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二十篇 时间如水 人生流年——我的八个十年
因为下海经商的目标确定得很明确，所以整个过程也不是很长，严格的说大约是三年左右的时间就达到了我在财务自由方面的收入要求，目的达到了就有了收缩的想法，也大约是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缓缓的但是很全面很得体的退出了商海的经营活动。比较运气的是在那几年的时间中，退出经营的资金也就是我的收入放在了在当时是比较好的资产上，这些资产在近一二十年的升值过程中增值较大，使得在今天看来情况还相当良好，实际状况远比当初确定的财务自由目标好上了很多。当然要强调的是，现在的状况比较好的情况应该不完全是九十年代下海游弋的成果，当年经商提供了后来理财的资金基础，现在的实际情况中还有最近一二十年理财的收效。
九十年代的十年中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社会交往的圈子远比高等学府大了，在与更多的人的交往中结交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有的文化程度高些接受了高等教育，有的则来自当年最早的个体户，虽然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但务实的能力很强，在与这些朋友的交往中，除了在当时让人特别的愉悦外，也为退出商海之后从事其他更广泛的工作提供了支持和基础。在与这些朋友相处的过程中，极其深刻的感悟到了信誉在相互交往中的重要性。我退出商海之所以用了三年时间，就是想极好的完美处理好债权债务关系，把自己的债务处理好难度不大，只要信守自己的信誉该清偿的就清偿，而债权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恰恰在这一点上当年能够处理的比较理想正是因为这批朋友的信用。
在结交这批朋友上也有不尽如人意之事之处，仅管不能称之为遗憾。那就是所结交的商场朋友中，他们大多有一种把一条路坚持走到头的执着，其实在与他们相交相处的过程中，我还是观察和发现了他们在经营理念和思维上的一些误区，甚至看到了他们如果执着的往下做的严重后果，但我始终没有出言出手相帮相助，当然这样做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原因是我知道说了不起作用，除非坚决的出手，但真要出手基于方方面面的因素太于心不忍。于是这批朋友的企业在登上他们的顶峰后便出现各种问题，基本上慢慢的无疾而终。当然有调查统计的资料说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两到三年，但在可以告诉甚至引导他们把企业规模逐渐缩小的时候没有去做，多少有点不尽如人意。
应该说九十年代在所谓下海的十年中，我的方方面面的收获是满满的，首先是实现财务自由的愿望和目标基本达到，而达到这个财务自由目标的前提居然是我仍然留在了体制内，同时还帮助两个孩子学业优秀的考上了名大学。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很多收获，比如在自身的工作能力上，特别是在组织协调管理上有很大的提升，当年我除了要经营自己的公司之外，还帮朋友管着四、五家公司的财务，这既需要时间更需要精力，我只有尽量的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用能力的提高确保这些较大工作量的完成，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工作人员的组成和管理，在这方面的成效让我很多工作都事半功倍，这一点为我十多年后去从事民办高等院校的管理工作的时候是很有补益的。
还有仍然是那个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九十年代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十年，这十年中出现了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国营企业和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破产或者解体后出现的下岗工人问题，以及城市中医疗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虽然在下海经商但我对这些社会问题还是十分关注的，而下海对于了解这些社会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仅仅是了解，也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这应该算是保持了高级和知识分子该有的风貌风范吧。在我已经出版了的回忆录中就有一个篇章专门谈到了这些问题，它的篇章名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市场化——我的民生观点》，自我认为文字就这些的重大的社会问题题的分析还是比较深刻的，这一点与九十年代我能比较密切的关注这些社会问题分不开的。
如果说要对我在九十年代以商海游弋为主作一个评价的话，我想起了孔夫子那句“五十而知天命”，我这里说的不是我知道了什么天命，而是我能顺应天命做了在那个十年中我应该做的事情。首先是选择与决定，其实八十年代末我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科研已经发展到了巅峰状态，作为一个学者好像应该坚持着走下去，何况当时学校已经任命我担任了处级职务，虽然我并不想沿着从政这条路走下去，但这个事实说明我在体制内的发展还是很顺利的。在这种前提下我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选择和决定了下海游弋去寻求财务自由，我把这个选择和决定视为是知天命的结果，现在年近八十从现实的情况看，当年那个选择和决定无疑是正确的。还有就是下海目标的确定，我觉得是天命告诉我有些抽象的事情是很捉摸不定的，什么把企业做大做强的想法与作法的风险是较大的，还是确定一个实实在在的实现财务自由的下海目标才是正确和妥当的，我这样想了最后也这样做了。至于冥冥之中始终有那种不要放弃体制内身份的坚持我更是认为这是天意，因为当时在市场经济中游弋得很惬意也很顺利，自我很有可能在多种因素下从体制中退出来，应该是“五十而知天命”的一种启迪让我有那种坚持吧。
六、零零年代：天马行空的我放飞自由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改革比较成功的十年，计划经济基本让位于市场经济，包括那个在八十年代没有能够解决的价格放开的瓶颈问题，也在九十年代似乎水到渠成很顺利的解决了。但是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九十年代的对外开放进展还是很缓慢，直到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使得对外开放的力度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加入了世界经济大家庭，民富和国强有了实实在在的基础。千禧年对国人富裕起来是个福祉，因为基础好了国人的劳动力红利充分体现了它的优势，源源不断的财富使国强民富不再是一句空话，大家都享受到了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红利，国人的腰包鼓起来了，敢买房敢买车敢出国旅游了。
刚刚从市场经济大海中上岸的我，也许基础更好些更能享受到这波红利，那些为实现财务自由的资金，因为放在了比较优势的理财领域中，似乎不需要我耗费更多的精力让它们在这波深化的改革开放中增长，这使得我在这一个十年中能心旷神怡心无旁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思想负担的我，选择性的做着在我看来有极高挑战性的并且自己也感兴趣的事。我在已经出版了的回忆录中把它们归结为三件或者说是三类事：一是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科研，科研做得很少了，教学上很多偶然的原因让我接参与和接手了《科学技术史》和《大学物理》课程，这是两门当年西南财经大学做得卓有成效的通识教育改革中关于自然科学系列的课程。二是用四年的时间与女儿一起完成了她缩短小学学习的实务，女儿只用四年时间就完成了小学学习，在不到十岁半多一点时就上了初中，从而保证了她在不到22岁时就取得了英国卡迪夫大学和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二个硕士学位。三是近距离的参与了很多建筑装修之类的我一直就很饶有兴趣的技术工作，改造和装饰了很多出租房增加了收入。
六十耳顺的我在做这些事时心境和心情是特别愉悦的，尽管这些事情对我来讲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它的挑战性极高，但这正是我的兴趣和愉悦之处，面对一件件事情在通过努力的过程之后得以实现，自己的喜悦和满足不期而至。特别想要强调的是做这些事情时的自由，所有的这些事情包括在西南财经大学接手那两门自然科学通识课程，都没有任何环境和任何人要求我去做，自由的环境让我像天马行空似的策马扬鞭，没人约束没人管理更没人监督，都是我自由自在的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的去完成，这应该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在退休前的最为充分的享受吧。这些享受有二个层面，就是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精神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主决定自主选择，做什么怎样做都是一次次精神上的升华，当然也不仅仅是抽象的精神上的享受，所有的这些事情在物质上它也是很实际的，有着它特别物化的表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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