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374)

(续)第二十一篇 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我生涯中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这是我进入行政机关工作后接触到的第一位基层干部,相处时间不长就一个多月吧,因为他健谈并且有点说教式的自我言谈习惯,所以他带给我的各方面的影响还是比较多的,有我觉得挺不错的也有我不认同的。文艺汇演结束不久,我回到了商业局办公室,与他的接触就比较少了,后来他调到了区委财贸部工作,因为有在商业局共事的那个基础,我后来一直和他处的比较好。十多年后到了九十年代,我曾经到金牛区商业局去拜访过一次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商业局的一把手,见到我很高兴说话仍然是当年的习惯,我去商业局见他其实有点沟通生意上往来的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市场经济中游弋了。

因为文艺汇演这种突击性工作结束了,我也就全身心的投入了商业局办公室的工作,在我去之前不久办公室的名字还叫办事组,这是当年行政机构普遍使用的名称,三大组:政工组、办事组、业务组。我到商业局工作的前后正是这些名称改变的时候,可能把办事处改成办公室比较容易吧,所以我到商业局的时候已经有了办公室的称谓,而其他两个部门仍然叫政工组和业务组。不要小看这种名称的改变,它其实代表着两种势力,叫三大组是一种革命的东西,文革中把旧机构摧毁后新机构中都这样叫,至于恢复成办公室、人事科、业务股应该是官复原职的原有的老干部所向往的。

商业局办公室主任叫郑天宝,自始至终我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这个好是好在他的待人,在商业局的那几年中,他作为我的直接领导我们相处是特别好的,没有这种特别好的相处很难想象我会在商业局弄成什么局面。他不健谈言语不多,后来从侧面了解到,他成为商业局最早成立的三大组之一办事组的组长背景是他其实是老商业局的造反派,这一点和商业局政工组的组长后来提拔为副局长的刘吉厚不同,不是不同是完全相反。我到商业局的时候,说起来商业局办公室的编制有7个人,但除去一个炊事员一个燒水工和一个打字员外,坐办公室的有4个人:他、一位管内勤的徐大姐、我,还有一位姓马的女同志。这位女同志来到办公室其实有点蹊跷,她原来是保和供销社的副主任,因为在文革被造反派整得伤了心,给她落实政策的时候她再也不愿官复原职,于是就暂时安排到了商业局办公室。

这两位办公室大姐对我这个小老弟她们称为小许的极好,好到了他们真的有点把我当做自己的亲兄弟一样那个味道,当然这之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办公室中分担了很多工作,让商业局领导整体看来办公室运转很不错,那两位大姐知道这个很不错中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在担当。她们对我很不错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1974年批林批孔那些原来商业系统的造反派们要杀向商业局的时候,她们十分担心我的安危,那位马姓大姐甚至给我出主意:小许你快跑了算了。不过对这种关心我仿佛置身局外,我相信那些造反派们不会对着我的,何况虽然天下很大,但有什么地方能够让我跑去躲避呢?

至于我说我与郑天宝主任的关系一直很好,其实是他这个人的包容度,因为如果我不去商业局,他的文化程度在商业局便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了,我去了多少对他有一些影响,至少领导们觉得办公室有小许是能独当一面做很多事的。当然,我和他能处得很好除了他的包容心之外,我这边虽然因为能力得到领导们的青睐和赞扬,我把自己位置也放得很正对他从无潜越。当年金牛区商业局在城西苏坡桥一个叫任家碾的地方有一片土地约二、三十亩的地盘,平时就是一位老员工在看管,有一些建筑但主要是长满了竹子。竹子会长年当然主要是春秋季节时候长出竹芛,主任会选择日子组织全商业局的干部去劳动,而其中最核心的活动是中午那顿聚餐,那是个有酒有肉的乐趣。

那个有酒有肉的午餐其实也很简单,主菜是竹笋熬肉,关键的是肉和酒如何到手,这一天的劳动聚餐可是主任在商业局全体员工干部面前露脸的关键,他自然早有安排和准备,这个安排和准备就是我。肉我会联系好一家供销社,让他安排一位家就住在那家供销社附近的商业局干部一早去取。酒要麻烦一些,因为虽然都是凭票供应,但金牛区的肉票与城区的肉票是分开的,金牛区自产自销只要能完成上调任务市里边就不管了,所以弄点肉是权力之内的事情不是太难。酒这个票证哪个供销社进酒都要向进货的市糖酒公司上交酒票凭票进货,不过为了主任的面子我总会想到办法的,于是这顿有酒有肉的午餐便众人皆大欢喜了。

主任何以这样重视这个面子?这恰恰表现出他的心态心境,那就是与世无争。当年商业局那个环境,局领导的班子中确定会在中层中提一位干部做副局长,多种多样的原因三大组中是在他和政工组的刘吉厚中选择,最后选择的结果他没有上位。外界还有说法说他的文化程度他应该更合适些。但他颇有自知之明,也知道他和刘吉厚那种农民出身的干部在当年那种政治氛围下他的机会更小,所以情况明朗了之后他内心很坦然。因为没有了这种上升的欲望,他的内心平衡点自然就是在商业局干部中的声望了。我是很明白他这点心思的,所以尽量把酒啊肉啊这些事情安排好,让他能够在大家面前飘飘然长长脸,当然对我来讲也是很好的协调了他与我之间的那种本来会有点尴尬的关系。

当年我到金牛去商业区工作时,局领导加上最后提拔的那个农民出身的政工组长共有五人:两位南下干部、两位原来市里边的干部、再就是那位农民出身的刚被提拔人。一把手叫姓张,是山西人还是陕西人不大清楚,十八集团军部队上转业下来的,身材高高大大说话亢亢有力,表面上很严峻接触多了就知道他其实内心很温柔,我是一见到他就喜欢他了,好像他也是这样见到我就很喜欢我了。他这个区商业局一把手局长,还兼着区委财贸部副部长的职务,不过他上班是在商业局这边,好像也很少管其实是基本不管财贸部的事情。比较有趣的是他对商业局的事情也管得很少,繁琐的业务上的购销调存赚他是完全不过问的,其他事可能除了供销社干部的任命之外他也管得很少。

但他好像对比如说文艺汇演这种事很有兴趣,不排除刚开始借调我到区商业局协助组织文艺汇演也许就是他提出来的,在那次文艺汇演上他不仅讲了话,还登台用他不知道是山西腔还是陕西腔高吭了一曲,唱得还相当好。他的夫人是金牛区卫生局的局长姓杨,个子也是高高大大的在四川女人中很少有,我很快就与他的夫人熟悉了,这是一个心地特别特别善良的干部。因为商业局工作上的事他不爱管,使得我后来跟他的关系就逐渐发展成为与他们一家人的关系,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你给他说点工作上的事情他好像没有兴趣,甚至表现出来不大爱听,所以后来我也就不说了。因为我当年住在茶店子,离区委区政府大院也不远,到他家里的时候也比较多,有时是做一些他们不太方便做的事情。比如当年要买点肉,有钱有票但当年买点肉就像抢一样,肉铺子外边是围着几层的人,你让他们两位局长去买确实也很难,这个事情开始是杨局长比较委婉地问我能不能帮他们家买一下,后来习惯了也就成了我每个星期周末的事情了。

有一件事情很能够说明他对我的关心程度,也很能够看到他作为一位南下的军人对世事炎凉的心境心态。1976年上半年那时我们还住在成都工学院的商校宿舍,当时我们所住的那一排平房要拆了重建楼房,多种多样的原因使得事情还没有协调好拆迁工人就上房揭瓦了,住在家中的虽然只有我母亲一人,但住房之事还是得解决。我没有找商业局提出任何帮助的要求,更没有找这位一把手局长,我只是在自己想办法看能不能够先找到一个住处让母亲搬来。张局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到了这个事情,我后来才知道他还专门到已被拆平的成都工学院商校宿舍区去看了一下,摇头对给他开车去的司机说,社会主义社会嘛,怎么会不把人安排好就拆房子了呢?当然,这个事情最后虽然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但我得知他这位平常连商业局的工作事都不大爱管的一把手,还居然专程去看我家中被拆了的房子,仔细想来内心还是比较感动的,当然我也知道了我在他心中的位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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