜斗城教授，他叫他的学生姜涛陪我去张掖查阅《永乐北藏》。杜教授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执教近四十载，桃李遍天下，甘肃各地博物馆和文物部门的负责人都是他的学生，通过他的关系能打通平常人打不通的关节。 果然，他冒着酷暑，到省文化厅帮我开了介绍信去张掖大佛寺博物馆。我和姜涛乘车来到位于兰州到敦煌的之间的张掖。大佛寺博物馆馆长郑琨先生很热情，马上叫负责《永乐北藏》的王康先生与我们座谈，并查阅了他们的《永乐北藏》，王康先生很热情地告诉我们，武威博物馆还有一套为世人不知的《永乐北藏》，他出示了十几张非常漂亮的照片，建议我们多待一天，去武威看看。

武威博物馆的负责人梁继红女士也是杜教授的学生，所以我和姜涛也看到了平常他们不对外开放的珍宝。武威的《永乐北藏》大概是赐给当地最有名的鸠摩罗什寺的。我略翻了一下，发现了明神宗的圣谕和李太后的印章，由于藏经受了潮，打不开，无法拍照，但总算经眼看过。武威保存了明英宗的圣谕（原件），虽然没有看到，但是王先生给我照片，上面的水印都很清楚。这真是意外的收获。

我从兰州满载而归，回到了成都。下一步的旅行是北京、河南，西安，山西，上海，浙江，福建。

我在北京通过李际宁先生拜访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翁连溪先生。翁先生对明清出版物，了如指掌。我提出了《永乐北藏》经版最后的结局问题，七万片经版后来的命运如何？翁先生说他曾在什么书上读到过，等一段时间查出来告诉我。果然两个月后，他告诉我出处在《《清宮內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上，内务府大臣海望奏请皇上，王朝已经刻有了《龙藏》，《永乐北藏》已经使用了近300年，刻板已经损坏不堪使用，建议运到琉璃厂去作木柴烧琉璃瓦。

在北京期间，我拜访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党宝海教授，他曾撰写过山西省隰县千佛庵珍藏的《永乐北藏》，我向他请教进一步研究《永乐北藏》的建议。

我还拜访了北京西山八大处的大悲寺，普林斯顿大学藏的《碛砂藏》就是从该寺购买的。我到了香界寺拜访了总经理遆根龙先生。他是个大忙人，一听说我曾调查过普林斯顿大学的《碛砂藏》，就感兴趣了。我们谈得很好，他赠送了厚礼。第二年我再次去西山，并住在那里，观看了他们举行的晒经节。

当晚我乘高速火车到了河南省新乡市。第二天去了新乡市图书馆查看他们珍藏的《永乐北藏》，当汽车在图书馆停下来时，一个地标“古牧野战场”映入了我的眼睛。这不是父亲一年前谈到的牧野吗？目睹斯地，回忆父亲，不禁思绪万千。

新乡图书馆的《永乐北藏》是装在木箱里的。展示的几卷与以前看到的差不多。图书馆管理员告诉我，这套《永乐北藏》可能是从浚县大伾山转过来的，建议我去浚县走一趟。于是第二天我雇了一辆出租汽车（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作主张）去了浚县，如果乘长途汽车去，我无法赶回来乘车去西安。浚县的收获是拍到了石碑，上面有明代陆光祖 （1521－1597）等人补《永乐南藏》的记录。陆光祖曾任浚县知县，吏部验封司、考功司及吏部尚书等职，是《嘉兴藏》的发起人之一。我花了200元人民币买了一套文物出版社印的大伾山的文物，这本书至少可以补充《永乐南藏》的研究。

6月23日我出席了西安西北大学举行的“佛教与当代文化建设”研讨会，在会上见到了不少老朋友，也借此机会认识了新朋友。我通过杜斗城教授认识了山西社会科学院的崔正森先生，请他帮忙去太原崇善寺看大藏经。

太原之行承崔正森先生和他的女儿崔玉卿女士的帮忙，我到山西省图书馆查书，善本部主任范月珍女士给我展示了该馆珍藏的《永乐南藏》。接着我去山西博物馆参观，那里展览有《崇宁藏》和《开宝藏》。

我到崇善寺却遇到了困难，由于没有关系，寺里的负责人打着官腔，甚至说这万物都有“生、成、坏、空”，我反驳说，这些大藏经不仅是崇善寺的珍宝，而且是太原市、山西省、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珍宝，如果毁坏在今人手里，那是历史罪人。

带着一丝遗憾我离开了太原去临汾，在那里换车去隰县。途中我看到了一个路牌，“洪洞县广胜寺”，1934年金陵刻经处吕澂先生的高足蒋唯心不是就在这里发现《赵城金藏》吗？

我联系了隰县千佛庵的文物所所长，他此时在北京。他给工作人员打了招呼，让他们接待我。他们取出了《永乐北藏》，让我翻检。为了防火，藏经室没有安装电灯，光线很差，因此拍出的照片基本上不能用。好在党宝海博士已经撰写了详细的论文，可供参考。党宝海做调查的时候，基本上需要看到东西都看到了。

寺院参访结束后，我去了隰县中学，那里是以前圣境寺。后来改为师范学校，中学。现已面目全非。《永乐北藏》曾安置在该寺。

离开隰县后，我抵达临汾市。第二天乘公车去了广胜寺。广胜寺分上寺和下寺。《金藏》当年藏在上寺。距下寺约三公里，但是盘山公路。我自知已上年纪，不能徒步上山，只好出了10元搭车上山。我在寺里拜访了负责人解潭之先生。解先生不辞辛劳，独居在寺里，保护着文物，令人肃然起敬。广胜寺早已没有那些文物了，但当年装大藏经的柜子还放在大殿里。此行让我体会了当年蒋唯心冒着生命危险走乡串庙，访查经卷的情景。

回到太原后，我再次拜访了省图书馆，然后取道去上海。上海图书馆的陈先行先生接待了我，让我拍了上图珍藏的《永乐北藏》，以及一本1972年编的上图藏《永乐北藏》的目录。陈先生是著名目录学家顾廷龙的门人，曾编过《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说起古籍善本，也是如数家珍。我翻检上海图书馆目录卡片时翻到了扬州刻经处翻刻的《刻藏缘起》，这是一本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本子，我请图书馆管理员把书调出来复印。还看到两册《明南藏》，也请他们调出来复印。

下一站是杭州。我联系了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徐小军，他帮忙让我翻检了若干浙江省图书馆珍藏的《永乐北藏》，据管理员说，每次搬出搬进古籍善本，都对善本书有损伤。的确，浙江图书馆的《永乐北藏》非常漂亮。其原因是明代大学士赵志皋奏请陈太后赐给兰溪栖真寺的。赵志皋系浙江金华地区兰溪人，年轻时在栖真寺读书，隆庆二年（1568年）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现在兰溪市还有“探花巷”。后来，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万历二十年（1592年）为首辅。赵志皋对栖真寺充满感激之情，为了刷印这部《永乐北藏》，出资不菲。函套和经书外套都用了上等锦缎，其豪华程度可以与普林斯顿大学藏本相媲美。另外，我还注意到印纸上有“御纸”的印章。看来刷印《永乐北藏》是用的专用纸张。明太监刘若愚著有《酌中志》一书，上面记载有《永乐北藏》刷印时需要用纸“白连之四万五千二十三张”的详细记录。

徐馆长听说我想去兰溪，帮忙联系了兰溪市博物馆，让他们接待我。我去了兰溪后，诸葛建新馆长陪我去了栖真院，还参观了兰溪博物馆存的《永乐北藏》，他们欢迎我有机会再来兰溪参加晒经会活动。南方潮湿，佛经多遭蛀虫损毁，佛教寺院组织信众在六月六日举行晒经大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我的最后一站是福建。我通过一位学生联系了福建的寺院。不凑巧的是，福州涌泉寺的住持不在家，无法接待。我只好去宁德市支提山华严寺。经过长途跋涉后，我到了福州，立即转车去宁德。一路上都有居士帮忙带路。支提山华藏寺慧净法师接待了我。他向我展示了珍藏的《永乐北藏》，其《永乐北藏》的目录是手抄的。第二天，慧净法师让我到他的住室去看经。他那里还有若干本。其中一本上有“广运之宝”的印章。另外，藏经楼内有一木刻牌，上面有明神宗的圣谕和“广运之宝”的印章，这是与其他寺院不同的。

2012年的行程终于结束了。我满载而归。正如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玉成教授所说，做研究就是要腿勤，不要怕苦，不要怕热，材料是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