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回忆琐记（4）
差役把我押到大监门口，叫了禁子头，递给他看了签票，然后开了监门，差役把我点交了禁子头，拿着收条走了。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搜了身，那时还是夏天，我只穿了一件兰布长衫，衣袋里还有几颗未吃完的李子，也被搜去了。他随叫一声“来人呀！”于是来了两三个凶神恶煞样的禁子，“收南仓！”他们把我拉着先进了两排平房的监房，大慨有十间的过道，再进去是一间宽大的狱神殿，殿左右面都有监房；然后出了殿，又进一层，也是两间平房，就是所说南仓（左手）北仓。犯人出来看的不少，差不多都是衣裤破烂补丁，蓬头垢面的人，这才使我既吃惊，又害怕。比我从小说中，从戏台上看到的监狱、禁子、犯人的情况，还可怕。我进南仓一看，更有难言的恐怖，屋子大不过十二平方米，没有床、没有椅子、凳子、桌子，只有一扇牛肋巴窗子，在四五块砖堆上，铺上像门板一样的板子，上面也没像样的被盖枕头，只有些破布谷草，遍地都是尿坑。我正在门口背着手站着，就被一个犯人走来呵斥，说这是犯忌讳的，我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要缚赴刑场的犯人才背着手。正在惶恐作难的时侯，从狱神庙外面来了一个衣冠齐整，约莫三十多岁的男子。他走来端详了我，问：”你是卢旭齑的儿子吗？”我点头，他说：“看样子，你不满二十，你怎么能住这里？走，你跟我一路出去。”他又说：“你不要怕，我和卢九爷是家门，也是卢九爷保举的武秀才。”这样，我好像来了救星，便跟了走出来，也没有人阻挡，走到刚才进监口时的两排房子中靠左手的一间，一个老头子正躺着吸鸦片烟，我家门叫我坐在一旁，那里居然有两把椅子。他把我介绍给那老头，原来他姓王，在县里开茶馆，他说他的儿子王文德是我的同学。他问我关进监狱的原因，听了十分愤慨，说：“这世界是暗无天日的，眼睛只看有钱有势的人，随便整治老百姓……。”坐了好一会，王老头才起身同我家门一起把我引到左排房子的第一间，里面有两张床，一张是空的，说：“你就住在这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管监的，听他们讲话又不像，他们怎么就作得了主？他们把我暂时安顿着，便一同去找禁子头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也是犯人，进了哥老会的，他们又去找了一个姓周的舵把子，原来是警备队队长，这样就定了，禁子头不敢不依了。也挨黑不远了，家里果然派人送了被盖来，也是经过检查了的，俄而一声大喊“收仓了！”许许多多的犯人便都各各点了名进了各自的“仓”，我也进了监房。原来屋子那另一间床的人已进来了，少不得他要对我问七问八，他十分感喟也没有多少话说，只说我睡的床是一个抢人犯睡的，他今上午拉出去枪毙了，才空出来。屋子里只有一盏菜油灯，是硬板床，又是枪毙的人才睡过的，没有蚊帐，尽管是热天。我都是破题儿第一遭过这样的夜，不免想爹想娘，不知他们又是如何的担心，在床上翻来复去，思绪纷繁，又有臭虫蚊子，简直无法睡觉，对面那床却已鼾声大作了。一夜之间外面悄然无声，只听到打更的敲着梆（响“三更了！”，“四更了！”……）。同时隔壁女监也响起梆子来。第二天清晨吃过饭“放风”，就是让犯人出来分配给各做各的劳动，有监工。犯人中有的还锁着脚镣，有的挨鞭打，有的被吊在狱神庙的粱子上。从狱神庙起到南北仓，还有一个著名犯人，人称蒲大王，他可以说管辖着那些犯人的“权威”，开典当铺等等，犯人进来要给他送钱、送东西，他和周大队长算各是一霸，禁子头也管不着他，只要他们刑满出狱不是警备队长，便是土匪头子，袍哥大爷，禁子头焉得不怕。因为我是个读书人，被人看得起，逐渐有人请我或给他念念家信，或给他写信，连蒲大王有时也不免找我，这样我就在监狱以内自由自在了，而且外面可以写信给我也不受禁子头扣留或检查。有一次，徐国卿在监门外会我，他说，他来是会县知事的，要他释放我，不然就要告他，口气很大。禁子头在旁听到，等他走后，问我，他是什么人？我说他是川东学生联合会的会长，是川东各县的学生首领，径此，禁子头更敬重我了，但是，我并不“乐不思蜀”，无时不想能够早一天出狱。
最使我惊心动魄，或者说使我几乎晕倒的一幕，是一天上午八九点光景，才放风不久，突然县衙大堂上的云板响了，“遭刀”的号响起来，一刹时狱里叫喊“收风了！”，只听得犯人们的跑步响，除了听见犯人的轻微的哭泣声，和彼此告别，甚至有“欠你的债，来世才还得了”之类（因为谁也不知道提的是谁，也许是自己），此外便无声息了，但外面的轻微的声响几乎都听得见。我的心弦拉紧了，一会儿，听见狱外有十来个人在跑，由大堂到狱，狱门开了，有人大叫声“提×××”，兵丁们跑进不知是南仓，还是北仓，拖着一个人跌跌跄跄地出去了，也听见关锁狱门声。于是犯人们沸腾起来了，但我却禁不着快要晕倒过去，一忽儿，大堂上又吹起了号，似乎听到大堂上丢下签，上绑、插标子；连拉出去的声音都清晰可闻，而不是听凭幻想。这是我终生不忘的一次经验，甚过学者到监狱里视察做调查，也等于读了一本“法律与强权”的书。
大约不到两个月，我终于出狱了。那时我年轻，才十七岁，我父亲四处托人向县知事说好话，赔了学费，请县教育学会出面担保。犯人们都对我讲着“千年不遇，百年不逢”的告别话。但我一出狱门，不仅不感到得意，而且怀着一腔怒火，不先回家，偏先到合江中学和老师们同学们打个照面，好像说，看，“我毕竟又来了！”也受到一些同学的欢迎和问讯。我在这里要补记一件我良心上过不去的事，原来我在狱里的时侯，我不像其他大多数犯人那样，每顿到狱神庙里接受大黄桶里掏出来的一碗饭，和一小撮菜，而给我送三餐的却是一个比我小的同学。我出狱后的第二天还特意到他家里向他道谢，可是他的姓名我现在却再也想不起来，这是多么羞人的事！我回到家，一路上惴惴然怕被父亲责打，娘到没有说什么话。吃午饭时，父亲回来了，坐上桌子，见到我，说：“你回来了？你真气派，我只坐了卡，你却坐了大监！”此外便没说了。以后也没有受到责骂，甚至嘲讽。回到家，我已被学校开除了学籍，这时我到无所谓，家里有书可看，有朋友可以聊天，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到了年终，一个家门，红十字会会长来向我父亲说，有人到县知事那里告我，说我并不安分守己，到处鼓吹什么过激主义，担心第二次挨逮捕。我父亲为我找过县教育局局长张训敦给我开一张证明我是读了一年级后失学的证明，叫我大年初二便第二次坐轮船到重庆找陈小我。虽然重庆联中换了校长，小我已不在校，仍然插上了班，也仍然和李登任、洪国德住在一间寝室，学生仍然很自由，所以我经常和城里的朋友或以书信来往，或走访，尤其常常到千厮门会之栈一个旅店里拜访小我。我和他过从比在重庆联中更密切，从他那里得到的新书，新刊物更多，并和我讲述中国早年的社会运动，和江亢虎与愤愤乐的社会党，以及安那其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异同。我受的影响也更深。他从不摆老师或教主“架子”，生活非常简朴，喜欢在小店里喝一二两白酒。他写的文章极其接近民间语言，文白杂夹，用的信纸是专门木刻的，上面刻着“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怎么说，便怎么说”，用的是新纪元，而不是民国几年。他写了“劳动歌”，在他当监学时“五·一”节交学生散发，作了“长亭会”的川剧，其中我记得有这么一些句子：“弟兄相会长亭口，细听为兄说原因，上古之时无制度，也无金钱作转周，也无保甲和法律，也无监狱把人囚，可恶轩辕为罪首，教民打战把粮收。……”。
“夏传子，家天下，不良景象；大众的美山河，一家独藏，逼人民上粮税，名号皇饷，借卫国招勇兵，如同虎狼，□□□，兵权独掌欺侮得，百姓们叫哭叫天……。
由于小我介绍，认识了李家俊（江源人，别号疯僧，后来加入共产党，在川北领导打游击），伍耀本（达县人）等，他只给我介绍成都高师的袁诗尧，刘砚僧，李芾甘、吴先憂等安那其主义者通信，后两人，是我终生的同志兼朋友，而袁诗尧当时亦在南充县男中和女中（端明女中）教书，他给我的影响也是终生的。他写信给我，劝我学自然科学，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要看当时来过中国的罗素的著作等等。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诸如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等，我都爱好，只要看得懂的都看，同时还介绍南充的李醴泉，江东之等老师（他们不是安那其主义者），他还寄给我南充出的报刊。我从上面看到端明女中学生陈铭的文章，讲妇女解放很彻底，便和她通信起来，大家竞至相爱了，她的老师也不干涉。原来那时张澜（表方）正在南充主持改革，他又是端明女中的校长，好像男中也是。他主张男女中学学生可以在学业上，在学生运动上互相交往。袁知道我和陈铭的信函来往，并未认为不该。我还靠了小我的介绍认识重庆商务日报的主编田书府和龚一维，给报纸写稿子；还听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刘明扬（刘诗白的父亲）和恽代英的讲演。到学年终了，因为没有转学的正式证书，只能算是借读，因此便和小我商量，作了转学到泸州川南师范的决定。而张履谦也不愿当商人了，要和我一路到泸州去考川南师范。小我给我们一些宣传安那其主义的小册子带到泸州去，并给川南师范校长王德熙（他当时也是安那其主义者）写了信。我和张出发了，到了合江，张住在龙尔陞家里，等过了旧历年，再到泸州。又由龙的介绍。认识已在川南师范读了两年的陈江，陈和我们一见如故，情投意合，成了同志。恐怕是年青人才有这样的坦率，不几天，小我又从重庆寄来了木刻印的“元旦节，年年有……”的宣传歌词，我便用合江县觉社的名义，把它遍处张贴，引起了县里的轰动。元旦一过，我们不敢久留，便和陈江一起到泸州了，既赶上了开学，也赶上了张履谦投考。我把小我信交到王校长手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插进了和陈江一个班，指定了寝室，张也考进了新班，地点在钟山。和他同时考进去的新生，以后成了我们的同志的是毛严若（一波），杨秀康，李游生等等。我又去拜见恽代英先生。在重庆时小我就和我讲过恽的经历和信仰，包括他在武昌住的大学和他们组织的共存社，还给我看共存社印发的东西，所以恽也和我融洽。我对恽的谈吐，也表示佩服。我在川南师范便住定了，而且不久就结识了钟心见和周先治两个同班同学，我做了宣传，给他们小册子，几乎天天课余便在茶馆里讨论和商量如何进行工作，我们五个人成立了一个小组，先把带来的小册子，送给泸县图书馆，并征求预定“克鲁泡特金思想”。我还给川南日报投了好几篇文章，都登了出来。如介绍泰谷儿的“春之循环”，安德列夫的“红笑”，和我自己的狱中回忆。同时我们也计划出刊物。我们的活动不知怎么地被杨森的旅长，川南道道尹王赞绪（治易）知道了。一天，他竟一个人到川南师范指名见我，他对我说，我送给泸县图书馆的小册子，他都见到了，说着便从手提包里取出《两个工人谈话”》Malatesta 著），《一个兵的谈话》等。他问陈小我还有什麽著作没有？我给他看了《古诗选》的序诗。巡阅督军师旅长，把新书党做过过激党，这是汉魏、六朝唐人诗，立言更在过激上。新书呢，任谁尔等查禁吧！旧诗呢，看尔等又把他怎样？哈哈！李白、杜甫、陈子昂，几首诗吹散尔八千儿郎。”我还给他看湖南劳工会记念黄爱、庞人铨殉难专刊“一·一七”。我相信他的心情是充满愤怒和杀心的，但那些年，杨森正在推行新政，主张男女平等，也高唱什么“劳工神圣”，在泸县图书馆每星期的演讲会上，骂起军阀来。王赞绪也一样伪装进步，当时不好发作，貌似镇静，把“一·一七”也拿去了。我在泸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是舒服的，脑子里充满乐观的想法，同时也不忘去光顾韩家坳的汤元，水井沟的豆腐脑，玩玩钟山、小市，不像个学生。日子过得快，川南道军警学运动会就要在五月开幕了，我们想乘机扩大一下宣传，便决定编印一个“无一共月刊”，找一家石印，然后在会上散发。谁知道事情泄漏了，一天上午，十几个武装兵
闯进学校，如狼似虎把我拉到军事警察厅，马上升堂提问，拿出交印的稿件作证，宣布“卢××蓄谋在川南军警学运动会期间煽动军警叛变，实属罪大恶极，依法处以枪决”云云，立刻把我捆绑起来，押出。我那时到一点也不俱怕，死则死耳；可是还只走过一两条街，却又被一个传令兵赶来，叫押回去收禁。这真使我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是王赞绪请示杨森，知道我年轻，才命令改为禁闭教育。小我得知曾写信来鼓励我。同时，禁闭所隔壁的一所小学女教师，胡兰畦，也特地来看我，她以后是著名的女共产党员，前两年出版过她写的“胡兰畦回忆录”，和我及天矞常常来信。在收禁中起头很严，传令兵叫“上头交下来一根草，下面要当成一个宝”，我行走坐卧，都有持枪上刺的兵跟着，睡觉时，头上放一盏风雨灯，兵坐在脚一头，连上厕所也站在门外。可是后来突然改变了，听说是王司法官的吩咐，上面的办法
全撤了，还开单份伙食，吃得好，司法官还对我谈过多次话，他说，他爱才。那位局长转告我说：“你小小年纪，竟有这样胆识，如果改邪正归正，以后一定会为国家建功立业”。云云。我在泸绸缎铺的哥哥见到大街上贴的我的罪状，急忙写信告诉父亲，又适值祖父生病，到我家医治，父亲为此忙不过来，说：“他自己进得去，总出得来”。此外，川南师范教师同乡穆济波挽教育厅长，川南日报社长卢作孚作保，才被释放，限三日出境回合江。我虽离开了泸州，可安那其主义却在那里生了根，有陈江，钟心见，周先冶，李游生，余泽鸿，杨秀康等。隆昌也有了小组，虽则后来陈江、余泽鸿加入中共，余在川南打游击，陈江成了烈士。那已是四月尾了，我才回到家里见到父亲，仍热没被斥责，只调侃地谈“你前回坐监，这回枪毙，下次怕会灭门了”。
家是回了，但是今后怎么办？要找个出路呀！恰好，县中同学张楷，王庄卿要到南京考学校，我想同他们一路，父亲同意了，父亲的好友张茂九又送了盘费，于是便一同搭轮船出发。家中匀不出多的被子，幸好是夏天，便只带一床薄被。我们都没有出过四川，到重庆转轮，出巫峡到宜昌，饱览了夔门、三峡的胜景。又从宜昌转轮到达汉口，上岸后，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我们三人都被码头上的浪人强迫要交码头钱，扣着行李不放。幸好我多少懂得几句英语，找红头阿三（印度巡捕）出来干涉，才得脱身。在汉口住了三天，住在我的同志萧口口开的一间医院里，在这期间还会到好几个同志，如程希孟，龙步云等，十分热情，在那里我读到鲁哀鸣的“极乐地”，我们又从汉口乘轮船到了南京下关上岸，住了一个不算豪华的旅馆。夜里我们又遇到平生见所未见的事，几个妓女进了我们的房间，我们骇坏了，终于找账房来（因为我们是才出来的学生）才请她们走了。第二天我们雇马车进到东南大学找泸县同乡，恰恰八府塘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招高三文理科各一班，先招理科男女生。在南京或者在江苏，招高三男女同学是第一次。我们都报了理科的名，都考上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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