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何以长存：当企业成为巨人

1892年7月6日，载着平克顿侦探公司武装警卫的驳船，抵达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的卡内基钢铁厂。劳资争执正烈，公司打算派人控制厂区，工人和镇民则阻止他们登岸。随后枪声响起，双方都有人丧生。这场冲突后来成为美国工业史上最惨烈的劳资事件之一。争执起于工资，却越来越集中在另一个问题上：公司是否还愿意承认工会，与工人集体谈判？（美国国会图书馆：霍姆斯特德罢工）

三年前，安德鲁·卡内基发表了后来被称为《财富的福音》的文章。他为私有财产、竞争和巨额财富的积累辩护，认为这些是物质进步的根基。同时，他也强调，富人对社会负有责任。个人生活所需之外的财富，应当用于公益；拥有财富的人，应当把自己看作受托管理它的人。（卡内基《财富的福音》）

这篇文章与那场流血冲突，属于同一段历史。工业企业创造了惊人的财富，这些财富也确实能够兴办公益、造福社会。然而，帮助创造财富的工人，却可能还在为工作条件上的一点发言权而抗争。慈善所处理的，是财富积累之后怎样使用；霍姆斯特德提出的，则是财富创造之时，谁有权作决定。

这给后来汇入美国保守主义的几种传统，带来了深刻的难题。财产权、创业精神、个人责任与契约自由，原本都受到美国人的珍视。工业化没有使这些原则失去意义，却改变了它们所面对的生活。

耕种自家土地的农场主，与经营庞大工厂的公司，都拥有财产。但他们的决定会影响多少人、影响到什么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若要把财产权视为个人独立的保障，就必须进一步追问：保障的是谁的独立？当一个人的生计越来越取决于另一个人的决定时，自由又该怎样理解？

林肯曾描绘过一种较早的理想。在1861年12月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他说，受雇劳动未必是一个人终身的处境。勤奋的工人可以积蓄所得，购置工具或土地，开始为自己工作，日后甚至雇用别人。他还强调，劳动先于资本，应当得到更高的重视。在这幅图景中，尊重企业与尊重劳动并不冲突，因为劳动者也有机会成为独立的业主。（林肯1861年12月3日年度咨文）

这是一种理想，并非人人都能兑现的承诺。它的重要之处，在于给普通人留下了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今日靠工资生活，不必意味着一生只能如此。拥有自己的产业，便能对时间和生活多一分自主。只要这样的机会仍然可信，财富上的差距，就较容易与共和社会中的公民身份相容。

然而，企业越做越大，这个理想就越难适用于整个经济。工人仍可能在公司里得到晋升，但兴建钢铁厂或铁路所需的资本，已远远超出购置一套工具的花费。与此同时，大企业也确实能够完成小业主难以承担的生产与协作。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工业规模迅速扩大，日益密集的铁路又把各地连接起来。（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业美国的崛起）

公司使大规模筹资和经营成为可能。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可以共同投资、分工协作，完成一家作坊无法承担的事业。美国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有一部分正来自这种组织方式。因此，不能只因企业规模庞大，就断言它与经济自由格格不入。

但生产能力增长的同时，权力也发生了变化。靠工资生活的家庭，必须承受远处作出的投资、雇用、工时与生产决定。企业有时确实需要作出这些决定，才能继续经营；可对工人而言，足以打乱全家生活的变化，却往往由不得自己。

政府也参与塑造了这个工业世界。1862年的《太平洋铁路法》以土地和贷款支持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这段历史说明，美国工业的发展，并非私人力量完全脱离公共权力而独自完成。企业家承担风险、组织经营，也借助了法律与政府提供的条件。（美国国家档案馆：《太平洋铁路法》）

这不减损创业的价值，却提醒人们把问题问得更清楚。公共扶持可以帮助建成惠及后世的设施，也可能让某些企业获得竞争者无从享有的优势。维护市场，因此还须分辨：一家企业的成功，究竟有多少来自经营本领，又有多少来自政治关系所换取的便利。

卡内基对工业社会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寄托于成功企业家的判断。他相信，财富集中是现代繁荣得以实现的一部分，富人的责任则是善用余财，不让它闲置，也不作轻率的施舍。他一面为巨大的财富差距辩护，一面对富人提出严格的道德要求。

问题在于，这套安排过于依赖富人的个人意愿。决定财富如何回馈社会的人，仍然广泛掌握着企业内部的权力。慷慨可以给别人带来机会，却未必使他们有权参与那些直接决定自身生活的事务。一个人可以是热心公益的慈善家，同时又不愿让工人在经营事务上多说一句话。

到了霍姆斯特德，这个矛盾再也遮掩不住。卡内基与亨利·克莱·弗里克要求降低工资，也试图打破工会在厂内的力量。工人与平克顿警卫发生冲突后，宾夕法尼亚州民兵进入镇内。罢工最终失败，工人按照公司的条件复工。管理层保住了控制权，却没有回答那个引发争执的问题：在一家不属于自己的企业里，工人究竟应有怎样的地位？（匹兹堡大学档案馆：霍姆斯特德罢工史料）

雇主的主张并非没有分量。业主投入资本，维护设备，寻找销路，也承担企业能否继续经营的责任。倘若每一项决定都须得到所有受影响者的一致同意，企业便难以运转。暴力同样不能成为解决工资和管理争端的正当办法。

工人的要求，也有不能轻忽的理由。他们投入技能、时间与健康，支撑着企业的生产。失去一份工作，可能很快就使一个家庭陷入困境，而雇主尚有余力等待。一个人在法律上有权拒绝某份工作，并不等于他在现实中有足够的议价能力。因此，工人会把组织起来看作争取实际自主的一种办法。

塞缪尔·冈珀斯谈到劳动者的愿望时，眼光并不限于工资。1893年的一篇演说中，他要求更多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多闲暇，以及更好的家庭生活。这样的诉求未必出于对企业或私有财产的敌意，也可以理解为：工人希望工业劳动仍能容得下一个公民应有的尊严与自主。（马里兰大学：塞缪尔·冈珀斯文献）

从这个角度看，工会也是人们自愿结社的一种方式，使个人不必独自面对难以抗衡的力量。一个珍视民间团体、警惕权力集中的传统，理应认真看待这一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劳资争议中的道理总在工会一边。工会同样拥有权力，也可能用它排斥会外的劳动者，因此同样需要接受审视。

种族排斥尤其暴露了劳工团结的边界。1902年，冈珀斯领导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出版宣传册，支持排斥华人。它以保护美国工人为名，却用种族划线，不肯平等看待另一些劳动者。维护工人尊严的运动，也可能同时否认别人的尊严。（美国劳工联合会1902年排华宣传册）

另一场工业冲突，则让人看见企业权力可以伸出厂门多远。普尔曼公司的工人住在与铁路客车制造业相连的公司城镇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经济萧条时，工资下降，房租却没有随之降低。1894年的罢工后来扩大为铁路抵制行动，运输与邮件受到影响，联邦政府随即介入。这场争端因此牵涉公司、工会，以及依赖铁路正常运行的广大公众。（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乔治·普尔曼；1894年罢工）

普尔曼的故事揭示了多种权力集中于一处的难处。当雇主同时也是房东，工资争执就直接延伸到了家中。规划整齐、设施齐备的城镇，固然可以改善生活，却也可能使居民更加依赖业主的决定。即使出于善意，这种依赖也不会自行消失。

公众还有雇主和工会都不能完全代表的利益。铁路停运，会影响远离争端的无数人。政府对交通、治安和邮件运输负有责任，但它的介入也会改变双方的处境。恢复运输的同时，工人的谈判能力可能被削弱。因此，不能只说一句“为了公共利益”，便不再追问政府行动实际上加强了谁的力量。

对经济权力集中的担忧，还催生了另一种回应：反垄断立法。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禁止限制州际及对外贸易的行为，并将垄断行为列为违法。早期执法并不稳定，条文的含义也不断引发争议。但它表达了一项重要判断：要保护市场，有时就必须约束那些威胁市场竞争的企业。（美国国家档案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这一区别，后来反复出现在美国保守主义内部的争论中。支持企业精神，并不等于支持每一家现有企业。企业可以凭借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获得成功，也可能设法让竞争者无法进入。单看规模，不能判定是哪一种情形；单说它属于私人，也不能证明它的影响无须约束。

工业时代因此留下了几份彼此牵制的遗产。投资、财产和创业自由创造的成就，使人们更有理由珍惜它们；孤立工人的处境，使劳动者结社有了更充分的理由；而竞争与契约自由要在现实中有意义，也需要政府维护相应的条件。

没有哪一种主张能够独自解决全部问题。公共监管可能判断失当，也可能受到被监管企业的左右；工会可能排斥外人，维护自身特权；业主也可能把自己的利益误当作公共利益。难的是建立一种安排，使人们能够共同生产，而不必对其中任何一方唯命是从。

这也正是工业史与本系列主旨相接的地方。私人企业成为美国力量的重要来源，但要使人们长久认可这套制度，仅有巨额财富还不够。普通人也需要相信，它能给自己带来安稳的生活、发展的机会，以及改善境遇的公平可能。

业主需要施展本领的余地，工人需要的不只是辞职离开的权利，公众则需要可靠的制度，使竞争得以维持，也使经济上的优势不能变成支配他人的凭据。

霍姆斯特德的枪声，让人看见这些要求一旦失去调和，会酿成怎样的冲突。此后美国要做的，是让它们能够在共同的制度中协商解决。一个拥有大企业的国家，若仍要成为自由公民的国家，就必须让在企业里劳动的人，对自己的生活仍有说话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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