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哈耶克的经济论证还包含一个更加深刻的观察,涉及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政治争论中,中央权威常常以掌握更充分的信息为理由获得正当性,或者人们相信,只要能够获得足够好的专家建议,政治机构就可以作出优于分散个人的判断。哈耶克并不否认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他质疑的是,专家知识能否代替分散在整个社会中的大量实践知识。一个政府可以聘请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工程师和行政管理者,却仍然无法掌握个人在具体处境中作出判断时拥有的特殊信息。这并不必然是谁更加聪明的问题,而是集中于某个机构的知识,与社会持续活动所产生的知识之间存在根本差别。
这一思想与埃德蒙·伯克和拉塞尔·柯克的论证具有明显的哲学联系,虽然三人是从不同方向进入这个问题的。伯克强调继承制度中积累的历史知识,柯克重视传统所传递的道德和社会理解,哈耶克则关注分散在个人之间、通过市场协调的经济知识。三者都怀疑,一个社会能够被少数政治决策者充分理解,更不用说由他们全面指导。
但这种相似性不应掩盖他们之间的区别。伯克和柯克关心经过历史经验形成的制度如何得到保存,哈耶克则特别重视那些并非经过有意识设计、却能够逐渐形成合作秩序的社会过程。在他看来,竞争的价值之一,是允许人们发现事先无法知道的信息。市场并不只是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工具,也是一个不断发现什么可以生产、消费者重视什么,以及哪些方法有效的过程。
这是一种不同的经济秩序观。传统经济模型往往从既定偏好、技术和资源出发,研究如何实现某种均衡配置。哈耶克进一步追问,这些相关信息最初究竟如何产生。答案涉及实验、企业家活动、竞争、价格变化以及对错误的不断纠正。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一部根据已知输入产生有效配置的机器,而是一个持续演化的体系,其中的人们不断发现机会、适应环境。
这一思想的意义超出了经济学。如果自由使人们能够根据政治机构并不掌握的知识采取行动,那么,个人选择就具有一种不能仅通过单次决策成败衡量的社会价值。一个创业者可能失败,但他的尝试仍然可能揭示消费者需求、生产方法或者现有技术的局限。一个社区可能发展出新的合作制度,后来被其他地方采用。一个科学家或工程师可能因为追求非传统的想法,创造出中央机构根本不知道应该要求研究的知识。
因此,自由使一种社会学习过程成为可能。它允许许多实验同时发生,而不要求所有人事先就哪些实验值得支持达成一致。
当然,分散实验也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金融投机可能加剧经济不稳定,不安全的产品可能伤害消费者,私人组织也可能把成本转嫁给从未同意承担这些成本的人。自由社会因此需要建立法律责任和相应制度,处理这些后果。但这些失败的存在,并不消除分散发现的价值,而是说明自由必须在能够保护个人免受强制、欺诈和不正当伤害的规则之中运行。
因此,哈耶克对市场的辩护,与他对法治的理解密切相关。他区分了两种政府行为:一种是建立一般性的法律规则,使个人能够在规则之内自行决策;另一种则是由政府直接指导经济活动,以实现特定的结果。一般规则如果足够可预测,并且不被任意地差别适用,就能够使人们规划自己的生活。相比之下,如果官员不断决定哪些产业应当扩张、哪些企业应当获得资源、哪些个人应当得到优待,那么,经济生活就会越来越依赖政治裁量。
这种区别在现实中并不总是容易运用。税收、货币政策、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险和环境监管,即使通过一般法律实施,也可能影响资源分配。有些监管是维持竞争性市场所必需的,另一些却可能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企业创造特权。重要的问题并不只是政府是否采取行动,而是它的行动究竟建立了一个可以预测、允许分散决策的制度框架,还是不断以行政命令取代这些决策。
对于哈耶克而言,全面经济计划的危险,在于经济依赖可能逐渐转化为政治依赖。当国家控制就业机会、生产资源、投资决定和基本商品的分配时,个人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反对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在法律上或许仍然存在,但如果持不同政见者的生计依赖政府,这些权利的实际意义就可能受到削弱。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经济自由在战后保守主义思想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财产和市场不只是提高国民收入的工具,它们还在国家之外创造了独立的决策中心。独立企业、私人雇主、自愿组织,以及拥有自身经济资源的个人,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不依赖政治权力的自主性。
但对私人经济权力的这种辩护,立即提出另一个问题:独立于国家,是否就意味着不受支配?
一个生活在公司控制的小镇、几乎只能依赖单一雇主的工人,虽然在法律上拥有契约自由,却可能缺乏实际选择。一个小企业即使法律地位独立,面对占据支配地位的供应商时,也可能十分脆弱。当市场由少数企业控制时,消费者可能没有多少选择。私人财富还可以被用来影响立法、塑造公共讨论,并争取政府给予特殊待遇。
这些可能性并不能否定政治权力集中具有危险的论点,却说明自由需要关注一切形式的权力集中。市场作为自由制度最有说服力的情况,是它能够维持真正的竞争、进入和退出的机会,而不只是保护既有经济参与者的特权。
美国保守主义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困难。十九世纪一些有限政府的维护者,同时支持通过关税、土地赠与或其他公共援助,使特定产业获益。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者批评托拉斯和垄断企业,部分原因正是私人权力过度集中似乎正在破坏竞争机会。后来一些保守主义者反对监管大型企业,同时又批评政府给予特定企业优惠待遇。因此,市场自由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完全一致的。
维护市场,并不等于维护所有现存企业的利益。事实上,竞争性市场可能恰恰因为允许新进入者挑战既有企业,而威胁那些已经建立优势的公司。保护某个企业免受竞争的政策,可以维护私人财富,却削弱经济自由主义希望保存的市场过程。
随着美国保守主义与商业组织建立更加紧密的政治联系,这种区别变得尤其重要。维护自由企业制度,可以意味着维护竞争和创业精神,也可能成为既有经济利益寻求特殊待遇的政治语言。一种严肃的经济自由哲学,必须能够区分两者。
哈耶克的思想为这种区分提供了重要资源,却没有解决经济权力的所有问题。他最主要的关切是全面政治指导的危险,而其他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则更加重视垄断、议价能力、公共产品以及经济机会的分配。完整理解市场与自由,需要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考察。
大萧条的经验已经说明了为什么这种考察不可缺少。银行倒闭、信贷收缩、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使数以百万计并没有作出特别鲁莽经济选择的美国人遭受严重损失。对于失去积蓄或生计的家庭而言,如果主张市场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却不能解释经济制度如何预防或者应对灾难性失败,那么,这种主张就显得并不完整。
哈耶克和其他市场取向经济学家对大萧条提出了不同解释,而这些解释本身也存在争论。一些人强调货币体系的扰动,另一些人重视此前信贷扩张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强调总需求不足,以及失业可能长期持续的原因。这些分歧不仅属于经济技术问题,也影响人们如何理解政府责任,以及市场在严重危机之后恢复正常所需要的条件。
大萧条的历史,使人们很难有说服力地主张,自由社会完全不需要任何公共经济稳定机构或社会保障制度。更加重要的问题逐渐变成,什么样的干预能够应对真实存在的制度失败,同时又不破坏经济协调所依赖的分散过程。
哈耶克本人承认,某些形式的社会保障具有合理空间。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区分了防止严重贫困的基本保障,与保证每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维持某种特定地位或相对收入的政策。他认为,一个拥有相当财富的社会,可以在不必放弃竞争的情况下,为极端困难提供一定的最低保护。他真正担忧的是,全面保证特定经济结果,可能要求政府越来越广泛地指导生产和就业。
当哈耶克被描述为反对一切福利项目的人,或者被认为他的思想与现代国家扩张毫无关系时,这一区别往往被忽略。他的立场实际上比这两种简单描述更加严格。他要求人们考察,某项政策究竟保存了个人选择的一般制度框架,还是使经济机会越来越依赖持续的政治分配。
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社会保障与经济自由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支持,在另一些情况下又可能产生冲突。基本安全网可能使个人更愿意更换工作、创办企业或者承担具有生产价值的风险。教育和公共卫生也可能扩大人们参与市场的能力。但设计不当的福利制度可能削弱工作激励,复杂监管可能保护既有企业,而财政承诺也可能逐渐变得难以维持。
没有理由假定每一项政府计划都必然削弱自由,也没有理由认为每一项以安全为名的政策都会改善自由。实际结果取决于制度设计、激励机制、融资方式、责任约束,以及个人能够获得哪些替代选择。
哈耶克的贡献,是坚持这些制度问题不能仅仅通过诉诸美好目标而被回避。良好的愿望,并不能免除人们理解经济协调实际如何发生的责任。
这种对于目标与过程的区分,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中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影响。他把许多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转化为更容易进入公共讨论、也更直接影响美国政治的经济自由论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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