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塔夫脱的重要性，部分就在于他愿意把这些区别落实到立法实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政治口号之中。
这种思想上的困难，在战后劳动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35年的《瓦格纳法》加强了对工人集体谈判的法律保护，建立了新的劳资关系框架。支持者认为，在大型工业企业中，单个工人面对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雇主，往往缺乏实质性的谈判能力，工会因此能够成为必要的平衡力量。批评者则认为，法律在保护工会的同时，可能使工会获得过大的权力，而对强制性组织行为和影响公众利益的罢工缺乏充分限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工会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工会会员人数大幅增加，集体谈判影响着主要工业部门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大规模罢工则可能波及交通、制造业、能源供应和其他重要经济活动。对于长期担心经济权力过度集中的保守主义者而言，这种变化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过去，人们主要关注大型企业是否拥有过多权力；如今，拥有强大组织能力的工会是否也需要受到类似的法律约束？如果自由意味着防止任何机构以强制方式控制他人，那么，对企业和工会的评价，就不能仅仅取决于它们各自宣称代表谁的利益。
1947年，塔夫脱与众议员弗雷德·哈特利共同推动了一项重要的劳动法改革，后来被称为《塔夫脱—哈特利法》。这项法律对工会的某些不公平劳动行为作出限制，对次级抵制和管辖权争议罢工等行为施加约束，并允许各州制定禁止特定工会保障协议的法律，也就是后来通常所说的“工作权法”。杜鲁门总统否决了这项法案，认为它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权利，但国会最终推翻总统否决，使法律正式生效。这成为战后美国对新政劳动制度最重要的一次修订。
这场争论揭示了两种不同的经济自由观。法律支持者强调个人工人的选择权、企业经营自由，以及防止工会组织拥有过大的强制权力；反对者则认为，对工会活动的限制削弱了劳动者集体谈判的能力，使大型雇主重新获得优势。双方都声称自己在保护自由，但他们对于哪一种权力关系最可能威胁自由，存在根本分歧。
塔夫脱的立场不能简单理解为反对工会。他更广泛的主张是，任何拥有重要经济权力的组织，都应当受到一般法律规则的约束，而国会有责任建立更加平衡的制度。至于《塔夫脱—哈特利法》是否真正实现了这种平衡，后来始终存在争论。但这项法律说明，保守主义对个人自由的维护，有时也可能支持政府监管，尤其当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企业，而是工会的时候。
这也是美国保守主义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复杂性。有限政府并不意味着没有法律。市场经济需要能够执行的合同、受到保护的财产权、反对强制与欺诈的规则，以及解决争议的司法制度。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哪些规则有助于维护自愿合作，哪些规则又会不必要地限制它。塔夫脱的劳动立法提出了其中一种答案，也使人们看到，法律上的自由原则如何在现实中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谈判能力。
塔夫脱在社会政策上的立场，同样比他的政治声誉更加复杂。1949年，他支持《住房法》，这项法律扩大了联邦政府对公共住房、城市改造和住房融资的支持。法案是在具有不同政治理念的人物之间经过协商形成的。塔夫脱认为，住房短缺和恶劣居住条件确实构成需要公共关注的问题，但他仍然强调私人企业和地方机构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并对联邦行政体系过度扩张保持警惕。
这一事例说明，“老右派”并不意味着所有成员都反对联邦政府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塔夫脱的保守主义，与后来主张尽可能取消政府经济干预的自由意志主义并不完全相同。他承认某些公共义务，同时试图维护宪法边界、财政纪律和地方分权。更加严格的有限政府支持者当然可以批评他的选择，但这些选择也反映了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在实际治理中必须面对的困难。
更深层的问题，是如何区分提供有限公共帮助的政府，与试图全面指导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政府。塔夫脱认为，前者有时可以获得正当理由，而不必因此接受后者。批评者却怀疑，这种区别是否能够长期维持。一旦华盛顿开始承担住房、教育、退休或就业责任，政治压力就可能推动这些职责不断扩大。每一项新计划都会形成自己的受益者、行政机构和社会期待，使未来的限制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新政已经证明，紧急时期建立的公共制度可能成为国家生活中的永久组成部分。但完全拒绝联邦行动，也存在明显困难。某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可能因此得不到解决，公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也可能受到削弱。一个希望实际治理国家、而不只是表达反对的保守主义，必须形成更加具体的判断标准，区分必要的公共行动与过度的国家干预。
塔夫脱的政治生涯，是对这种标准的一次探索，但并不是唯一的探索。
在国会之外，一批作家、记者和思想家对新政国家提出了更加系统、也往往更加激烈的批评。其中包括阿尔伯特·杰伊·诺克、约翰·弗林、加雷特·加勒特、罗丝·怀尔德·莱恩和伊莎贝尔·帕特森。他们的性格、思想背景和政治重点各不相同，却普遍担心，国家权力不断扩大，将威胁个人独立，以及自由社会赖以发展的各种非政府机构。
诺克早在大萧条以前，就已经对中央集权抱有深刻怀疑。1935年，他出版《我们的敌人：国家》，提出了“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区别。在他的理解中，社会权力来自人们自愿进行的生产、交换、合作和制度建设，国家权力则主要通过政治权威和强制手段发挥作用。诺克认为，政府权力的扩大往往会压缩社会自主活动的空间。这并不一定因为每一个政府官员都希望剥夺自由，而是因为行政机构一旦承担某种社会职能，个人和社区原本可能自行承担的责任，就可能逐渐被国家取代。
诺克的区分相当鲜明，也容易受到批评。私人经济关系并不总是在真正平等的条件下自愿形成，社会组织同样可能施加不来自政府的强制。雇主、家庭、地方多数群体和私人机构，都可能拥有足以限制个人选择的权力。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正是保护人们免受暴力、欺诈和其他侵犯所必需的条件。然而，诺克的论证仍然提出了一个值得长期思考的问题：当政府开始承担某种社会职能时，公民独立完成这种职能的能力，会发生什么变化？
一项公共计划可能比私人组织提供更加稳定、覆盖更广的服务，但它也可能改变维系私人组织的社会动力。家庭可能重新安排成员之间的责任，自愿协会可能逐渐失去成员或资金，地方社区也可能越来越不习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某些问题。这些变化并不必然是坏事，因为一些传统安排本来就不充分，甚至存在不公正。但公共制度在提供即时利益之外，是否会改变社会长期的自主能力，仍然值得认真考察。
在诺克看来，一个社会可能在行政管理上越来越有效率，却在公民独立行动方面越来越缺乏能力。他的思想预示了后来保守主义的重要主题：公民社会的强弱，不能仅仅通过人们获得多少服务来衡量，还应当看人们是否保留了不依赖国家命令而共同采取行动的习惯、关系和责任。
（未完待续）
我的其它文章
美国何以长存：保守主义重新寻找自己（2）
美国何以长存：保守主义重新寻找自己（1）
美国何以长存：当国家成为保障者（4）
美国何以长存：当国家成为保障者（3）
美国何以长存：当国家成为保障者（2）
美国何以长存：当国家成为保障者（1）
美国何以长存：进步的代价（下）
美国何以长存：进步的代价（中）
- 美国何以长存：保守主义重新寻找自己（2） - 11/09/26
- 美国何以长存：保守主义重新寻找自己（1） - 11/08/26
- 美国何以长存：当国家成为保障者（4） - 11/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