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通讯员

有同学提及我曾经当过78711班的通讯员,这使我想起大学期间一篇稿件出笼的前前后后。那是接待英国记者的一段往事,屈指一算,相去已有30余载,不过至今仍还记忆犹新。

1978年的夏天,我接到期待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拥有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很是兴奋,盼望着早点儿报到行课。不料刚开学,一天晚上,得到紧急通知:全校新生马上进教室参加外语摸底考试。这真是遇到了“突然袭击”。虽说我的英语底子还算过得去——可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我父亲年轻时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担任过英文译员——但是毕竟阔别课堂已有十多年,好些知识都忘了,所以还是很有些忐忑。也许那一次的考试成绩尚可吧,我被分到了英语快班。

这个班有30多名学生,除我而外,都是学理工的,我是里面唯一的文科生。“不要给咱们班丢脸”的潜意识,使得压力变成了动力,我对英语学习格外认真。

快班由陈佩冬老师任教。这位女教师当年4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她和蔼可亲,专业水平高,有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且发音标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发现后来在与英国人交谈时,只要是学过的词汇,我们几乎都能听懂。开学后数月,学校聘请的美籍教师Hare来了,她有时也给快班上课,借助幻灯片给我们介绍一些美国的地理文化、风土人情, 鼓励大家学唱英文歌曲,还在她的住所指导西餐制作方法,告诉我们怎样使用刀叉调羹等西餐用具。通过与她的接触,渐渐地,我对英美两国人语音语调的异同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总之,在“听、说、读、写”各方面强化训练下,我的英语学习进步蛮快,及至毕业时,学校外事办公室需留校一人,竟考虑到我——校方认为我能“胜任愉快”(后因带薪学员的“部门所有制”,未能成功)。

大概是在进入快班学习一年之后吧,英国教育记者代表团来校参观采访,需要几个学生前去参加座谈,我也入选了。

英国客人有3位:代表团团长、英国《教育》主编图多﹒大卫,伦敦《每日快报》教育记者布鲁斯﹒肯布尔,还有一位女客人,她是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教育记者苏﹒里特。一见面,他们热情地与我们招呼握手,互致问候后,大家自然而然地分成三组坐下,开始了英语交谈。适值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对中国大地发生的一切、中国青年学生的学习、生活都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那位女记者,好像很有些性急,她的问题一个紧接着一个。他们的问话涉及我们的志趣、爱好、家庭、对外界事务的了解和政治态度等等。他们说,来到这里,能与中国学生直接地、自由地交谈,非常有意义。随着谈话的深入,最初的紧张和拘束逐渐被融洽、热烈的气氛所代替,我记得有个同学还即兴唱起了莎士比亚的“听听,云雀”。

我是文科学生,又是78711班通讯员,“按图索骥”,校刊一位胖胖的女编辑找到了我,要我执笔写一篇稿子报道这次见面的情况。初稿写出来了,因是集体参与,我便去找其他班的同学沟通交流、补充修改,前前后后又折腾了好几天。同寝室其他姐妹见我涂涂抹抹、修修补补的,不由得笑着打趣:“迪克先生的呈文还没写出来喔?”几番周折,终于交稿,付印,拿到了铅印的“作品”。校刊编辑很满意,高兴地说:“到底是文科班的学生嘛,不错,不错……”这样,本通讯员算是“圆满完成了学校交办的一项任务”。

事情到此还没完。校刊编辑室发给了一点点稿费。咋处理呢?区区两三块钱,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按3毛钱买一份学生食堂的酱肉丝,一毛钱看一场坝坝电影的比价折算,也还不少呢。忽然想起学校侧门有个小卖部。于是买了那个年代比较讲究的“玻璃纸”的奶油球糖,分成小包,参与者“见者有份”。这当中,比较麻烦的是他们分布在各班各系,害得我有好几天苦苦站在去食堂的路口,一个一个地等。我们222女生寝室的姐妹们则“排排坐,吃果果”,午休时分,每人几颗,分享其中的甜蜜快乐,分享友爱美好的大学时光……

On 06/14/2022 @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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