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赤：没有奢望过的高考

有同学开玩笑说77、78级的人回忆高考篇篇都是泪。这不是大家矫情。77、78级里不是应届生的当然比应届生有更多的经历。而78级还有一点特殊，那就是78级不是应届生的学生大都曾在77年因为政审不过关而落榜。这部分人当然就有更多的故事。

我的经历和很多老三届新三界的比，没有那么多跌宕曲折。在旁人看，我一路好像都很顺利，也没有吃什么苦，比大部分的同代人还多些小幸运。 小学初中高中似乎水到渠成。中学毕业后大部分人都修地球去了，我却进了国营工厂，在厂里也比其他师兄弟们更逍遥自在。恢复高考又顺理成章进了大学。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每一步都曾经被印上过时代、环境和人性的烙印。每一步都有些波折和意外，而每一个波折，都可能完全改变我的人生。每一次，都因为有很多亲人、朋友、师长、前辈的支持和帮助，才有惊无险的渡过。

小学：早早断了大学的念想

我当年也是头上顶着特殊光环的“黑五类子女”。父母的家庭出生都不好，父亲曾经是川大中文系书记，因为为学生辩护把自己搭进去成了右派。文革中父母都受到冲击。不到小学毕业，我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和其他的小朋友不同。母亲曾经反复嘱咐我有些话别人可以说但我不能说，有些事情别人可以做但我不能做，有些梦别人可以有但我最好不要有。所以虽然我从小在学校成绩一直就很好，但也早早地明白了上大学不是我可以有的奢望。

初中：第一次受益于邓小平复出

虽然小学升初中时我没有因为家庭遇到什么麻烦，但因为中学的校舍曾经是关押母亲的牛棚，我小学五年级有段时间每个周末都要去体会探监的滋味。所以上初中以前我对它的印象就是一所阴森森的监狱。初一我第一次去报道的时候，在很远的地方看着学校来回徘徊了很久，非常不想再走进那个地方。以后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慢慢习惯它就是个学校，不再是一所监狱；我是一个学生，不再是来这里探监的反革命子女。

初中最后一年，适逢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提出大学招工农兵学员也应该重视文化考试。这个态度对教育界影响很大。学校风气立变，老师们都很振奋，因为又可以认真教书了。学生成绩又成为评价学生的重要指标。初中最后一学期期末考试，我10门课平均成绩97分。代表学校参加全区中学的数学和作文比赛也都得了第一名。虽然当时升高中的比例不到10%，但因为学习成绩成了重要指标，老师和父母都觉得就算作为“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我升高中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接近公布录取名单的时候，我们在老家度假。我的语文课李玉度老师写信来叫我们赶快回去，因为我升学出了问题。有学生家长找学校的麻烦，说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子弟不能升学，而右派子女却可以，学校领导正在犹豫。原来我最好的一个哥们的家长在找学校。我这哥们学习不好又非常调皮，所以不在录取之列，他自己也没有对升高中报什么希望。但是他父母知道我家的情况，然后就有了这件事情。这一下搞得我们哥们之间很尴尬。我母亲回来后找了学校、教育局和区里的头头们。这些人其实都是看着我从幼儿园长大的。最后区委书记表了态，我才进了高中。

所以，如果不是邓小平复出改变了学习环境，老师及时通告，区上领导开放绿灯，我就止步初中了。

高中：读书无用，另寻寄托

进了高中，风向又变了。黄帅、张铁生成了时代的榜样，反“右倾翻案风”的号角徐徐吹响。邓小平主张的采用推荐和考试结合的大学招生方案胎死腹中。上大学还是只有靠推荐一条路。老师们的教学热情被浇灭，学校不敢再要求学生学习，到最后期末考试都取消了。我身边的朋友中只有家庭条件好的还在听课学习。私下里聊起来还希望以后当知青后可以做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看不到读书的前途，我的兴趣转到了画画上。到高二我几乎每天只带个画夹去学校。上课就画老师画同学，放学就去野外写生，晚上就在家画素描。老妈那时笑说，以后你能做个钟表匠就最理想了，不累，还能有口饭吃，多好。我想，也许画画既愉快也能糊口吧，没见到处都是宣传画吗？特殊时期有特殊需要。

高中的老师们：潜龙卧虎，为人师表，慧泽人生

我的中学是在文革中从一个农业技术学校改为普通中学的。第一届学生没上几天学就被送到云南支边去了。我们算是学校的第三届学生。虽然这个学校最初在名气上没法和当地其他几个老学校比，但是学校的老师基本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还有一些从成都几个最好的中学来支援郊区的老师，比如我的班主任吴仲先老师，是成都四中来的；物理课戴高龄老师，后来是成都七中的校长，成都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俄语课李大成老师，是川大卢剑波老先生的学生，四川世界语协会的理事；还有语文课冉福梅李玉度韦惠敏老师，数学课郑蜀明老师，政治课李永江李克容老师，生物课刘世仙老师等。这些老师和后来我无论国内大学的教授们还是国外大学的教授们比，虽然教学内容的层次和范围各有不同，他们对自己所教的科目的熟悉和了解，对学生心态的掌握，对学生兴趣的诱导和启发，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言传身教，都毫不逊色。有的在育才竖人方面做的更好。我们在学校那几年，这些老师带着我们很快在当地各个学校之间崭露头角，压过了其他几个老学校。

虽然进高中以后学习不再是重点，老师们在课堂上也不再敢严格要求大家，但我们的师生关系非常融洽，结下了很深的师生之情。这些友情一直持续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很大的原因要归功于我们的班主任吴仲先老师。吴老师对学生们非常宽容体贴细致关怀。按我当时的成绩和老实劲，如果是其他学生早就入团了。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学校团委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把我拒之门外，哪怕我的同学和老师们很多次为我力争。到高中不是团员的学生已经非常少了。吴老师鼓励我绝不能放弃。她说其它人入不入团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如果你高中入不了团，以后毕业到社会上，就会是一个很大的污点，在不好的家庭出身上雪上加霜。因为别人可以说你连最简单的团都入不了，还算什么“可以被教育好”的人？到最后还是因为区上有领导说了话，我才在高中毕业之前入了团。而我居然也有了自己真的像个“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的感觉。

化机厂：挤进工人阶级队伍，小工人的三栖生活

高中毕业以后，大部分同学都在农村修地球。因为独生子女不下乡的新政策，我又幸运地躲过当知青这一关。都知道我这种头上顶个黑光圈的人下乡就很难回城了。我对前途倒不是很担心，一是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企望，二是觉得凭画画也能混个出路。高中毕业后大家在等安排工作时，我就开始在电影院做临时美工。福利之一是可以从内部买紧俏的电影票。当时复映《刘三姐》，我大概给朋友们买了两、三百张票。有些哥们看了几次还陶醉不已。我最后坐在第一排最边上的位置看了一次，因为角度太偏，银幕上的人看起来都扁得像一张张的纸片，全然没有体会到把众多哥们迷得颠三倒四的刘三姐有多大的魅力。

当美工的好处是附近几个工厂里搞宣传的都注意到我，表示有指标可以考虑招我进去。半年以后，化机厂（四川化工机械厂）第一个开始招工。按政策，我被招进去是很自然的。但因为我头上的光环，事情又起了波澜。毕竟那么多工人子弟革命干部子弟都下乡了，一些人又有意见了。最终又是化机厂的厂长点了头，凭画画的特长，我有惊无险地进了化机，算是“挤进”了工人阶级内部。

在化机厂我呆了两年多。厂里和车间的上上下下都让我感到非常宽松自由、被接受、被信任。进厂后我又被招纳进了厂篮球队。分配工作时厂里把我分为钳工，以便随时可以把我借调出车间，不必像机床工或者操作工那样需要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顶岗位。从此我开始了惬意的三栖生活。平时在车间上班。逢年过节或者有什么运动就到厂工会几个星期去画宣传画、布置专栏和展览。在这之间，厂蓝球队会时不时抽出来练练球，到各地去比赛，一帮年轻人专车相伴到处公费旅游。我所属的维修车间有200多人，其中80%都是同期进厂的师兄弟姊妹们。有一次车间的彭书记在大会上表扬我哪里需要就去哪里，随叫随到，任劳任怨。会后被师兄弟们一顿好骂，说你小子这样也可以得表扬，这么好玩的事情我们也会很乐意任劳任怨的。我当时以为这辈子大概就这样混下去了。

第一次高考：恩师锲而不舍，点燃求学之念

文革的结束对很多人来说很突然，但是也有很多人不感到意外。恢复高考也是一样。很多人一直都相信高考一定会恢复，不然国家就会废了。虽然77年恢复高考的正式通知是十月公布的，从春天开始就有一系列教育界和科技界的会议和文件预示改革的到来。很多人从初夏开始就预感到大学会恢复高考。我的几个朋友早在恢复高考的通知出来之前就在为高考复习准备了。那时看身边几个好朋友都在积极地准备考大学，虽然心里偶尔也有些羡慕和失落，我也没有感到特别的怎样，毕竟从来没有觉得上大学和我有什么关系。

虽然我自己对高考完全没有想法，我曾经的班主任吴老师却没有放弃。她几次专门到我家里来，苦口婆心的劝我要去参加高考，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不要放弃。家里人和我都没有怀疑过我能不能考得好，但觉得我肯定过不了政审那一关，所以也就不愿意再去招来被政审拒绝的伤害。

到了十月下旬，恢复高考的正式通知出来，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强势拿掉了”领导批准”四字，并强调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同时，上层将为以前各种政治运动平反的传说也越来越多。吴老师又赶到我家里，说这次高考很可能会放宽政审条件，劝我一定要去考，哪怕是死马也要当成活马医。吴老师的执着都让我不好意思了。这毕竟是我的事情。我能不能上大学，对老师来说还真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没有半点的私心私利可图。最后我终于决定参加77年的高考。

现在回想，如果当初没有吴老师的坚持，完全按我和家人的惯性思维，我很可能都不会参加78年的高考。看到78年政审放宽的事实后，我也许可能会参加79年的高考，但也有可能就在厂里上电大。那今天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了。

第一次复习：临时报佛脚

吴老师见我答应去考，非常高兴，马上就带我去学校把准备好的各种复习资料给我。拿到复习资料，我才知道自己把初中到高中的东西全都忘了，基本概念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一样。我只有开始拼命一样复习，经常晚上搞到3-4点，然后7点又起来去上班。

不过我在厂里的三栖身份帮了我。虽然在车间里没法上班的时候看书复习，但正好厂篮球队要训练比赛，我从车间出来后就向工会的老朱和队长张正通请假。大家听说我要参加高考，都很支持，二话不说就让我回家了。球队训练结束后，我又去工会找毛主任要任务（因为他的姓，我们厂只有工会主任，没有工会主席）。毛主任说现在还不到节日，也没有什么运动，没啥要搞得啊。正好后勤部长在旁边，就说小王你来给我们的仓房装饰一下吧，每一个仓库门上画个宣传画大招牌，让大家对每个仓库一目了然。于是我就去了后勤仓储，占了一个大会议室做工作室。每天拿着大毛刷呼呼一挥，满天朝霞有了，再刷几笔就是鳞次栉比的厂房和建筑。再在近处画些各种有代表性的零部件。要不了多少时间几米大的招牌就差不多了。然后我就钻到画台下面呼呼大睡，为回家复习养精储锐。

77级落榜：原罪如山，曙光初现

78年春节期间聚会的时候，有人说大家等这个录取通知都等瘦了，你怎么长胖了。我自己知道，那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期待什么。我虽然参加了这次高考，却完全没有进入状态：不仅没有对录取寄予什么希望，而且对上大学这回事仍然没有真实的感觉，没有觉得这么考一考就可以进大学了。直到寒假里我的几个好朋友都拿到了入学通知书，我才相信这大学还真这么考一考就进去了。当然，最终我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甚至后来扩招后又让大家填表，我也没有听到更多的音讯。

录取结束以后，戴老师打听到了我的成绩。我其实是上了招生线的。77级四川省的录取线是200分，我考了236分。我的政审还是过不了。虽然已经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有些惨然的感触。后来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和印度同学聊起印度的种姓制。我开玩笑说我也有类似的生而获罪世代相传的贱民体验。中国古代一直有贱民阶级的存在。而“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就是新时代因血统而获罪的现代版贱民头上抹不去的烙印。

虽然七七级没有被录取，但是新的传说又来了，说七八年的政审会进一步放宽。吴老师很担心我因为第一次政审没有过关而灰心放弃，还在大家等77级录取通知的时候就我打气，情况一定会越来越好。戴老师也说：其实你上次最后同意考的时候我都没有对你报什么希望，没有想到你能考到这样。别人都在一套一套地做各种模拟考试了你才从头开始。这一次我们认真复习，一定能够考得更好。而且给我分析政审肯定会更宽松。邓小平两次复出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所以虽然政审的阴影还在，我对复习的态度却更积极认真了。

重新复习：土八路补习班

春节后送走考上77级的朋友，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又开始复习。当时吴老师的化学，戴老师的物理，韦慧敏老师的语文，都是在晚饭后给我们几个专门开班辅导。其他科目的老师，也把在校生的复习资料和练习分发给我们，有问题都随时解答。这些老师白天给在校学生正常上课，放学后给准备参加高考在校学生补课。晚上周末就安排给我们这些早已离校的学生。当时的在校生在背地里笑称我们是土八路游击队。现在想起天天晚上去学校复习的情景，都觉得非常温馨。师生都全身心投入，每一个练习，每一次模拟考试，这些老师都仔细批阅，然后再一点一滴地剖析讲解，再反反复复的抽查我们是不是理解掌握了。想想当时的老师们都是不计任何回报的无私奉献，和现在办补习班的老师们，是天上地下的差异。

填写自愿：顾虑下的选择

77年报考时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希望不大，重在参与，都没怎么在乎我填什么自愿。心想自己是在机械厂，报名的时候我全部填的工科院校和机械有关的专业。第二次参加高考，报名就很认真了。如果按照个人的兴趣，我最想学美术。78年我特意去参加了四川美院在成都的初选，拿到了美院的准考证。但是父母打了招呼，说我这种有特殊“光环”加身的人不能和任何文学政治艺术的学科沾边，因为太容易被人上纲上线了。所以我只能在理工科里面选。美院的考试我最终也没去，只是用准考证在车间请了几天假在家复习普通高考。

受戴老师影响，在美术之后，我最想学的是物理，第一自愿填了川大物理系。因为老爸当初是在川大中文系当书记时为学生说话被打成右派的，我希望自己能够重回川大。因为家里不愿意我离开成都。成都的理工科院校不够填，北大清华不幸充当了我的第四、第五自愿。

再上考场: 物理试卷中的40分

整个考试没有什么大的波折。每天自己骑车去考场，再回来。那几天，吴老师都要在中午见见我们，要我们稳定情绪，不要为上午的状况干扰了下午的考试。物理是我最在意的科目，考物理有些小故事现在还记得。一是在去考场的路上，我突然想到一种复习中没有见过题型。一边骑车一边和一起去的几个伙伴说起这种题，大家都说这太难了吧，可能不会考。但拿到试卷，我看到其中一道20分的题就是这种题！因为有这之前的铺垫，我倒是很顺利地做出来了。但下来一问，他们几个都没有做出来。另外一道20分的题，我一直看不懂线路中的一个开关。直到还有5分钟，我猜出来它应该怎么工作，赶快在时间到的时候做完。最后分数下来，我物理得了98分。

被录取：一波三折，南辕北辙

高考成绩下来的那天下午，我还在家里睡午觉，哥们就打上门来，说高考成绩都下来了，你居然还在睡觉！他已经从区教育局得到了我的分数。我们这个区是成都的一块飞地，平时好像和成都没什么关系一样。所以比教学水平比成绩，大都在区里这些学校之间比。我的成绩是397，在全区排第三。前面有两个老三届比我高。我算文革后小字辈毕业的学生里面考得最高的，所以老师们很高兴，算给学校争了光。

知道了分数，我心里就很安定了。当时已经知道政审会非常宽松。除非本人有严重的问题，家庭出生将不会再是个包袱。老爸以前在川大的同事也和川大去招生的人沟通好了。按我的成绩，大家都觉得我进川大没有任何问题了。

但是在临近发放录取通知的时候，川大传来的消息让我心又凉了，因为川大招生办的人在省里提供的考生档案中根本就找不到我。好的是，很快我就收到成都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因为当时大家已经知道工学院要划给科学院，升为重点大学，改名成都科技大学。所以虽然失望没能进川大，也不算什么，能进大学已经是天大的幸事了。但是看到专业，我就傻掉了：数学？？！！

虽然我在中学数学成绩一直还是很好的，没有输给过谁，但我从来没有一点点学数学想法。特别是那会有报道陈景润的文章，我觉得学数学的都是些特殊材料的天才人，或者怪人。我有朋友考入77级的数学专业，暑假回来聊天说每天要做100多道题，我觉得这简直是非人的生活。现在轮到我自己要去学数学，我完全想不出自己有做一个数学家的潜质。但是当时有不接受分配5年之内都不能重考的规定，没有选择，我只能接受这个天上掉下来的一无所知的专业。

后来听科大去招生的老师说，因为是成都工学院升为重点的第一年，高分段报考的人不多。省招办就拨了一批高分段的给工学院。然后工学院认为报数学的高分不够多，又从报其他专业的分了一些人给数学。这其中就有我。好笑的是我数理化三科，分数最低的就是数学。其他两门我都考了90几分。

最后的折腾

我高考的故事到这里本来应该就结束了，但是小惊险小波折还没有完。到工学院报名体检的时候，说我肺上有阴影，不能入学。冷汗都出来了。我有记忆以来肺炎都没有得过，这是怎么回事？去川医再查，说好像是有点炎症。开了点药吃了一周，再查，说正常了。这样我虽然是全班最后一个入校的人，最终还是踏进了大学的门，成了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大学生。

后记：终于把流水帐写完。一直想什么时候写写高考，这次来的比较突然。写完以后很多感概和感想，就另外再说了。有趣的是我的川大梦最后还是实现了：几番折腾，成都科大最后和川大又成了一家。所以我现在也是川大校友了。在我离开学术界之前，还做过几年川大的客座教授😁

On 05/15/2021 @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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