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到了二十世纪,这个问题获得了新的意义。工业化、大众民主、意识形态革命,以及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使传统社会制度面临着此前难以想象的压力。
一个半世纪以后,拉塞尔·柯克认为,伯克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已经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1953年的美国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当然完全不同。美国拥有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定期举行的选举、充满活力的私人经济,以及悠久的公民自由传统。但柯克认为,现代政治思想越来越倾向于把社会理解为可以通过行政管理、经济计划和抽象的人类进步理论加以安排的对象。在他看来,这种危险并不只存在于公开主张革命的政治运动之中。当民主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越来越相信,只有能够通过当代理性分析证明其效用的制度才值得保存时,同样可能忽略历史继承的重要性。
柯克因此试图恢复一种把政治秩序理解为超越物质利益的思想传统。他认为,自由社会需要道德信念、社会忠诚、责任习惯,以及对历史连续性的认同。这些条件并不能仅仅通过制定宪法或建立市场经济来创造,而是在家庭、宗教团体、学校、地方机构与更广泛的文化传统之间,通过长期互动逐渐形成的。
在《保守主义的思想》中,柯克从伯克出发,经过约翰·亚当斯、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约翰·卡尔霍恩、本杰明·迪斯雷利,以及一系列文学家和哲学家,最终延伸到乔治·桑塔亚纳。他所选择的人物很能说明他的思想意图。柯克并不根据某个人是否属于特定政党,或者是否在税收、贸易和政府支出问题上持有一致立场,来定义保守主义。他试图寻找的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思想倾向:重视道德秩序、历史连续性、社会差异、私人财产,以及对政治改革保持审慎。
但这种历史重建也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并且存在值得批评之处。他所列举的人物并不在所有重要问题上意见一致。约翰·亚当斯的共和宪政思想,与迪斯雷利带有家长主义色彩的英国保守主义并不相同;卡尔霍恩对于美国南方奴隶制度的辩护,更带来一个无法轻易忽略的道德矛盾。柯克把卡尔霍恩纳入保守主义思想传统,使人们不得不追问,维护既有制度与保存不公正的社会等级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
这个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否定柯克的整个思想工程,却揭示了其中一项根本张力。一种强调历史连续性的政治哲学,不仅需要解释为什么制度值得尊重,还必须说明,什么时候尊重会变成对不公正的纵容。
柯克最有影响力的贡献之一,是他不把保守主义定义为一套完整的政策纲领,而是通过若干反复出现的基本信念来描述它。这些信念包括:政治生活依赖某种道德秩序;社会制度凝聚了长期积累的经验;习俗和连续性具有值得认真对待的价值;人与人在才能和处境上存在差异;私人财产有助于个人独立;政治改变必须考虑难以预见的后果。在后来的版本和著作中,他继续发展这些观点,把保守主义理解为一种强调审慎判断的思想倾向,而不是声称拥有完整社会组织公式的意识形态。
这种区别对于柯克至关重要。他不信任那些从少数抽象命题出发,再试图推导出一套完整社会制度的政治理论。他认为,政治判断需要理解具体环境,需要历史知识,也需要认识人类道德和理性能力的局限。一项政策不能仅仅因为符合某种普遍理论,就被认定为正确。人们还需要考察它可能改变哪些制度,削弱哪些习惯,以及受到影响的人是否具备使它正常运作所需要的能力。
这种思考方式,与新政以来的政治争论有着直接联系。对政府扩张的保守主义批评,可以从税收、监管、公共支出和市场激励等经济角度展开。柯克并不否认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如果把保守主义完全简化为经济政策,就会忽略更根本的东西。一个社会即使拥有相对自由的市场,也可能失去维持有秩序的自由所需要的道德习惯和社会制度;反过来,某些公共监管的存在,也不必然决定一个文明是否仍然保有保守主义所珍视的深层品质。
在柯克看来,现代政治的困难,不仅在于国家规模不断扩大,也在于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行政管理和经济生产的概念理解社会,而较少从道德责任、历史身份和人类生活目的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一立场与“老右派”中自由意志主义者对国家的批评存在明显差别。阿尔伯特·杰伊·诺克、罗丝·怀尔德·莱恩和伊莎贝尔·帕特森等人,强调个人独立与政治强制的危险。柯克同样怀疑中央集权,却不认为个人自主是政治生活唯一或最高的原则。他相信,个人之所以能够有意义地行使自由,部分原因就在于那些早于个人选择而存在的社会制度。语言、家庭、教育、宗教实践和社会习俗,共同塑造了人们运用自由的能力。
这种区别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对于强调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而言,制度的正当性主要取决于它们是否保护个人权利与自愿选择;对于柯克的传统主义保守主义而言,制度还具有另一种价值,因为它们传递着个人无法独立创造的知识、义务和归属感。
这两种观点其实都难以完全排除对方。一个只强调传统、却不能充分保护个人权利的社会,可能保存压迫性的制度;一个只强调个人选择、却不重视历史继承的社会,也可能逐渐削弱使有意义的自由选择成为可能的文化条件。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成为现代美国保守主义内部最重要的思想争论之一。
柯克对于道德秩序的强调,也反映了二十世纪知识界对现代文明经验的一种重新评价。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主义政权、大规模政治动员,以及现代技术所展现的巨大破坏能力,都动摇了十九世纪某种乐观信念:科学与经济的进步,必然会带来道德上的改善。人类组织社会的能力越来越强,却没有因此避免前所未有的暴力。事实上,二十世纪一些最具破坏性的政治制度,恰恰大量运用了现代行政技术、工业组织能力和所谓科学权威。
对于传统主义保守主义者而言,这些经验说明,技术进步与道德进步并不是同一回事。一个社会可以更加富裕、教育程度更高、组织能力更强,却同时失去对人的尊严和政治权力边界的尊重。现代文明扩大了人类采取行动的能力,却没有自动提供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能力的智慧。
因此,柯克把道德判断放在政治生活的中心。他认为,法律与制度最终都建立在某些关于人性和社会目的的假设之上。如果人主要被理解为追求物质满足的经济行动者,那么,政治自然会集中于生产、分配和消费;如果人还被理解为承担超越即时个人利益的道德责任的存在,那么,政治制度就必须同时考虑品格、责任、忠诚,以及社会关系的延续。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当把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强加于私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事实上,柯克对中央集权的怀疑,在许多情况下恰恰指向相反的结论。他认为,道德品格的形成,更多发生在贴近普通生活的制度之中,特别是家庭、教会、学校和地方社区。这些机构通过长期而具体的人际关系培养责任,而不是主要依靠遥远的行政机关制定规则。
在这里,柯克的传统主义与美国政治思想中一个更古老的主题相联系:自由与公民品格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时注意到,美国社会高度依赖自愿协会、宗教习惯和地方参与。美国人学会合作,并不只是因为政府要求他们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经常自发组织起来,共同追求某种目的。托克维尔认为,这些习惯有助于抵消民主社会中个人主义可能带来的孤立倾向,也能够减少人们把社会责任全部交给中央政府的冲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柯克的思想属于这一更广泛的传统。在他的理解中,自由不能仅靠宪法机制维持。宪法能够限制政治权力,却不能自动创造值得信赖的公民;市场能够协调经济活动,却不能保证人们始终诚实、克制,或者关心他人的处境;选举能够更换政治领导人,却不能保证选民抵制煽动者,也不能保证多数人尊重少数人的权利。
因此,公民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即使没有被写入宪法,也发挥着某种宪政意义上的作用。它们通过分散社会权威、培养合作习惯,以及维持独立于国家的道德承诺,帮助保存正式政治自由得以延续的社会条件。
但这种对于公民社会的强调,也带来了另一个困难的问题:当继承下来的社会制度本身不能尊重某些成员的自由与尊严时,又该怎么办?
家庭可以提供爱与稳定,也可能形成压迫性的权威关系;宗教团体可以培养道德责任,也可能强制成员服从,排斥持不同意见的人;地方社区可以维持信任和互助,也可能保存种族歧视,惩罚挑战既有等级的人。因此,社会组织独立于政府,并不能自动保证它们就是公正的。
美国民权运动使保守主义者无法回避这种紧张关系。地方权力的维护者有时借助联邦主义和传统社会安排,为抵制联邦政府干预种族隔离辩护。但这些安排剥夺了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基本权利。如果保守主义意味着维护平等公民身份与个人自由的宪法原则,那么,不公正的地方习俗就不能仅仅因为存在已久而被视为值得保存。
在这一点上,伯克式保守主义需要更加审慎的理解。伯克重视历史制度,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制度都值得维护。他对帝国权力滥用的批评,说明政治安排仍然需要接受正义与正当政府原则的检验。但这些原则在现实中的应用往往十分困难,尤其当改革触及那些把既有制度视为自身身份一部分的人们的利益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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