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全：我的高考奇遇记

山穷水尽疑无路夜行列车遇贵人
我的高考奇遇记

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两个年级，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学生年龄相差最大的记录：他们的出生日期从1947年到1962年，跨越三个年代。在这批学生中，老三届（指文革开始时正在学校读书的1966、1967、1968三个年级的初、高中生）学生的高考经历最为引人注目。

老三届学生在文革初期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人生角色的两次大转换，也历经了从大喜到大悲的全过程。文革之初，他们被冠以“毛主席的红卫兵”光荣称号，被捧为“革命小将”：大串联、破“四旧”、斗走资派、文攻武卫让他们叱咤风云，红遍大江南北。随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又让他们从天上回到人间，社会角色从“红卫兵”迅速转变为“知识青年”，从教育别人到自己接受“再教育”，任何人都很难接受这种社会角色的快速转换。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稚气未脱的青少年学生，需要的是在学校接受正规的文化知识教育。1966年的废除高考和大中专学校停止招生，使得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许多人在20多年后，还将面临着社会角色的又一次大转换：“下岗工人”。

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由于职业无法自己选择，老三届人的青春憧憬和人生理想被彻底击碎。年少失学的辛酸和农村岁月的艰难，给他们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时至今日，许多老三届的人生轨迹居然用四句话就可以概括：60年代吃过糠、70年代下过乡、80年代返回城、90年代又下岗！

1976年底的拨乱反正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给了老三届人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国家放松了对劳动者的人身管控，允许自主创业和择业，鼓励个人奋斗与公平竞争。更重要的是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使老三届中的一小部分人搭上了进入高校的末班车。

我的家族，不管是父族还是母族（包括后来的妻族），在国共两朝中都属于典型的四无家庭：即无财富、无官人、无文化，无海外关系。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以农民、工匠、小贩、工人、教师为基本职业，可谓标准的普通家庭，普通得连出一个右派的资格都没有！

家父是广西玉林人，祖上世代务农。他于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后逃到重庆，就职于国营西南运输处，任职汽车司机，开着美国的大道奇卡车奔跑在滇缅公路：运送远征军出国，从缅甸抢运抗战物资回国。缅甸沦陷后，又专跑川滇东路（重庆到昆明），从昆明运输驼峰航线送达的援华物资到重庆，这些物资再通过长江水运到宜昌，分发到前线的抗战部队。家父在这一时期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从此成为他一生的“污点”，也成为我就业的一大障碍。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读初中二年级，和大多数老三届的人一样，接下来的命运自然是失学和上山下乡。我于1969年4月下乡，经过两年艰苦劳动，我的表现获得了从生产队到公社的普遍认同。1971年3月，我被公社评为全县优秀知识青年并出席了县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此后，公社多次向招工企业推荐，但都因家父的历史问题，政审不过关，每次都被招工组拒之门外。后来才知道，有些知青的家庭也有类似的历史问题，但人家通过关系勾兑，最终都能如愿进厂。而我们是外乡人，在当地没有任何关系，连送礼都找不到门路，只能束手无策、听天由命。到了1975年，我当了6年知青却毫无转机，真个是山穷水尽，只好把户口迁回广西玉林老家，投靠姑妈去了。

年方弱冠芳华尽，前程不见使人愁。知青们目光暗淡，连公社干部（第一排）也是满面愁容（作者在后排左一）。

姑父、姑母和表姐及家人，张开宽广的胸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接纳了我，并给予我最大的关照和温暖。二表姐先是安排我在火车站仓库做临时工，每月收入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1976年，大表姐又通过朋友介绍我到玉林县汽车修理厂当工人，并且承诺：只要表现好，有了招工指标就优先转为正式工人。

接下来的两年，为了获得宝贵的转正指标，我只能拼命专研修车技术。每天穿着油腻的工装，在狭小的卡车底部钻进钻出，下班之时已是筋疲力尽，心情沮丧，对前途已不抱任何希望。1978年1月，汽修厂急需一批汽车配件，必须到重庆采购，为了回家过春节，我毛遂自荐地争取到了这次出差机会。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出差却改变了我的命运。

1978年2月28日，我在重庆采购到汽车配件，并在菜园坝火车站办好了货物托运之后，告别了家人和亲友，登上了重庆至柳州的火车。那是一个寒冷的初春，我斜靠在座椅上，心情糟糕到了极点。列车蜿蜒穿行在云贵高原的隧道内外，远方的大山隐藏在灰暗的浓雾之中，恰似我的命运，看不到未来。

我年少时喜欢读书，可学校却在文革中关门；我不愿意当农民，却被“自愿”上山下乡；别人回城是进工厂，我回城却是当居民；我的一些初中同学已经成家立业，我却像无根的浮萍，四处飘零。真是命运无常，造化弄人。

感慨中，列车喘着粗气缓缓驶入了贵阳站。在我座位的对面，上来了两位年龄与我相仿，但却兴高采烈的年轻人。他们一边摆放着行李，一边轻快地用贵州方言进行交谈。“请问柳州到武汉的火车几点发车？”其中的一位拦住路过的列车员问道（那时湘黔铁路尚未修通，贵阳到武汉需在柳州转车）。

“你们去哪里，为啥这么高兴？”待他们坐定之后，我问道。

“我们是77级新生，去武汉大学报到。”

国家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这是我几个月前知道的。由于只读了两年初中，以后又荒废了十多年学业，又经过了1973年的张铁生事件，我再也没有动过进学校读书的念头。面对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内心油然生出几分羡慕。“祝贺你们！高中是哪年毕业的？”他们接下来的回答让我震惊：“我们都当过知青，没读过高中！我是初67级的，他是初68级。”

苍天啊，大地啊！他们居然与我是同等学历、同等经历！而现在，他们已经迎来了灿烂的阳光，我却依然穿行在黑暗的隧道之中。回想1973年，邓小平复出之后，曾经举行过一次全国大中专招生的文化考试，我也报名参加。由于下乡后我自学了初三的平面几何，正在阅读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所以考试成绩还不错，上了中专录取线。但在即将录取的紧要关头，《人民日报》却刊登了一封署名张铁生的来信，由此引发一场轰动全国的大讨论。最终宣布考试成绩作废，重新回到推荐入学的老路。于是他成为反潮流英雄，我却失去了希望，读书之梦从此破灭。

如今，我的两位同龄人，两位与我有着同等学历、共同命运的年轻人就坐在我的面前，他们用自己的成功经历为我现身说法，将我早已熄灭的的大学之梦悄悄点燃。于是我暗自动了参加高考的念头。

我读书时，各科成绩均在年级前几名。虽然那时的期末考试不公布成绩排名，但我的期末答题试卷常常被作为标准答案贴在公告栏上，供大家参考。他们能考上，我为什么不能？但是，以前归以前，现在是现在，我十多年没有系统学习了，要考大学又谈何容易！复习语文、历史、地理还好办，数理化则非常困难，因为在学校时，初中数学只学到代数，物理、化学知识几乎为零。

他们的解答让我茅塞顿开：那就是扬长避短考文科！我当时连文、理分科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外语成绩只作参考，避开物理、化学，专攻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数学。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对1978年的高考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分析：最近几年毕业的高中生，由于在校时成天学工、学农、学军，课本就是工基、农基。玩的时间多，学习时间少，基础不牢固，实际学到的知识反而不如文革前的中学生。他们甚至对复习各科的方法和时间分配都有独到的见解：老三届的初中生应该用主要精力学习数学，多做练习题；要重点掌握历史、地理的知识点，争取多拿分，以上三科要投入70%以上的时间；临考前再死记硬背政治复习题。中文水平只能靠平时的知识积累了，不必花费过多的时间复习。谈话间列车驶入柳州站，告别之际，他们鼓励我，要有信心，抓紧复习，一定能考上！

回到玉林，第一件事就是去买高考资料。那年月，复习资料奇缺，新华书店根本没有系统的高考辅导教材出售，只找到一个高考复习大纲（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一出题），再向邻居借了一些当时的高中课本，就成了我的全部复习资料。姑妈、姑父、表姐知道了我参加高考的决定都很吃惊：初中肄业，能考上吗？

接下来的四个月，是我一生中学习最紧张的时期。白天，只要稍有空闲，我就躲进汽车驾驶室，或者是躺在卡车下面看书，复习背诵历史、地理之要点；晚上，顶着酷热在寝室内复习平面几何和自学三角函数题，有时竟然直至凌晨。由于语言不通，无人辅导，自学数学的难度可想而知。

皇天不负苦心人，7月高考，8月公布成绩，我的总分是351分（满分为500分），已经超过了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其中，令人担忧的数学居然考了50分！尽管是唯一没有及格的科目，但如果没有这50分，那就只能读大专了。

接下来填志愿，姑妈主张我填广西大学，理由是回玉林近一点。表姐告诉她，志全上了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至少可以读中山大学。其实，我心中早就有了心仪的大学。那就是位于锦江河畔的四川大学！

离别玉林时，姑父、姑妈，两个表姐及家人为我送行的照片（作者中排左二）

文革初期，我接触了包括川大在内的一些大学生，他们谈到了许多有趣的校园生活。我由此知道了川大是四川的最高学府！在我的心目中，她就一只高踞树梢的天鹅，是我梦寐以求、想攀而又难以如愿的高枝。文化革命的兴起，大中学校停止招生，浇灭了我的大学梦，但并不妨碍我对她的向往。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我第一次来到成都，第一件事就是去四川大学看大字报。记得我当时是从锦江河畔，四川大学正门进去的，道路的两旁是高大茂盛的法国梧桐树。在每一排大树之间，栓有很多细长的麻绳，麻绳上面挂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字报。远处，一副巨大的黑色标语挂在墙上：“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走过荷花池，两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物映入眼帘，一些戴着臂章，生气勃勃的青年男女从大楼内进进出出，让我眼界大开，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新奇、羡慕使我忘记了身边的大字报。我在大楼前驻足仰望，沉思良久：美丽的校园、优雅的大楼，能在里面读书，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十二年后，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亦快哉！

我的第一志愿选填四川大学还有一个原因：离家近，回家不要钱。家父当时在遂宁汽车四十队工作，省运输公司有明文规定：职工直系亲属乘坐本公司车辆一律免费，而新南门每天都有到遂宁的客运班车。如果读省外的大学，即便是火车票的半价，回一次家也需要二、三十元。各位看官，不怕你们嘲笑，我们家真是拿不出来也。1978年9月初，我收到了四川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专业调剂为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以前报的是历史系考古专业）。

而立之年校园照，腹有诗书气自豪。（作者后排正中）川大经济系78级几位同学的校园合影。一群没有工作，没有家室的大龄青年，脸上却阳光灿烂、信心满满。对我而言，三十岁的学生似乎比二十岁的知青（图一）还年轻一些。这就是相由心生的由来吧。

从废除高考到恢复高考，从学校毕业到职场退休，几十年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而过！回想改革开放之初，深感国家拨乱反正，恢复高考，走上正确道路的不易。对我个人而言，除去政策因素之外，武汉大学的两位不知名的77级学长是我的高考引路人。如果没有遇上他们，我就不会参加高考；如果没有参加高考，真不敢想象我现在是什么样子（即便转正，也会下岗）。他们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在我迷惘的时候指点迷津，在我消沉的时候给予鼓励。在此，向两位曾经帮助过我的武汉大学77级的文科学长（没有记下他们的姓名是我今生的最大遗憾）表示诚挚的谢意，遥祝他们身体安康，晚年幸福！

退休以后，我经常思索或者与人讨论如下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官媒和专家会告诉你诸如解放思想、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生产力等一大堆老百姓很难理解，很难抓住要点的空话。在我看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放松管控、公平竞争！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国家放松对经济领域的管控是搞活国民经济的前提条件。比如，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十多年后全国人民都吃上了饱饭；在城市，国有企业实行厂长承包责任制，职工工资大幅增加；允许劳动者自谋职业，诞生了若干的万元户；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家用电器进入千家万户；高校通过考试竞争入学，选拔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国家的职责就是要杜绝一切暗箱操作，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给予每个人同等的机会！这才是改革开放成功的灵魂所在！真谛所在！对个人来说，你只要顺应潮流，根据自己的专长，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高考如此，经商如此，炒股如此，从政如此、出国留学亦如此），每个人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就能创造出极大的生产力，何愁社会不进步？我们的亲身经历就是证明。所以，我们应该不忘初心，坚定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决不允许倒行逆施，走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