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二十一篇 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我生涯中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五十年代的童年和少年在充满童心和童趣的欢乐中过去了，小学毕业后没有人指导与管理我的学业的我报读了成都二十九中读初中。回顾整个五十年代那十年的童年和少年，仅管有1957年看到和遇到的那些会让人有点不尽如人意的事，那也仅仅是一点不足以让童年和少年的我烦心的微小波澜，十年中我顺着我的童心和童趣信步漫游，让世界和自我慢慢的被自己初步认识，直到突然迈入那个让人饥饿的六十年代，世道的艰辛才仿佛让我一夜之间长大了。但不管怎样，在后来经历了漫长的八个十年之后，可以说这个童真的十年是最令人留念的。
二、艰难爬涉认知增长的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是我从少年进入青年的时刻，很不幸的是这个十年充斥着很多荒唐和怪诞，因为这十年还有七十年代的前半叶的这十多年中有一个主基调，那就是政治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像魔咒一样紧跟住那个时代的人们，让人们习惯于在“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氛围中转换着扮演“整人”与“被整”角色，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跳来跳去穿梭表演。当然还有从五十年代的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指引下，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成，这比那些政治运动更让人们吃尽了苦头，因为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入伴随它的是物资的逐渐匮乏，凭证供应成为市场的主流，这个可是填饱肚子的大问题。
初中是带着饥饿感开始就读的，因为那是最艰难的1960年。一切都得凭票供应，只有蔬菜因为不好保管和定量是凭居民资格大家抢购。我当年独自一人住在四川大学员工十四宿舍，母亲回家很少，兄弟跟随父亲去了青白江成都钢铁厂，小妹常年在范爸爸家中仿佛成了范家人。特别记得有一次班上的王昭伦同学帮我抢到了一朵莲花白菜，但我家里没有做菜的条件，王昭伦还带着我到了他们家，帮我把抢到的那朵莲花白做成了炒莲花白丝。在那个人人都感到饥饿的年代，这份友谊足以让人多年不忘，至今我都还记得当年在王昭伦家中，他们一家人帮我烹制这盘珍贵的莲花白丝的情景，说它珍贵不在于那盘菜本身而是那份友情。
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原因让我在成都二十九中成为优等生，两门主要的学科语文和数学我都很突出。语文嘛也许是得益于五十年代在光华街跟着父亲一起生活时他有意无意给我培养下的阅读习惯。再加上班上有为数不少的家在九眼桥的同学总要在考前几天逼着我给他们讲解主要课程内容以应付考试，用今天应试教育的话来讲就是找重点答考题，这使得我的以语文为主的文字学科比如历史、地理、生物等课程在学习上很优异。特别记得当时那位生物老师很青睐我，她多次表扬我的不是我的生物学习状况和成绩，而是我每次完成的那份生物实验报告。
我的数学启蒙先生梁老师是当年成都工学院一位数学教授的夫人，应该说我对数学的喜好以及学业优秀是与她的教诲分不开的，当然我也不讳言自己也许具有一点学数学的天分，当年大家都感到很难学的平面几何，在我这里却成了一种乐趣，当然这之中也有少年时代爬涉城墙辨识方向引发出对几何图形的某种兴趣。比较感到有缘分的是多年后我考入了成都工学院应用数学系后，梁老师的先生邓教授还给我讲授过高等数学课程《复变函数论》，他们的儿子邓太行也是我成都七中高六六级的同学。
在成都二十九中我加入了共青团，这是我这一生中唯一参加的政治组织，至于少先队算不算政治组织我觉得不是，因为少先队几乎是所有小学生都可以加入的，而共青团在当年应该是优秀的青年才能加入，至少在学校是如此。学习成绩的优秀，加上文字表达能力的突出，我也成为了成都二十九中共青团和学生会的积极分子和骨干，承担了不少与文字编辑相关的学生社会工作比如编辑黑板报。虽然加入了共青团这种应该是很有政治色彩的组织，但比较庆幸的是我当年并没有受到那种政治熏陶，这得要感谢我在成都二十九中的两位贵人老师，一位是班主任赵老师一位是团队专职干部彭老师，在我的记忆中她们几乎没有对我进行过那些传统的说教，这让我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活是比较优雅的。
进入成都二十九中后不久，我们就由成都工学院搬到了三官堂街住家，三官堂那个位置与望江公园隔河相望，当年的锦江河水清澈明亮，为了走直角三角形那个斜边的捷径，我是经常从家中通过河心岛那个鱼嘴涉水过河，穿过望江公园和四川大学到二十九中上课的。近年来每到春秋二季天气不冷不热时，有一个二三十人的成都七中校友的望江楼公园聚会，聚会的经常地址就在当年我读二十九中时涉水过河之处，与当年我们在三官堂的家隔河相望，每次在此聚会时都会勾起我对当年初中读书生活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虽然肚子空空常有饥饿之感，但好像心情上心态上精神生活还状况不错，没有几年之后有了“阶级斗争为纲”后精神上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感压抑感。
有一件事我在回忆录中已经回忆了几次，反复记叙是因为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初中同学对我学业上的最大促进，是他们推着我迈进了优秀学生的行列，而这一点让我一辈子受益匪浅。这件事就是初中班上大约有10来个同学吧，多种多样的原因造成他们平时不听课不完成作业，临到考试就临时抱佛脚让我给他们串讲学科特别是考试重点。记忆很深刻的是杨能炎，平时是一位极调皮的同学嘴巴也特别尖酸，但到了考前他会安排时间带着这十几个同学围座在我的周围让我给他们讲解即将要考试的课程，经常和他结伴领头的是张照武，不过就这一件事情来讲，我对杨能炎的感觉更好一些。要感谢这些同学们，他们逼着我把每一门课程都要学得好些再好些，好到能够讲出一些对他们应付考试有用的东西。
这十多位同学念书好像不是很在行，但做动手的事情那是特别的能干。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担任了班上的劳动委员，那个时候因为饥饿吃不饱，有一句口号叫“低标准瓜菜代”，学校还专门在校区内给每个班拨出土地，让大家课余种蔬菜。班上的这种事情，这十多个同学积极得很，办法和主意也很多，种哪些菜怎样种他们根本不用我这个劳动委员费心，早早的很快就把学校安排的土地种上了各种蔬菜，说一句也许不是很得体的话，这大概是他们对我为他们的课程考试的付出的一种回报吧。
有一件事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令人很感动，我在我的回忆录《第六篇 体为心声 体由心生——我的身体健康》中曾经记叙到读初中时曾有严重的胃病，其实说它是胃病也不严谨，因为最终它究竟是什么病也没有到医院去诊断过，它其实是胃痛痛得不得了的痛。记得初中几年中，在学校突然发起的胃痛有多次，每次痛起来是要让人打滚的，有一次是在学校的食堂面前的几个乒乓球桌面上，我痛得不可开交在乒乓球桌面上滚来滚去，几乎全班的同学都来了围在我的身边，有跑得快的同学已经从药店买到当时治胃病的药胃舒平，我因为痛得难以下咽，同学们围在我身边让我先把药吞下去再滚，那个全班同学关心的场面确实让人很暖心。
读初中的这三年与读高中的第一学期我们都住家在三官堂，当年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属于城郊，同所有的城郊一样当年的自来水管网是没有到这些地方的，我们吃的用的水都是从锦江里挑回来的。这个地方也有起眼的，就是有一个基础没施比较好的妇幼保健站在这里，妇幼保健站肯定是有自来水的，它接的是毗邻的南光机械厂的自来水管网，而作为郊区的三官堂街是接不上自来水管网的。不过后来的三官堂街就有点发扬光大了，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先是锦江区妇幼保健站正式迁在了这里，二是这里成了成都市有名的吃羊肉汤的地方。当年成都市有两个集中的吃羊肉的地方，一个是青羊区的小关庙，另一个就是锦江区的三官堂，小关庙多是成都的商家在制作出售羊肉汤，而三官堂则是简阳的人到这里来开辟的一个正宗简阳羊肉汤。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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