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见远：变化莫测话高考

（节选自“青葱岁月”-衡铁一中1961届同学回忆录）

众多学子经过艰辛的高中三年学习，希望能考入大学继续深造，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是很多学生的愿望，只要给他（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她）就可能改变人生的命运，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每一次高考，都是特殊时代的特定产物，都烙着那个时代的烙印。稍稍改变一下某些要素，就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人的一生只有几个节点，高考则是年轻学子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节点。然而高考却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变化莫测的方式，演义着跌宕起伏的人间悲喜剧，让人唏嘘不已。对“衡铁一中”61届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一）高二意外迎来“高招”

1960年的夏天，对于在“衡铁一中”读高二的我们来说，注定不平凡。两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接踵而来。一是，因国防急需翻译的高级人才，上级有关部门决定在衡阳市重点中学高二学生中招收“双优”人才，参军入伍，直接上军校。“衡铁一中”作为市重点中学赫然上榜。二是，因铁路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急需教师。广州铁路局决定，在“衡铁一中”校址上改建一所衡阳铁路师范学院。两条消息，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打破了校园的宁静，那情那景，至今难以忘怀。

喻静同学记述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1960年7月23日，高二暑假的一天。这天上午，我在一个石灰窑干活，就是把石灰从石灰窑里挑到公路上装车运走。平时在别处干活我都是光脚板。可今天是在石灰窑里干活，石灰窑刚停火，温度还很高，地面滚烫滚烫的，如果光脚，脚会受不了，一定会烫起泡。今天我穿的是补好的旧胶鞋，爸爸有一套修鞋的工具，他从废品店廉价买回旧胶鞋，洗干净修补好，解决我们四兄妹穿鞋之需。

我挑着一担石灰刚走出石灰窑，就看见爸爸骑着自行车来找我，告诉我一个惊天大喜讯：部队来通知，招我入伍了！通知在学校。我立即把那担箢箕连同石灰一甩，径直朝学校跑去。

我在铁路上踏着枕木跑，看见爸爸在与铁路平行马路上骑着自行车，跑着跑着，我把那双旧胶鞋也扔了，光着脚跑，要当兵了，马上就有新军鞋穿了！再说我习惯光脚板跑步，在学校运动会上跑1500米、5000米，我都是光脚板。苗圃火车头体育场的跑道是用火车头烧过的煤渣捶碎铺的，我脚板底下那层厚厚的茧全然不在乎那硬扎扎的煤渣。每年天气变暖时，我就做一双木拖鞋，中午和晚上睡觉前，就穿着那双木拖鞋到水龙头下把脚冲干净后上床。起床就直接光脚下地，光脚上课，光脚打篮球，光脚劳动及参与各种活动。如果有人要到学校来参观，总务老师佘主任（一个跟妈妈一样的老师）就通知大家：今天有人要来参观，大家都把鞋穿上啦。可见当时跟我一样的光脚族还是蛮多的。

在那个只想能吃饱饭的时候，在那个还不敢想象茫茫前途是何物的时候，居然可以去当兵了，对于当时的我，是一个做梦都不敢梦到的事。我一边跑一边想着从初中以来这几年寒暑假的各种劳动，想着前几天还在考虑就要开始的高中三年级，想着一年后决定终身命运的高考，想着考上大学会怎么样，考不上又怎么办……。

没有想到，这一切在朦朦胧胧中预想着又无法确定的人生道路，却到此来了个急转弯，就像火车跑到一个岔道，被道岔引向了另一股道，人生道路也从此按照这一个轨道走去了。跑到学校才知道并没有什么文件之类的正式通知，只是老师口头通知我，7月25日到衡阳市委招待所报到。后来发现与我同去这个部队的，“衡铁一中”共有14人，经多方打听，我收集到11人：

高一：李永桂张贤哲；
高二：祝信王贵仁徐建国黄家乡谭联星夏如宝喻静；
高三：周乐均周运珍。

1960年5月，广州铁路局教育处的领导来校传达了当时铁道部教育局关于新建“衡阳铁路师范学院”的决定。鉴于国家对铁路教育业发展的需要，改“衡阳铁路第一中学”为“衡阳铁路师范学院”，为铁路教育事业培养中小学教师。学校上了新台阶，办成大学了，算是放了一个大卫星。首期办三个大学本科班，学制四年；二个中专班，学制二年。学生主要来源是当时就读高二的六个班的在校学生，“衡铁一中”高二的学生报名即可免考入学，还从各铁路部门抽调调干生直接入学，开创了工农兵学员直接上大学的先例，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审查合格直接上师范。毕业包分配，毕业后享受所有正规师范毕业生的待遇。

王承业同学记叙了当时的入学情况：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衡铁二中”初中毕业，顺利考入高中“衡铁一中”，分在43班。读完高二的 1960年夏，学校被批准设立师范学院。师范本科班在本校的学生中招生，陈碧林、黄树良、张程基、李尚宾、王承业、姜永宁、李水莲，及其他班的罗美元、江继君、李春生、文华玲、何其慧、周甸远等三十六位同学自愿报名，成了师范学院的第一批大学生。另设有一个中师部，在衡阳地区各县招收了百多名学生，作为小学教师培养。

1960年9月1日师范学院如期开学。学生宿舍不够，就把高中部的男同学赶到校外，在苗圃花园旁边的原铁二中分部的小礼堂里开统铺，上百人一大间。师院数学班的男生就安排在原铁路局的图书馆里住，顺便看管一下图书馆的设施。学生分成了中文，数学和俄语三个专业。由“衡铁一中”转读的学生，基础较好，学风淳朴，学习刻苦，接受大学的课程没有问题，而那些调干生，由于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在读了一个多月后，一部分跟不上班的自动退学回单位了。衡阳“铁路师范学院”好景不长，没有多久，国家就出台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一个学期后接到通知：“衡阳铁路师范学院”立即停办。

1961年月8日那一天，大学部的三个专业，六十八个同学用肩挑手提的形式，从江东玄碧塘的“衡铁一中”搬到了河西五桂岭的“衡阳铁路工程学校”，改为大专，继续我们的大学学习生活。而师范学院里新招的中师同学则全部下放回了家。三年后，国家形势有所好转，又把他们招回来，圆了当老师的梦。

罗美元说，我是自愿报名就读数学班的，当时的初衷是提早一年上了师范学院应该是一次机会，如果读到高三毕业，我也不一定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我们数学班上的二十四位同学，都是从高二自愿报名而来的，在两年多的学习过程中，大家学习非常认真，刻苦，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1962年7 月我们毕业，当时国家经济形势仍然严峻，直至当年十月份才分配工作。我阴差阳错的分配到京广线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火车站上当了十几年的警察，改革开放后我决意要进教育部门，才又到“蒲圻铁中”教了十来年的书，2000年光荣退休。

（二）高考正当时

1949年全国解放后才开始上学读书的同学，其成长过程完全与共和国发展同步。且经过完整的六年小学教育，六年中学教育，并经过严格的高考、严格的政治审查，几乎是一百个同龄人中才能录取一名的大学生，是名副其实百里挑一的“天之骄子”。

1961年，我们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第一个节点，即将高中毕业，备战高考。原有的6个（40班－45班）高三班级解散，按高考分类即一类‘理工’、二类‘医农’、三类‘文史’，重新编班。理工类要考数理化和外语，医农类不考数学，而文史类，数学物理化学都不考。当年流行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考理工类学生大多数数理化成绩好，而且理工类招生学校多，所以报名的人数最多，我们这一年级设有理工类四个班；医农类两个班；文史类主要是报考中文历史哲学一类的专业，高考录取也多半是进师范学院，报考人数最少，总共不到10个人。

高考前夕，又传来好消息，上级单位点名定点在“衡铁一中”招收应届毕业生，直接上军校。长春防化兵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等军事院校经过精挑细选在“衡铁一中” 61 届毕业生中招收了33 位学员（其中长春防化兵工程学院 29 位，空军工程兵学院 3 位，西安军事通信学院1位）。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杨刚毅同学回忆：“他们 29 个人是在高考前接学校通知，不参加考试在家待命，十天后在江东饭店集中，上车去北京转长春。同学们很兴奋，也很自豪，因为接兵的官兵汗衫上印有军工字样，才知道他们是去长春防化兵工程学院读书”。汤义庭、刘广生和孙超三位同学保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学院，于1961年 7月21日离开铁一中到衡阳空军医院住一夜，就坐车到广西柳州机场集训。入校不久三位同学都下放到空军雷达部队。汤义庭1969 年7月复员到了衡阳市城建局工作直到退休。

几多欢乐几多愁，高考门前故事多，接到军校录取通知的同学欢欣鼓舞整装待发。同学们这时才意识到家庭出生，政治背景是同学之间的分水岭，后来得知当年对每个毕业生都要进行“政审”。“政审”时家庭成份很重要，要往上查三代，即使父母是国家干部，但祖父母是地主、富农的就在家庭出身一栏中要填地主、富农；除了查家庭成份外，还要查社会关系，即叔、伯、姑、姨、舅等亲属，如果有任何政治问题，都要如实填写。政审结论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着重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有历史问题即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政府任过职的、在 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这些都是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所不知道的。虽然“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回响，但仍然难掩紧张而忐忑的心情，天边仿佛出现了一片云，像风像雨更像雾……。

分班后同学们开始了高考前紧张的复习过程（也有个别同学没参加高考），老师在晚自习时来校辅导，随时解答同学们的问题。在高考前，每个人要填好报考学校的志愿。不是像现在，考完知道分数后，再酌情填报自己喜欢的学校。填写志愿有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属第一志愿的学校是比较好的学校，第二志愿是一般的学校。当时湖南省只有一所第一志愿的学校－中南矿业学院，即现在的中南大学。

参加高考的同学满怀希望奔赴设在“市八中”的高考考场，接受挑选，等待命运的安排。1961年7月20至 22 日是全国高考日。“衡铁一中”参加高考的同学提前一天过江来到“衡阳市第八中学”考点参加高考，住在八中的学生宿舍里。

赵锦宏同学回忆：“乍一看高考与臭虫牛马不相及，但确实有密切相关。当晚睡下后，迷迷糊糊的感到混身发痒，原来是臭虫在作怪。当年除“四害”除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后来‘四害’中的麻雀改为臭虫，真是太英明了。可是，除四害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这里的臭虫还这么猖獗？相比之下，我们铁一中宿舍就没有臭虫。周围上下铺的同学一个个都在翻来覆去的抓挠，真是倍受煎熬！可能一些同学的皮肤和血型有关，被臭虫攻击的更凶，也可能是臭虫几天没进食了，正好‘大餐’来了，拼命进攻”。

刘寿群同学回忆说：“我从小病多，就选了‘医农’班，考生在高考前，要先填好想报考的学校，湖南医学院尽管排在第二志愿，但由于素有“南湘雅，北协和”的美称，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高中毕业学子梦想求学的地方。考前的下午我们被送到考点“衡阳市第八中学”，那里的条件与我们“衡铁一中”没法比，教室没我们的份，一些同学就在走廊上看书。宿舍更别说，房小床多，灯光如萤火虫，而且蚊子臭虫上下夹攻，招架不住，点蚊香把蚊子暂时控制住了，但床上的臭虫却越来越猖狂，我和宋才定，王继文干脆坐着聊天。市八中睡的是高低铁架子木板床，男同学将电灯灯头拆开，将电线的两极接上铁床架子上，企图通电杀死臭虫，但是铁架子床大，电流强度不够，没能成功”。

董桂兰同学回忆：“当年高考是在‘衡阳市第八中学’考的。当时只有他们‘衡阳市八中’的教室有灯，其他教室都没有。晩上一些同学在厕所、在路灯下看书，一、两点钟还没睡。男同学拼命喝水，睡下去，一下子就要上厕所，马上就不睡啦，看书。头一天晚上我们‘衡铁一中’的老师们来了。记得赵杏芝老师头一天给找们复习的一道题第二天就考了。”

1961年生活艰苦，在考试期间，学校还为考生送馒头，怕我们考试期间饿肚子，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考试完后，暑假回到家中，八月中下旬一些同学陆续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没有接到通知的同学继续在等待。在等候期间，事情有了变化，例如原来报考时志愿表上有的学校，考完之后悄悄地撤消了；考试前志愿表上没有的学校，又莫名其妙的发了录取通知。由此引发的报考愿望被强行改变了，乃至未来的人生也被彻底地改变了，命运由不得考生，看来很多事情是由长官意志决定的。报考湖南医学院的同学都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也没有接到不录取通知，却有消息传来，原预备招收到湖南医学院的考生，则分配到原填报高考志愿书上没有的湘潭，常德，邵阳三所医学专科学校。受到影响的同学有张燕来、谢黄秀、刘白坚、刘寿群、周见远等。高考前填报志愿时，学校给我们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同时在填写志愿时还加有一条：服从分配，几位同学无从申诉，只好认命了。

当年还有一个填志愿时候没有的学校，名为湖南建设学院，高考后突然增加在录取名册上，不知道有哪些同学进了那所学校，湖南建设学院是培养基层干部的，学制半年毕业，国家分配工作，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农村基层单位，比如说粮站，食品站和供销社等。可能录取到湖南建设学院的同学大多没去上学。

43班的袁细同学1961年参军了。在部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小说“牛洋田”里描写的部队围海造田，就是他所在的部队。在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袁细时任团长，他所领导的团是自卫反击战的英雄团。后以广西某军分区司令员的身份转业到地方。

(三) 军校就学的坎坷经历

周有道详细介绍了“衡铁一中”同学入军校的情况：1961 年7 月初，衡阳铁路职工子弟第一中学应届毕业班有 40-45 班共计六个班将近三百个应届毕业生，其中 40 班有十个同学参与了和军方有关的体检，他们是杨刚毅、贾崇湘、李志仁、刘妹云（女）、沈德云（女）、孙维新（女）、佘运民（女）、蒋龙生、黄国平和我。自进入高二以来，经常会有飞行员体检，军队特招体检…，各种名目的体检要求我们参加，大部分同学都是体检之后也就音讯全无，大家也就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7月7号这一天，同学们正在紧张地准备高考。原班级已经打乱，按照高考志愿重新分班。此刻理工一班的同学刚刚下了第一节自习课，龙祖福同学走到我跟前，轻声的通知我，让我在第二节课后和其他十二个同学一起到江西岸去一趟，没有告诉我为啥事情。

第二节课后，贾崇湘、黄道龙、郑锡武、张百丰、王泽民、蒋龙生、刘妹云、孙维新、张梅贞、我和一个不认得的女同学，总共13个人。我们排着队出发，步行前往江西岸，到了市委交际处才知道是不久前那个体检的复检，军校招生组在我们学校预选了32位应届毕业生，除了40班的十个同学，其他班级还有22名，今天来的这13位需要进行体格复查，以便确定是否最后录取，其余的19位已经确认。复查在169医院进行，从交际处到169医院有八公里路程，当时这条路上也没有公交车可以乘坐，我们往返都是步行。

体格复查还算顺利，只有那位我不认得的女同学复查没有过关，郑同学是因为毕业成绩没有达到门槛，最后也榜上无名，据说还有一位女同学是因为父母反对最后放弃了这个机会。7 月11号星期二，政治教研室吴绍萱老师召集我们29个同学开会，告诉我们基本上已经被正式录取，不久就要准备启程北上，同学们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招生组是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来的，是该院六系（防原子，防化学系）派出来的招生组，他们从哈尔滨出发，带着我们回去的目的地已经不是哈尔滨，而是长春！哈军工的‘六系’外迁到长春市康平街一号原总政第二政治干校旧址，成立“防化兵工程学院”，属总参管辖！

1961年7月20日星期四，下午我请假到衡阳火车站附近照相馆取回印好的照片，晚饭前才回到学校。晚饭后学校组织我们开会，会上宣布放假四天，允许我们回家准备行装与家人告别。当晚我连粮食关系也来不及办理（那个年代我们每人每月的粮食供应关系和户籍关系一样与影随行），匆匆交付同学代办，当晚就出发回家。

田心、株洲、长沙方向与我同行的还有刘妹云，张梅贞，罗振义，黄国平，贾崇湘五个同学。在车上我们约定，四天后的24日上午乘坐九点左右的181次列车回学校。列车缓慢地行驶了差不多六个小时，我终于在 21 日凌晨四点多回到了位于田心机车车辆厂福利区大哥的家中。

在家中玩了三天，大哥大嫂自然很高兴，侄儿们也很羡慕。临别大哥嘱咐我一人在外要注意的事情，往我包里又塞进五只煮熟的鸡蛋，五个饼还有两斤粮票。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想：长兄如父！

我和贾崇湘同在田心车站上车，不久就与其他几位重又见面会合。这时才发现列车上的乘警竟然是我们40班的薛正海同学，他高二就离开学校就业了。老同学相见分外开心，最让我们难忘的还是薛正海给我们每人买了列车上的盒饭，黄国平和贾崇湘每人吃了三份！在那个艰苦难忘的岁月，能有人提供免收粮票的铁路盒饭，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列车同样行驶了六个多小时，在下午四点左右到达衡阳车站，大家按时回到了学校。7月27日午饭时分我们得到消息，正式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和黄国平，蒋龙生到道口的饭馆每人花了两角钱，四两粮票吃了两碗面，就算是庆祝了。还有十几天时间就要离开学校了，总觉得离开前要给母校做些事情，于是到图书馆帮助整理图书，到学校农场与高二的同学一起搭丝瓜架，还有些同学这几天陪着高考的同学到教室做各种服务……。

八月一日中午，龙祖福和我们一起到市委交际处见了招生组的人，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们，告诉大家我们的军龄从上个月二十六号起算，初步确定八月七日中午启程北上，我们与母校还有一周时间相处。离开交际处后回到学校已经是晚上八点左右了，收到了刘广生的来信。他和汤义庭，孙超三人此刻正在广西柳州 2248 部队训练队集训，随信寄来了一张颇富想象力的照片：刘广生侧身站在大海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举目远眺，只见远处点点的鱼帆向着大海的深处飘去，他心中顿生无限遐想。我想，他和喻静都是那种身不由己的进错了门的人，诗文潜力像一颗种子一样深深地埋在他们的心中等待发芽。

八月三号，参加高考的同学都回来了。下午我道别了好友成安衡和郝利民，成安衡为了让我动身前拿到 40 班合影，自己想办法给我放大了一张全班合影照片，此时我拿在手里心里觉得沉甸甸的，三年同窗日夜相伴结下的友谊全在此刻的不言之中。第二天上午，我们全体29人到衡阳市七中报到，与衡阳地区其他学校的录取新生会合，准备北上。

八月七日中午我们在衡阳车站正式启程北上，40班两位女同学陈丽娟和金翠英微笑着站在那棵大樟树下为我们送行，我们依依不舍地在人生道路的岔口挥手告别，再次相见是在开放改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的三十年之后了。

陈丽娟同学追寻父辈的足迹，如那首非常动听的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歌词所言，她也走上了“那个神圣的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在自己的母校衡阳铁二中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金翠英同学直到她离世大家也没能再见上她一面。

列车为我们加挂了两节车厢，经过长沙时，招生组在湖南招收的 250名新生全部到齐，一路浩浩荡荡经过北京于八月十一日上午十点到达终点长春车站。陕西的 250名新生也同步到达。五百名新生中的男生按地区编成两个新生大队，一百多名女生单独编成女生中队。衡阳铁一中的19名男生被编在一中队一区队他们是：杨刚毅、王泽民、黄道龙、贾崇湘、李华舫、梅强云、蒋龙生、周有道、李志仁、熊健根、张百丰、黎志荣、金士勤、付绍基、龙祖福、黄国平、李元方、周三立、戈禄溪。十名女生被编在女生队的一个班，她们是佘运民、沈德云、张梅贞、付桂香、孙维新、姚美云、宾巧莲、吴安娜、刘妹云、罗振义。

由于国民经济正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阶段，本届新生进入本科学习的道路格外的艰难而曲折。全体新生从八月十二号起的一周时间里，全力投入到学院的搬迁工作中去，老学员暑假尚未结束在各自家中还未回学院报到，铁路货运站到学院的短途运输繁重的搬运工作落到了全体新生的肩上，光是实验仪器设备通风柜就从哈尔滨拉过来将近八十个车皮。八月十九日搬运工作圆满结束，我们仅休息了两天就进入了三个月的新生入伍训练阶段，严格的队列训练，陆军单兵武器的熟悉使用，班排连的各种战术动作的操练……。

入伍训练在十月底提前进入尾声，学院政治部进行了分科分系及下连队锻炼的动员落实工作，这是本届新生入学之前特有的工作，为的是落实政府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政策。全体新生打乱分为两部分各250名，包括一百名女生在内的 250 名新生幸运的优先进入本科学习，作为学院的1961届学员，我称其为一梯队；其他 250 名男生下放到防化兵连队当兵锻炼三个月，然后是半年的高中课程复习。于1962年九月进入本科学习，作为学院的 1962届学员，我称其为二梯队。政治部反复承诺，两届学员各方面待遇完全相同。经过政治动员，分班讨论表态后，许多人写了申请书，要求下连队锻炼，最后名单公布。一梯队的铁中校友有十九位：杨刚毅、王泽民、蒋龙生、龙祖福、贾崇湘、李志仁、熊健根、黎志荣、周三立，加上十位女同学：佘运民、沈德云、张梅贞、付桂香、孙维新、姚美云、宾巧莲、吴安娜、刘妹云、罗振义。二梯队的铁中校友有十位：张百丰、付绍基、金士勤、黄国平、戈禄溪、梅强云、李华舫、黄道龙、李元方和我。

1961年11月6日星期一，天气晴朗，二梯队的二百五十名学员打起背包就出发，在吉林省蛟河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镇以及中朝边境哈拉巴山大拉子开山屯等地洒下了我们的汗水，留下了我们的脚印。我和李元方在龙井镇的一个小油料库站岗三个多月，夜间每晚站岗三个半小时，看够了边陲小镇寒冷夜晚的皎洁明月。此间我先后接到了成安衡、刘广生、郝利民、汤义庭、熊健根等同学的信件，慰问和鼓励全在信中。

1962年2月21日星期三，我们结束了三个多月的连队锻炼回到了学院，大院里静悄悄的，同学们都在紧张的学习。全军第八次院校工作会议刚刚开完不久，要求院校工作必须围绕以教学为中心的精神展开。学院的学籍管理也越来越严格，一门主课补考不及格就留级，两门主课补考不及格退学处理，毫不含糊。教室里的灯光几乎彻夜不灭，学习吃力的同学不得不开夜车或开早车，开早车的同学来到教室，头天晚上开夜车的同学还没有回去睡觉！有很多同学因此身体适应不了这紧张的学习，最后不得不放弃。

我们在学院逗留了短短几天就南下甘肃天水，在一所高级步兵学校安顿下来，开始五个多月的高中课程复习，教师由学院和高级步校派遣。这是一所培养营以上野战军指挥官的学校，教室等建筑物是清一色前苏联风格，学校里体育馆、图书馆、礼堂等设施一应俱全。此刻并无其他学员在步校受训，只有我们两个中队二百五十人的补习大军。高中课程的补习也是非常紧张的，此刻我们也悟出一点点道理，说是补习，实为二次考核！学院里各年级的学员和高级步校里补习功课的学员都面临大浪淘沙式的筛选。

1962年暑假开始前，留在学院的第一批学员和在天水补习后经过考核的第二批学员被都被分流了三分之二。天水步校补习的 250 名学员只有八十名回到长春进入本科学习，其余被分配到总参的几个外语学院（张家口，南京）、防化兵学校（中专）、新疆机要部门和卫生学校等单位，张百丰、龙祖福等同学去了南京军事外语学院。也有不少被退学复员回家或转入地方工作。

两批学员的待遇还是有差别的，第一批一门主课补考不及格的学员还有留级再学习的机会，继续留在学院学习，第二批学员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衡阳铁一中1961年的29名应届毕业生最终有：杨刚毅、黄道龙、李华舫、梅强云、蒋龙生、周有道、黎志荣、付绍基、黄国平、佘运民、张梅贞、孙维新、吴安娜、李元方、周三立、戈禄溪、罗振义、贾崇湘、付桂香、刘妹云二十位同学圆满完成了防化学院本科课程，61/62 届毕业学员最后同时毕业分配到海、陆、空三军种的不同单位。张百丰从南京军事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二炮”某研究所。这一届学员的军校就学道路艰难坎坷，但是铁中校友的成材率还是高达 69%。29位校友，只有几位没有抵达学海的彼岸，远远高出61、62届防化学院 30%的平均成材率。军校新生采用保送制度这是最后一届，文革之后所有的军校，均采取从应届高考生中提前择优录取的方式。

（四）复考生

学习成绩优秀，1961年却名落孙山的三位同学，1962年又毅然走进了的衡阳市高考考场。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他们，不得而知。但事后我们得知道，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在等待他们。好消息是 1961年6月10日下午3 时，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作报告，传递了一个”不唯成份，重在表现”的信息，高考招生将对家庭成份不好的学生网开一面。坏消息是因种种原因，经整顿后，1962年全国仅剩高校 610 所，高校数量比 1960 年的 1289 所减少了二分之一，当年招生总人数只有10万7千人。生源多，但招生名额最少，因此 1962年成为高考录取率最低的一年。考上大学难于上青天，然而胡驭华，刘义质，唐赫德三位同学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分别考取了大学，共同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给我一个机会，我还你一个奇迹”，这可能是对他们最好的评价。

1963年衡阳市高考考场，又迎来了三位特殊的考生。他们 1961年毕业于“衡铁一中”，已辍学两年。但他们渴望深造，学好本领报效国家拳拳赤子之心始终未变。费奇，赵晓融，邹瑞玲三位同学不约而同地参加了1963年全国统一高考。

虽然高考招生形势仍然严峻，据传，高校数量由 1962 年的610所，到1963年调整到407所，招生名额13万3千人，高校录取率仅比最低的1962年略有提高。面对如此不利条件，他们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三位同学全部被不同的高校录取。他们用智慧，执着和实力，书写了属于自己辉煌。

邹瑞玲同学回忆说，为了挥之不去的大学梦，我决定参加 1963年的全国高考。尽管自己考上大学的几率微乎其微，但总不愿放弃。我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名参加考试。咨询，报名，政审，体检，探考点……所有的一切，必须自己亲力亲为，烦琐，困难可想而知。经过一周的奔波，终于拿到了准考证。白天照常上班，晚上6点至11点挑灯亱战二十余天，总算把各科知识过了一遍，就匆匆上了考场。一个多月后，姜同学领着邮递员到我家，把东北林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递给我！我惊得目瞪口呆，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直到邮递员匆匆离开至始至终我都没有说声谢谢。天啊！我终于圆了大学梦！

命运在十字路口分岔后，境遇就会是天壤之别。我们这一届同学，1961年高中毕业本来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毫不搭界，但是命运的安排，受家庭政治条件的影响，高考没能参与或落选了，也就让陈紫云、李兆生、魏春麟等同学在60年代后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成了年纪最大的知识青年。

1964年以后，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大军中，再无我们同届同学的身影，属于我们的高考画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