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回忆琐记（5）
Part III
江苏省立第一中学的高三是新办的，相当于大学预科，毕业了，可以考大学本科，男生没有宿舍，要自己找。我们只有在附近小旅馆里住。同一间房的是我，王庄卿和一个泸县人孙谓滨；另外一个合江同乡人邹维青住在另一间房，他们年龄都比我大。我们住栈房，又出去包了伙食，食宿都解决了，可以安心上课了。我们的校长是东南大学的名教授，英语专家陆殿扬，高三主任是新聘来的香港大学毕业的朱复（字恢伯，前四五年我才探知他在复旦大学教书，和他通了信，哪知一年后他便去世了），我们班上还有三个女同学，是住校的，我只记得两个名字：谭慕愚，汪沅，汪沅是最天真活泼的，我现在脑子里还有印象。
现在该说到上课了。对我非常非常吃力。因为我不是正规的中学毕业生，文科课程我读得好，理科的就不行了。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定性定量分析化学，……在我如读天书，又是英文原本，我几乎要请自动退学了。但机缘凑巧，文科班又招生了，我便向朱主任申请读文科，得到准许。于是乎文字学、文学史、伦理学、人生哲学、中外历史，英文文学（读的是易卜生的名剧）英文修辞学等，外语从理科的德语改学法语。我的德语基础便是在南京一中读理科时两个星期打的。但课本多是用英文本子，老师有时还用英文口讲，而我听起来十分吃力，下课后拼命翻字典，请教孙同学，他几乎成了我的活字典。我读音不准，同学们笑我读的是“四川英文”，总之，十分吃力。英文作文老师说，结构可以，用词也好，就是语法错误百出。“你是当成中文作文写的”。这些都须得我大大努力，有的还要从头学起。
我有一个同学是丹阳人，年纪和我差不多大，叫胡迈，字仲舒，他是理科班学生。他的英文写说都是文理科班中最好的学生之一，他和我一见如故，为什么？怕是所说性情投合得来。我们星期天或假期，甚至旷课去游白鹭洲……。他会做诗填词，也会讲演。我们的友谊维持到解放前。当国民革命军收复上海时，他时常接济我，甚至把家里的米拿来接济我。在一中时，我因他认识他的表兄吕叔湘，成了我又一终生知己。我们学校还请了欧阳竞无的首座弟子吕澂（他是吕叔湘的堂兄）教美学，常常上课时带些西洋名画，名雕刻给我们鉴赏。此外，乘梁启超来东南大学讲学之便，请他每周来一中讲一次有关“世界文化史”的专题，全校师生都在大礼堂听讲，作笔记。也请李石岑来讲人生哲学，接着李石岑来讲的是舒新城，后来他们都各自出了书，讲伦理学的倪文宙，是当时有名的学者。
我的生活一到阴历九月便感到衣着不够，尤其是冬天，我的同旅舍一间房的共买了一个小火炉子，烧木炭，好得只有三个人，可以围着取暖。我带来的是薄棉被，只得和王庄卿（我两是合江同乡，早就相好）同床共被，冬天家里常常是不来钱，欠了伙食老板的债，给我“改良”了下饭菜，又少又差，只得挨着。
可是因为一中高三开了男女同学的先例，受到省议会议员们的反对，引起了不仅一中，甚至男师、女师都结合起来，举行声势不小的游行抗议，迫使他们撤回了议案。中学生中，我和胡迈，还有后来以吴梅的弟子、词典专家的卢前（他是我文科同班）都是运动中活跃分子。而我的安那其组织“民锋社”在一中成立了。实在说，它不是名符其实的“组织”，只有我和胡迈两人，我化名吴沄，他化名为菉华，自费印“民锋”宣传介绍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经费由当时南京的同志捐助。主要是设在清凉山的私立建业大学的教师卫安仁（字惠林，笔名非子，他是山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另一个是上海仓圣明智大学的范雄毅，我就是从后者那学会国际音标的。
次年（１９２３）六月，我毕业了。刚领了毕业证书，第二天便搭火车到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华光医院邓梦仙同志（四川忠州人）开的医院里。就在那里，我第一次会见了陈翔鹤，他请我吃香蕉，看卓别林演的电影，都是生平第一次。后由梦仙给我买好到天津的海船，送我上船。这是我第一次坐海船，但虽不是漂洋过海，却浅赏一次，观赏了近海的景致，海上的日出，和几个小岛子。船开出不久，船上的腥气味，船的颠簸，使我受不了。我又没有买吊铺，只好用一张毛巾包一块香皂蒙在鼻子上，也踏着舞步到船边观望。船到烟台停泊了几个小时，我买了海蟹，赏了新。我在天津旅店宿了一夜，没有出去逛。第二天，很早便到了北京。
梦仙早有信去，因而有朋友来接，住在沙滩，银闸井儿胡同华通公寓，和万华清一个公寓，距北京大学很近，可以自由进去。我有新识面的同志吕向晨，曹文曜，谢风举，郭增恺和爱罗先科的高足冯省三，还见了诗人刘梦葦，张禅林。甚至我可以把通信处写在北大收发室，自己去取。也可以溜进教室听课，只要有空位子，并没有人查问。我去北京，原来是为了报考北大，还未考，我先参加了一个会—－是ＡＦ（远东无政府的什么会），会上认识了景梅九、杨人楩（北师大）、陈空三、陈声树、黄凌霜……，会夜里开，我只算观光，对谈些什么，我都不清楚，大家争论得剧烈，大致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也就散会了。但我有了收获，二陈约我在新成立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招考的那一天，去帮帮忙。到时我去了，只是在考场里走走，因为我那时也算是粗通世界语了，我特别和冯省三谈得来，他年纪不大，北大学生。我们住处相距不远，我经常去看他，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他送了我一本德国出版的Friedrioh Pillath译的《海涅诗选》（世界语），后来又送我一本他编的《世界语初级读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不久北京又掀起一次大运动，几个大学的学生都动起来了，那是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我也和北大的同志参加进去，后来军警出动镇压，我被公寓密报，好得有人通知我（可是萧华清？），我赶快到国风日报社景梅久处躲避。北大考不成了，只好回南京了。一九二四年我回到合江家里，被市政督办苏自芳聘我编“符江三日刊”，为时不久，我又再到南京。这回回到南京，住在严家桥，距鼓楼不远。有幸和多年通过一、二次信的李芾甘和他的哥哥李尧林时常见面，他们住在兴高栈，距鼓楼也不远。他们住进了南京东南大学的附中，芾甘（我记得）那时喜欢谈俄国契钶夫的小说英译本，我还从他那里读到五一支加哥烈士的英文小册子（伦敦Freedom Press出）我和他谈得来，虽说他寡言语，但我从他那里得益不小。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五卅惨案起，我又从南京赴上海参加运动，和卫惠林等编“正义报”，有时到小沙渡路，杨树浦工人区去作宣传讲演。那时上海工人组织有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工团联合会，我们不是加入而是参加了后者的宣传活动。
在这里要补叙离开南京前，南京端明女中学生陈铭和邓仲端到京沪读书，路过南京一事。因为和我一生都有重大关系。原来陈铭的大姐（北京女高师的学生）知道我和她妹妹由通信并相爱的事，大不已为然，不许她和我有进一步的关系，于是强迫她到北京去了，而到上海去只有邓。在我知道她们出川的消息后，还特别为了教她们国际音标而先向范雄毅学；岂只为此，我在南京一中时，还预约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韦白斯特的英语大词典（它现在早已陈旧了，但仍在我的书架上），哪知道见到邓仲瑞，才知道陈铭已经北上了。邓当时还有同学一路，暂住在南京女师，我和她见了不只一次面。她告诉我陈的情景。这是我初恋的失恋，我就不必说这个打击的苦味了。
以后邓先我去上海，那儿南充同学够多，其中便有陈铭的堂兄陈银樾（威伯）。她进了刘海粟作校长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钢琴，住在老西门斜桥和一个女同学租的二层楼楼房里。我到了上海后自然时常见到她。她很同情我的失恋，对我很慰勉，我因为她是陈铭的好友，我自然也关切她，等到五卅运动告了一个段落，我就住到法租界贝勒路天祥里来和芾甘、惠林一个房子，他们住三楼，我住二楼，天天可以见面。这里距美专，距邓仲瑞租的房子都很近，因而接近就更频繁。一个年青的失恋的心，最容易接受人家同情的和爱抚，何况是恋人的好友。久而久之友情便深化，我们便相爱了，爱得难解难分，最后便和我住在一起。这样，她便受到南充同乡的反对，尤其陈威伯，因为他爱她遭到了拒绝，同时邓的家庭也反对（听信了上海同乡的话），断绝了她的经济接济。我本来就靠在报刊上为申报的《自由谈》，时事新报的《学灯》投稿等，得点稿费来维持生活的。上海居住虽大不易，但也扼杀不了我。
本来嘛，一个年纪轻轻的无名小卒，要在上海大报的副刊上投稿，是会屡次被编辑老爷们看也不看便投进纸字篓里的。但只要自己锲而不舍，终有一天会被他们看上，我就是这样被朱应鹏等人看上的，后来我又认识了孙福熙（孙伏园的弟弟）、潘汉年、叶灵凤以及其他一些出版界的人，我自己也靠了我的一点点英文，更浅的法文（我在南京一中学了一年）和德文（南京一中理科时学了一个月），尤其是靠了我的世界语知识，在上海容易买到外文的入门书籍，自己学了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这当然不只是在１９２５年一年的事。由此我可以靠在上海买到外文书以及外文刊物，取得新资料，改写或摘译成汉语去卖钱。同时我也利用世界语和国外的安那其主义者联系，得到一些刊物和书籍。１９２５年９月我参加了芾甘、惠林、索非等发起的“民众半月刊”，同时参加者还有吕千、一波（毛尹着）、种因（姜种因）等。同年我写了“失败了的俄国革命”，自然用安那其的观点，以及抱朴供给的资料，冠以世界产业工人会的会员夏朴莱作的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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