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协高教国文，也要依课本编法来讲修辞和论理学。我便籍此机会，编写《因明易解》，先在一个班试讲，看是否能为学生接受，果真“易解了”。这是继续我在嘉属联中的未尽之志。那时我已经拿陈望道的《因明学》和窥基大师的《因明入正理论疏》等自学，而以数理逻辑，特别是逻辑代数（Boole-Scloder Algebra），两值代数（Two-valued Algebra）来比照。遇有疑难，便写信到抗战时期借住江津白沙的吕微（秋逸）老师，并承以所译（从藏文）的陈那造之《因轮论图解》相示（这《图解》我一直保存到去年，才转送给川大哲学系的逻辑教授）。到了华西协高，才写了《易解》，得到实证，果真易解。还记得曾写过一篇序，登在林憾庐编的《宇宙风》上。自认能使“印度因明从释门大德和我国士大夫认为十分深奥的东西，高中三四年级学生也能学习理解甚至应用，举传统逻辑及数理逻辑（初阶）及因明而融会之，以求正於学者，并以告慰于我父亲早年对我的期望”。後来《易解》全文分期在成都中兴日报副刊上发表，并作为１９４４年到川大後交给校当局委托王燕生教授及另一位教授评审，然后送教育部复审，取得教授身份。
同时在中兴日报副刊上还登载了我和陈翔鹤的一些散文（记得有一篇谈友谊）， 以后又在该报副刊每周一次的《思想》中间发表了我写的《圣西门，付利叶、阿文，其人及其思想》三篇文章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共产主义思想》等。（因协高同事友人舒君实当时任新闻检查处职务，特予通过。）
本年阴历二月尚琼带峨儿随九弟到成都，先暂住楞伽庵街友人单期健处，然后迁到华西坝华西协高宿舍。但是当时日寇经常轰炸，不能不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峨儿安顿好，这样尚琼才腾得出时间准备考学校。办法是把峨儿送交新西门外友人陈尔鋹（陈铭兄弟）夫妇－—他们为避轰炸，佃居郊外－—抚养，按月付托养费。这样大致过了半年多，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生小孩，便要求我们把峨儿送给他们。我们当然不愿，便把峨儿接回来。那时因为天矞已到成都，在老西门外民新中学教书，并在西门车站近处孙家花园和友人毛一波佃有房子，就由天矞请人哺养照顾。
七月二十四日成都被炸，烧毁东门新南门间大小街２５条，而八月十六日合江被炸，八弟、十妹、十妹的儿子、袁五姊丽华及其女良昭皆死于难。（参看第一部分）
我同九第离开协中便到石室中学，前已提及。我教授外国史，教本国史的是刘俊达。我大致是１９４８年前（确切日期记不起）分配了住房（桐园三号）便迁过去。九弟在石室中学则同刘俊达一起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和罢教活动被国民党逮捕关到将军衙门三个多月。我虽多方营救，毫无办法，後来九弟是由他的学生家长陈兰亭（大致是当过军长或师长的）保释出来，转赴泸州川南工专、四川化工学院任教，到１９５５年才调到成都工学院任教。他在川南工专任过工会委员，化工学院工会主席，到了成都工学院后（以后改为成都科技大学)任过工会副主席等。在他被捕以前还和我及十三中同志龚裴伽共同创办了学术性的，也是安那其主义性质的《长江月刊》出了三期后停刊。九弟在上面发表他的译著，我也译登了Rodolph Rocker的《罗马论》；又译了《希腊的政治分治》（都是在Rocker的专著《民族主义和文化》（Nationalism and Culture），后者至今未发表。此外，１９４７年我还在某报（忘了是不是中兴日报？）登了译文三篇：（１）意大利C.Beruneri著《反尼采的尼采》（２）英Johan Heweton著《倍多汶与自由》（３）英Herbert Reed 著《论英人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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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先生是我少年时期最亲近的语文老师龚裴伽先生的往年交，长期的文坛好友。他女儿，女婿都是我的好友。六四年代有幸读到他翻译的整套希腊戏剧。因为年幼无知，毫无历史和文学根底，看得很头痛，最终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