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６年８月８日尚琼、宝玲带孙女赴兰州看望万仪。那时正是成都为将发生大地震而处在人人紧张地防震的日子，能走的走了，不能走的老弱妇孺也要找可以避免灾祸的地方。各处都在户外，在广场上，搭起大大小小的棚子，搬到里面去住，尤其夜间。她们走了，我和万井留住。一天，是万井碰到刘承玉，也可能承玉去找着万井，为她的老父老母避难住到川大来，请万井将他的东风北楼住房借给她们，万井慨然应允了；因为他自己可以住到铮园１３号和我住在一起，他另在一间单人屋子里，那原是尚琼住的。我没有住棚子，算是听天安命吧。工学院、九中、锦江中学都一样搭起棚子了。我曾几次到锦江中学去看天矞，她也没有住棚子，处之泰然。同事们都十分关心她，一有地震预报，便把她扶到棚子里去。这和“十年浩劫”期间不一样，那时人人的灵魂深处都表现出来了，一夜或者一转眼，亲友可变成陌路之人，甚或寇仇。但在地震期间，大家关顾，真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注：此处有省略）
１９７９年我给历史系高年级开了古希腊哲学－—文学的选修课，自编讲稿，发思考题；选的同学不少。是年下期我招了世界古代史以希腊、罗马史为方向的两名研究生史海清和胡长林，给他们发参考资料，都是国内书刊上不曾有的，特别是古希腊史方面的资料。第二外语我是用我在六七年病中编的古希腊语课本，并逐课给他们改练习，发补充资料；拉丁语也是用我１９７８年自己编写的《拉丁语语法概要》。我在动笔时是有所考虑的；对什么人？怎么编？而我招的研究生至少是学过英语的。而且他们学来首先要求能看能译成汉语，而不是要求他们用来讲和写作。因而我在编《拉丁语语法概要》时，一般语法上的品词分类，句子成分之类就不用讲了。其次，我把词法和句法结合在一起，多利用表。不先讲词法，后讲句法，理由是学过一门印欧语系的语言，都会融会贯通的。第三，是简化练习，把读物和练习合在一起，先要求懂得读物（都是选的古典拉丁文学片段），译得成能“信”能“达”的汉语。可是，一经使用，便感到困难不少。但我原来的设想，至今还没有放弃。
我没有做个研究生，也从没有给那个指导教授当过助教。而指导世界史研究又不能向指导中国古代史的教授学习他们的方法。因为方法是和学习的具体内容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是边学边教、边教边学，我也不自命为权威，说了就算，要让研究生有独立思考的余地，培养启发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友生”关系。要求需要严，但要让他们提出不同的意见来提问讨论。所以第一次两年的课题，在我算得是鞠躬尽瘁，也从中学得不少。 当时除了史海清、胡长林而外，还有一位年青的女助教李丹柯，她在许多方面协助我，甚至在生活方面照顾我。两年过后史海清、胡长林毕业了，史海清分配到宁夏大学，胡长林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李丹柯则到美国密芝根大学读硕士学位，现在应当是已经取得博士学位
１９８０年罗念生同志到川大来了。我和他１９５２年在北京同学俄语。以后虽也通信，我并把译的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向他请过教，但多年不见，一见真是高兴得很。他和谢文炳是老朋友，我们三个人有时在一起高谈阔论。他带了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在科罗诺斯》近年在雅典演出的录像带来放映。这个剧正好我也译过。以后，我在川大开希腊语班多次得到他莫大的帮助。我们同年，他比我身体好，今年又去过希腊。他编的《古希腊汉语大词典》几年前就完成交给商务印书馆可惜至今还未出版。他每逢出版一本译著，都送我一本，他几乎把希腊三大悲剧家的剧本都译完了。我真怀念他。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成都世界语协会成立。刘洪康同志和我分别选作正副理事长，我们在１９８１年都加入了《世界语之友》会。
１９８０年我在重庆世界语协会的会刊《春天》上发表了《托尔斯泰与柴门霍甫》一文。十二月方善境创办的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在武汉成立，规模很大。在贵阳设立了总务处，聘请国内知名的世界语者做教师，编印教材，辅导刊物，内部通讯，重印冯文洛编的《世汉大词典》等，并由方善境老友孙凯之驻在贵阳从事这项繁重的工作。孙曾来成都和我及郭文友（新华在成都的辅导站负责人）游望江楼公园，照了像，从此孙和我也建立亲密的友谊。全国报名参加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者达五万人。在１９８０年的中国报道（ＥＰĈ）五月号上我发表了《世界语－友谊与文化的桥梁》（Esperanto-Ponto de Amikeco Kaj Kultura Interŝanĝo）的文章和与女同学薛粤云（现外文系教师）一起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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