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时间如水 人生流年（355）

（续）第二十篇 时间如水 人生流年——我的八个十年

应该说在大塘公社的这一年知青生涯，使我对很多方面的认识和认知都有所提升，比如关于人性。一年中经历了很多事，这些是从表面上表现出来的似乎很平常很一般，但在他们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当事人或者相关人比较深刻的思维与行为，实际上是人性的描述，比如当年那桩“打贫下中农的狗”的事件，就折射出事件相关者的人性底线。乡村中与农民相关的事往往都是赤裸裸的，在这些赤裸裸的人与事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你可以窥视和探索到与这些人和事相关联的人的人性好恶，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无可奈何的情况。还是比较庆幸的是在那一年的知青生涯中，我对于人的人性的接触和探索还是相当阳光明媚的，我至少认识和感受到，只要不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干扰，人们在各自的生活中总是能表现出来自己特别善意的一面，这种认识在我后来几十年的人生中，逐渐形成了把人分为社会的人和自我的人两种形态来对待，也就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更多的启迪和发挥他作为自我的人的优势，尽量去回避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人的无可奈何。

还有就是关于诉求。这是从当年我从大塘公社突如其来的被招工回城感悟到的，当年陷在农村中的知识青年，这些城里人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回城工作，而我却在几天之内，也就是两三天吧，突然被通知体检、招工、回生产队办理手续，然后就回成都工作了。这个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其实是当时大塘公社的党委郑书记一手安排的，而这个安排我一点也不知情，都是回城之后其他的知识青年告诉我的。郑书记是我在大塘公社结识的聊天朋友，我们虽然很聊得来，但我从来没有向他提出过什么要求，更不要说希望能招工回城这种在当时天大的事了。这个事情前前后后让我顿悟到了一点，与人相处最好平淡一点，不要轻易开口向人提出诉求，该你的一定会是你的，不该你的也一定不是你的，它不会因为你有诉求与否有所改变。从那之后人生的五、六十年中，我一直信守这一点，也正是这种信守让我得到了或者说享受了该有的一切。

回城之后因为工作单位是几乎处于农村的金牛区商业局，使得成都七中给我的那一点墨水让我成为了单位上的知识分子。当然，因为父亲那点不大不小的错误，也让我和我的家庭在“阶级斗争为纲”中遭遇了不少磨难和坎坷。这段时间大约有六、七年吧，这不短的时间中我做了很多事情，除了工作也包括自己的私事，有十分严肃的公事也有游戏人生的玩笑事。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前面提到的在大塘公社当知青时领悟到的关于人性关于诉求的东西，在实际中起到了特别良好的作用，我以这种认知和态度待人，人们也会投桃报李给予我好的回报。这在我办把兄弟从什邡农村招回成都工作的那件事中得到了充分反应，虽然我把所有与我有接触和交往的人都视为朋友也就是自我的人，但在当年那个社会环境下，我也没有想向任何人提出过与这件事相关的任何诉求，但是在办理这件跌拓起复事情的过程中，我从内心明白他们都是理解我支持我给我一路绿灯的。

在那个令人压抑和窒息的年代中，青年的我学会了冷漠的接受现实，也学会了冷眼看世界，同时展示和提高着我的才华和能力。我以极端的工作成绩换来了在那个年代中不可多得的工作自由，通过聊天游弋在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中，有点游戏人生似的在做着当时人们都不愿意做或不敢做的事情中提升着自我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才干和能力，当然当年独立去完成的二桩家庭大事也确实展示了这种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才干和能力。磨难和坎坷让青年的我心如止水，一方面我对自我的人生没有什么欲望更谈不上奢求，另一方面我又孤芳自赏似的环视着上下左右，这种在磨难和坎坷中形成的心境对我后来人生的抉择十分重要，它使得我能在环境和条件都十分好的时候能正确的认识自我，去选择做一个普通平凡人的人生路途。

除了这些心境和心态的磨练外，我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的那几年中，方方面面既有工作上的又有日常生活中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客观的说人生后几十年中我能比较自主自如的应付和应对，主要的和基本的能力都来自于这几年，是当年社会的大环境让我有了提升能力的机会。能力的提升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事物特别是事物走向的判断力，当年比较严峻其实应该说比较险峻的社会环境让我实际上是逐步的具有了这种能力。二是独立自我的完成一项工作或者说是一件事的能力，当年经历和完成的很多事情都不太允许与人共同完成，这使得我自我的独立自主的能力有机会得到很大的锻炼。三是与人聊天沟通的能力，尽管多数事情是需要自己独立自主去完成的，但要完成这些事情它也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这时与各方面通过聊天的沟通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七十年代总的社会环境还是很令人压抑的，不断的政治运动运动着群众不断的变换着“整人”和“被整”的角色，统一的思想让人们步调一致的行为，还有就是对领袖的极度的崇拜让人的思想僵化。我在六十年代青少年时期就萌芽和萌发的怀疑自我怀疑社会的丁点思绪，反而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得以澎涨，膨胀的思绪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没有发泄的地方的，于是在长期的“嘴上说着自己心头不想说的话，手上做着自己心头不想做的事”的状态下，又让人更加压抑，更加希望能有一个大的改变，能让个人从这种状态下解脱出来。

好像我的运气总是不错的，三十岁的时候居然迎来了人生重大的转折，在社会和国家告别“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我和众多的年轻国人得到进入高等学府求学的机会。经过二次特别折磨人的高考经历后，我在三十一岁的时候迈进了大学，这里说到的折磨不是考试，而是在期待和盼望之中那种反反复复的折腾。应该说迈入大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一举改变了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愉悦的心情让我的大学生涯充满着喜乐的纷围，即便当时出现的一些些看起来不特别顺利的事也喜剧式让人不致于心情太坏。大学的四年过得很快，大三的时候，我添了一对双胞胎男孩，毕业的时候经过努力，我如愿的分配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这是一次很关键的选择和努力，到了我从小就仰望着的大学从事了我一直视为最自由的职业高校教师，这让我后边的人生有了极好的心仪平台。

   四、八十年代：中年的我在大学跃马扬鞭

今天回首过去，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人生中过得最为欢畅的十年，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欢畅，应该是在那个十年中，几乎所有的国人都过得很欢畅。欢畅的根源在于思想解放，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人们自由自在的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也说着自己想说的话，无拘无束的用自己认为该有的生活方式生活着。我在那一个十年中，按照自己的愿望做着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入迷的潜心于高等学府的教学科研。教学上就不多说了，财经类学生的经济数学教学上主要是把握深入浅出让数学基础较弱的学生易于接受易于理解，这一点好像是我的长处，所以教学的效果是相当的好，不仅是在西南财经大学内，在校外的经济数学基础教学也因为教学效果好使家庭收入因为求教单位甚多大幅增长。

至于科研上，除了前前后后撰写和出版了数本学术专著和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以及组织编写出版了若干套教材外，尤为重要的是在1984年和1987年分别接受和完成了两个国家级研究课题，一个是1984年人民银行总行的《货币流通必要量的计算和分析》，另一个是1987年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的《保险总准备金的适度规模》，这些让我在科研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几年中所撰写与主编的专著、论文、教材等等的文字有数百万字，论文分别在国家一级刊物和其它刊物上发表，专著和教材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因为科研成果显著，在专业的学术领域也取得相应的肯定，先后担任中国运筹学会和系统工程学会的常务理事，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等学术职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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