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是我，如果是在中学，怕更要受到残酷的迫害，因为在中学我更该被算是“臭权威”了。可是我在川大，高知成堆，我算得老几！我做了老无政府主义者，又是什么主席、书记，和巴金一字并肩，并未受到揪斗甚至批判。当全系抵制无政府主义的时候，不仅没被点名，也没叫我写交代或声讨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而会场门卫的系上的红卫兵当我进去时还讥笑我：“你是甚么老无政府主义者？连我们都不如！”只有一次，在一间教室里八·二六红卫兵要我交代几个我连名姓都不晓得的关系，也是无中生有，幸好没受到逼供。有先后两次上海派来的工宣队或什么外调人员，当着系上的工宣队要我交代“黑老Ｋ”（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活动，他们提出一件无中生有的捏造要我承认签字。没有的事，能强诬说有。他们硬逼着我，我说，要不然，你们一条条写在纸上，我在上面声明是你们强迫我承认。“他是不是你们无政府派？”我说，他既不是无政府派，也没当过什么国民党县党部筹委，连国民党也不是。他只是个自由主义者、学者，至多，你们给他加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行。
还有一件事要提，便是指控我里通外国，以致我大女儿黄中如和大女婿刘钊在电讯工程学院各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研究所（中如在河南的新乡），都遭到连累，全分到阿坝藏族自治州的红原县广播站和邮电局，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后，才调回原学院，这也亏了她妈妈的活动。本来我和许多国家的世界语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都有信函来往、交换刊物的关系－如像一个西德的P.Fritz，一个捷克的Sedlork。前一个研究中国语文，后一个研究西夏历史。我供给他们各自的资料，前者寄赠我不少的古希腊文学术的德文译本，如荷马的西部史诗，以及三个大悲剧家的著作等等，而後者则帮助我研究世界中世纪史的捷克胡斯派的运动史。我对此曾向系上的全体同学作过专题报告，还翻译了捷克 J.Maček教授的《胡斯派运动史》。墨西哥的世界语无政府主义者寄给我Leonard Cottrell的《The bull of minos》的西班牙文译本，我后来转译成汉语，１９８５年９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以《爱琴文明探源》的书名出版。
还不只此。当反苏修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时，外文出版社世界语组（或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用世界语译了反苏修的小册子，要我用私人名义寄到国外去，才不至扣留没收，这是当时系上的领导们都知道也赞许的。全国世协还分给我几个外国同志要我和他们联系，年终还要向全国世协汇报。我还是 I.L.E.I（国际世界语者教师联盟）在国内最早的成员。一次联盟总书记给我的信被系上的工宣队拆了，认不得，找外语系懂世界语的同志译出来，工宣队看过后把原信交给我。Mario Dazzini在五十年代便开始和我通信，我还作过I.L.E.I的中国代理人。在十年浩劫中信有时被扣，八Ｏ年代初又继续通信，直到他去世。
就在那个时候，系上世界史组有两个同志－—杨宗遂和顾学稼要组织一个“学革命换思想”战斗组，简称“学换组”，约我参加，后来又加入黄祖文，推杨宗遂做组长，在系上占了一间屋子。我的任务是抄写从上海的小报上的文章。是巴金的弟弟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李济生不断寄给我的。在这之前，可能是１９６７年上期，我住在铮园，有一次到系上去看看情况，被人看见了，便用了四个战斗队的名义，在我门口贴上勒令我规规矩矩的大字报。也就在同年，校内有不少人到军区门前静坐，表示抗议还是请愿，我已回忆不起来了。我那天下午到九中去看我的七弟，在半路上给自己买了点心。到了九中，听说军区门前十分热闹。我的弟媳也好奇，引我一同去看。我见到系上的几位，不免坐在他们旁边和他们谈谈，还把买来自吃的点心也送给他们了。大致不过一刻钟光景，便同弟媳回九中了。以后，那知我们“学换组”的黄祖文却在大字报上说我也去坐了军区。
也许就是１９６７年全校老师们，也有红卫兵，到郊县（崇庆？）去劳动。在出发前的夜间，工宣队带上一位系上造反派老师来（那时我迁到铮园１３号），问我去不去，意思就是要我去。我说“去！不信请看看我床边的旅行袋”。那位造反派把我的话记了下来，要我签字，我签了。那时我的妻子黄尚琼在四中未回，我又生病，我拼了同大家一起去劳动改造。我要求第二天出发时来一位同志叫我。但到第二天，听见集合号响了好久都没人来叫，自然也就不去了。以后，我才知道是系上女同志叫刘传英对工宣队说，“卢剑波一身是病，又正在患冠心病不轻，你们要把他拉去，要吗给他预备车子，还派个护士；要吗到不了目的地，病发了就会死在半途上，何必？”这样一来，我被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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