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何以长存：先辈并非圣贤

1791年8月19日，本杰明·班纳克给托马斯·杰斐逊寄去一封信，随信附上一部历书的手稿。班纳克是一位自由黑人，精于数学、天文与测量；杰斐逊则是国务卿、《独立宣言》的主要执笔者，也是一位奴隶主。历书展示了黑人的才智，信中追问的却是另一件事：杰斐逊是否愿意把自己宣告的原则，用在那些被他剥夺自由的人身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班纳克与杰斐逊的通信）

班纳克请杰斐逊回想，英国的权力曾怎样威胁殖民地居民的自由。他援引《独立宣言》关于人人平等的文字，再请这位作者看看，奴役中的人们正在遭受什么。信的力量，恰恰来自杰斐逊自己向世人说过的话。这样的矛盾，无须等到后世才被发现。共和国初建之时，就已经有人看得清楚，并当面向他提出了质问。（班纳克1791年8月19日致杰斐逊的信）

这封信留下的问题，每一代美国人都要面对：前人留下了值得珍惜的东西，也犯下了严重的过错，后人该怎样继承？感念功业，可能使人回避事实；一味谴责，也可能使人看不清他们究竟做成了什么。而后来的人，终究还要生活在前人留下的制度之中，承受他们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对美国保守主义而言，这个问题尤其不能绕开。既然主张珍惜传统，就必须说明，这份传统为什么值得珍惜。理由不能是建国者从不犯错。他们设计有限政府，本就因为知道人会犯错，也会受私利驱使。后人看待他们，同样应当记得这一点。

杰斐逊的一生，使这样的判断格外困难，也格外必要。他推动宗教自由的努力，为美国留下了一项深远的原则。1786年通过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反对在信仰上施加强制，明确提出，人的公民权利不应取决于宗教见解。它所保护的，并不限于立法者和支持者自己的信仰。一个人不必与周围多数人信奉同一种宗教，才能在这个社会中享有权利。（《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文本；法案通过的经过）

这一成就的价值，在于它确实保护了人的自由。杰斐逊生活中的其他过错，并不能使这项保护失去意义。但反过来，这份功业也不能替他的一生作结。在宗教信仰上为自由辩护的人，在供养自己生活的庄园里，却维持着另一种强制。

蒙蒂塞洛的奴隶为杰斐逊及其家人劳作。他去世后，遗产所负的债务又导致一批批被奴役者遭到出售，有人因此与家人分离，离开熟悉的家园。遗产账册像记载寻常买卖一样，记下这些交易。书籍、土地、家具，与法律视作财产的人，被列入同一份待处置的遗产。杰斐逊已经无法再回答质问，他生前选择的后果却仍在延续。（蒙蒂塞洛：庄园中的奴隶买卖；1829年1月1日遗产出售记录）

理解当时的法律、习俗和经济利益，有助于解释这样的矛盾为何能够长久存在。改革有阻力，放弃既得利益也有代价。但历史背景之中，同样包括那些提出异议、奋起反抗或设法逃离的人。班纳克与那些赞同杰斐逊的种植园主一样，都属于杰斐逊的时代。说一个人受时代所限，不能只把当时有权有势者的意见算作时代的声音。

华盛顿的一生，也需要这样细看。他在遗嘱中规定，自己拥有的奴隶应在玛莎去世后获得自由，威廉·李则可立即获释；遗嘱还为无力自谋生计者的供养，以及孩子的教育作了安排。玛莎后来把其余人的解放提前到1801年1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弗农山庄所有被奴役者都获得了自由。许多人属于卡斯蒂斯遗产，华盛顿无权释放他们。法律把人分属不同的财产名下，婚姻与亲情却早已跨过这些界限，一些家庭因此仍处于自由与奴役之间。（弗农山庄：奴隶制与华盛顿的遗嘱；遗嘱所涉及的被奴役者身份）

遗嘱中的决定值得记取，此前发生的事也不能略去。1796年，奥娜·贾奇从费城的总统官邸逃走，华盛顿随后请人协助追索她。这位曾以交还军权为共和国树立榜样的人，却不肯接受一个女子自行决定去留。两件事都属于他的历史，不会因为另一件事的存在而变得不真实。（弗农山庄：奥娜·贾奇）

因此，说先辈并非圣贤，不能只是轻轻带过几处瑕疵。他们的一些过错，给别人造成了长久而深重的伤害。历史叙述必须让这些伤害得到应有的分量。同时，功业与罪错也不能像账目一样，简单相加相减，最后算出一个总数，便不再追问。

华盛顿在公职上的克制，为国家留下了可贵的先例；他参与奴役他人，也确实侵犯了那些人的自由。两种判断可以同时成立，无须让其中一种抵销另一种。这样的理解比崇拜或全盘否定都更费心，因为无论敬意还是愤怒，都容易使人想要一个简单的结论。

建国者的过错，也不限于奴隶制。亚当斯任总统期间，1798年的《惩治煽动法》将某些被认定为虚假、诽谤性和恶意的反政府文字列为可处罚的罪行。面对与法国的冲突和激烈的国内党争，执政的联邦党人把反对声音视为公共秩序的威胁。随后的起诉表明，即使参与建立共和自由的人，也可能在自身权威受到批评时，转而限制自由。（美国国家档案馆：《外国人与惩治煽动法》）

这使宪政的道理变得格外具体。建国者亲自掌权，并不能让权力约束变得多余。他们自己犯下的错误，反而说明那些约束为什么必要。继承他们最好的遗产，有时就意味着，用他们确立的原则，批评他们曾经维护的做法。

至于过去究竟有多大权力约束后人，建国者之间也并无定论。1789年9月，杰斐逊写信给麦迪逊，主张土地属于活着的人，质疑一代人是否有权通过债务和长久的政治安排束缚下一代。麦迪逊在次年2月回信，承认不该把不公正的负担留给子孙，却不同意把这个道理推得过远。后人继承了债务，也享有前人留下的成果；某些债务所换来的利益，本就会延续到下一代。倘若不断把整个法律秩序推倒重议，普通生活赖以维持的安定，也可能随之动摇。（杰斐逊与麦迪逊1789—1790年通信）

两人的分歧至今仍有启发，因为他们各自看见了另一方容易忽略的危险。逝者不应永远支配生者；但生者也不是来到一片从未有人耕耘的土地上。他们所进入的社会，已有前人的劳作、牺牲、法律与知识积累。同样，他们也会遇到前人留下的伤害，而这些伤害并不随着责任人的离世而消失。

保守主义对传承的理解，首先就在于承认这种依存。没有哪一代人能够独自创造自己所需的一切。保护家庭的法律，使人能够合作的制度，让陌生人愿意彼此信任的习惯，往往都形成于我们出生以前。既然受益于此，便有理由善加维护。但这份责任，并不要求我们把一同传下来的不义也保留下去。

伯克曾说，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办法，也就没有保存自己的办法。他对历史延续的重视，并未排除纠正错误。难的是判断，什么应当改变，怎样改变，以及一种考虑不周的补救，会不会毁掉原本值得珍惜的东西。（伯克《著作选》，自由基金会版）

这种谨慎有其道理，却也必须接受追问。等待改革的人，与承受现状之苦的人，对“再等一等”的感受并不相同。衡量一项改变是否审慎，不能只看它会给安稳生活的人带来多少不便，也须计算什么都不做的代价。否则，维护共同遗产的道理，就可能变成维护既得利益的借口。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为这个难题作出过有力的回应。1852年7月5日，他在罗切斯特发表演说，既赞扬革命一代的勇气，也揭露一个维持奴隶制的国家庆祝自由时所呈现的残酷矛盾。他不肯让爱国庆典遮住国家言行之间的距离。同时，他又主张，若作正确解释，宪法是一份自由的文献。这是他在争论中提出的宪法解释，并不意味着建国时期那些妥协从此没有争议。（道格拉斯《七月四日对奴隶意味着什么？》）

道格拉斯的重要之处，在于他认为，这份遗产也可以由自己来争取、解释和继承。建国的意义，不能只由写下那些文献的人来决定，也不能只由从狭隘解释中获益的人来决定。一个曾被这个国家奴役的人，同样有资格要求：既然国家宣告了这些原则，就应当让原则高于沿袭已久的做法。

这当然不意味着进步必然到来。一项承诺可以搁置几代人；制度能够保护自由，也能够维护不公；受益于现状的人，可能用尽办法阻止改变。高尚的原则不会自动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其间仍需要人们组织、争取、说服、抗争，有时还要重建制度。

不过，一个国家已经承认的原则，确实可以给改革带来特殊的力量。批评者能够据此要求国家践行自己的承诺，而不必先否定人们对历史的一切感情。他可以唤起这种感情，同时要求人们更认真地对待自己所敬重的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守护与进步能够彼此成全。纠正背离原则的做法，可以使原则真正得到延续；改革一项制度，也可能正是为了保住它原本值得珍惜的宗旨。这样的工作需要细致判断。年代久远，不足以证明一切合理；面貌崭新，也不足以证明一切更好。

这也意味着，国家记忆中应当有更多人的位置。建国史需要记住起草宣言与宪法的人，也需要记住那些以自己的处境追问文字含义的人。班纳克的信、奥娜·贾奇的出走，使我们看见，仅凭官方功业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都在争取那份共和国以之立国、却尚未充分给予他们的自由。

美国保守主义若希望长久成为国家力量的来源，就应当珍惜这样完整的记忆。能够坦然讲述的历史，比依靠沉默维护的历史更经得住追问。人们可以说明哪些成就值得感念，哪些行为应受谴责，也可以分清，哪些原则值得延续，哪些过错不应重演。

班纳克寄给杰斐逊的，一件是历书，一件是信。历书展示了偏见所不肯承认的才智，信则请一位有权势的人认真面对自己说过的话。这两件东西，为后人留下了一种继承的方式：珍惜先辈开拓的自由，如实讲述他们加诸他人的苦难，并让那些曾被拒之门外的人，也能堂堂正正地继承这份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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