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二十篇 时间如水 人生流年——我的八个十年
在潜心专注的进行一个高等学府老师的教学科研时，也有一些技术之外的问题让我不得不面临和面对。比如是不是要加入一个政治组织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年的实际状况下其实是很现实的。因为教学和科研成绩斐然，我也就成了卓有贡献的青年知识分子，各类组织包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希望我能积极向他们靠拢，虽然我最终没有加入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但长达数年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总是有的。其实加入一个党派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即便加入了某个党派，只要自己保持那种初心，在党派中的自由度还是会比较高的。真正比较麻烦的是要不要去从事行政领导岗位的工作，通俗简单的讲就是要不要去从政，这个问题是个人发展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发展方向。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自己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一方面对我的秉性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我有那种“既不想被别人管，又不想去管别人”的比较追求个人自由度天性，另一方面在人际交往上我虽然因为善于与人聊天交流状态不错，但骨子里边还是对那种比较深刻甚至有些扭曲的人际关系不是很感兴趣，在分析了这些种种之后，我最终选择了远离官场的道路，而专注去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
这一点其实对我的后半辈子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去从政做了官员，有两个可能结果，一个是扛不住物欲的诱惑，最后成为阶下囚，一个是坚持该有的底线不在物欲上同流合污，那一定会比较清廉其实是清贫，因为一个官员无论你做到哪一级，工资收入会高一些但也高不到哪里去，比起我现在的财务自由肯定是差远了。我现在能实现相当范围内财务自由的收入来源，因为我从来没有为政从官掌握过权力，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它是十分干净的，后边我会讲到再加上我赚取这些收入时都是遵纪守法的，甚至很多人在市场经济中无法避免的“原罪”我也没有。所以现在到了奔八的老年，既享有比较充分的财务自由又坦坦荡荡心情舒畅，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决定不去从政为官真的是一个极好的选择。
当然也有遗憾，就是在学术研究的发展上没有努力的坚持到该有的程度，当然不能说是半途而废，自我评价和认为我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科研特别是科研还是成绩斐然的。但是因为实在耐不了纯粹知识分子的清淡，其实不仅仅是清淡更有经济上更多诉求，我在八十年代末在众多因素的促使下进入市场经济大海去试水游弋了。比起我的一些校友比如洪时明兄杜懋陆兄，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的坚定始终让我自愧，当然我不是说去下海游弋有不妥不当之处，我其实始终认为迈出学校走向社会是明智的选择，只是从一名高级知识分子的角度，对在科学学术上的研究没能象洪兄杜兄那样坚持感到总有那么一点遗憾。
说起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表现在国人当然也包括我身上是很全面的。思想的解放使人们都奔驰一般去做那些自己想做的事，比如我在高等学府中做着学问，但对很多社会问题也很关注，八十年代有两次抢购风潮，我是很近距离的观察和分析了的，因为它们与当年正在进行着的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关。当年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邓大人“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进行得其实是很谨慎的，但它确实在前进并给思想解放的人们带来了一些现实的好处。谨慎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和瓶颈问题最终没有在八十年代得到解决，那就是价格放开的问题，只有放开价格才能让计划经济真正让位于市场经济。正是在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中，我的社会经济问题分析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种提升对于一贯期望思想开放和自由的我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也给我带来了工作和生活中的那份愉悦。
五、九十年代：进入壮年为财务自由努力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推动下，整个社会在向市场经济狂奔，这种狂奔有点过头的味道，最有标志的就是大量公职人员下海经商，形成了一股颇有气势的下海潮，尽管它确实就像像潮涨潮落一样很快就落幕退场，但给九十年代的社会思维和风气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改变。其实整个九十年代虽有改革，但开放的力度是不够的，这种主要靠内需对经济的推动是乏力的，前三十年计划经济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艰苦中可见端倪，尽管经济体制已经大步迈向了市场经济，但只有内需的弊病仍然对经济的发展推动力不大，这大概也是下海潮迅速退潮的基本和主要的原因。当然不是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的发展不大，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机制的推动下，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是蓬蓬勃勃的，良好的经济改革的效果让人们思维上逐步接受了市场经济。
由于很多偶然事件的重叠，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自我的价值取向，我在八十年代末便从学校走向了社会，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我好像对做了六、七年的大学教师的教学科研有点乏味了，是认为自己在教学科研上已经达到了峰点还是“江郎才尽”我不得为知，于是在学校刚刚任命我担任科研处处级职务的时候，我又接受了一家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的邀请担任了他的经济顾问，好像是下海了但是有一只脚其实是主要的身体还留在体制内。这使得我在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中的游弋显得比较自如，好像大家在九十年代初蜂拥下海试探水性的时候，我已经在市场经济深水区比较自由的游弋了，这个比较自由最重要的表现是我能坚守住没有退出体制内，并且还用相当的精力在助力两个双胞胎儿子在就读了成都七中和树德中学后，在九十年代末考上了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因为在西南财经大学担任处级干部和在民营企业从事经济顾问工作在时间上有一些“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当然更主要的是在自己的理念中不去从政为官的信念，我在九十年代初辞去了体制内的处级干部的职务。当年在组织人事上西南财经大学这种人民银行管理的重点大学，虽然处级干部可以自己任命，但需向省委组织部报备，所以在辞去这个处级职务上还是有些过程，也引起各方面的关心关注，但我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那就不要犹豫的坚持走下去吧。不过因为对市场经济大海中的感觉和预期不是特别的好，虽然辞掉了处级干部的职务，但仍然坚持留在了西南财经大学体制内作为一名高校教师，现在看来当年的这种决定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严格的说当年大半个身子是在市场经济中下海了，体制内西南财经大学仅仅是完成学校的相应工作要求，至于两个儿子的教育培养，由于我和夫人的专业特别的对口，在这方面虽然要占用一些时间，但耗费的精力不需要特别的多。大半个身子在市场经济海洋中干什么呢？我的目标特别明确，我没有什么把企业做大做强的抽象理念，就是为家庭财务自由挣一些钱，钱不在多够用就好，这个理念也帮助我在当时过得比较超脱和自由。而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仅仅是为了挣钱，办公司就成了一个手段和工具，这如同在九十年代不去选择从政为官一样，我在市场经济中的游弋中也十分超脱与干净，超脱使我没有压力而活得自在自由，至于干净使我取得家庭多方面财务自由的收入，如同没有从政为官掌握权力不能寻租一样，没有市场经济大海中常有的龌龊而坦然与易于自处。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保证了我在比较不大愿意在市场经济中游弋的时候，在新世纪初回到了西南财经大学，重新在体制内从事我所喜欢的教学与科研。
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下海游弋除了经济收入上的成果外，另一个收获是个人能力在适应社会实践的较大提升。仅管我生长在父母都是商业职工的家庭中，从知青调回城后也从事了数年的供销社商贸工作，但当年都是计划经济机制，只要按计划去做好该做的事就行了，没有市场开拓市场营销之类的问题，而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海中，市场开拓和市场营销是公司运作的重中之重。当然还有一个银行与工商税务问题，我虽然在西南财经大学耕耘多年，但高等学府中讲授的很多东西离实际操作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也有一个重新学习和提升的问题。应该说在下海游弋的那几年中，无论是经营还是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我都在实际的实务操作中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是面对社会的特别实际的操作能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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