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过一劫

今天没课，把时间给了定期预防必看的医生：牙医洗牙和检查，皮肤医生年检，等候着，想起昨天在一本旧笔记本里翻到的一张纸片，只有一行字：陈说要找我开会。

想想，也许那次我侥幸躲过了一劫，因为老陈终究没开成会。

那是1976年9月初。

那一年去佛冈，学测量和准备设计房子，不过政治挂帅嘛，先下乡参加路线教育。我和一位同学加入当地工作队的一老一少，进驻一个村，领队的就是老陈，大家都叫他老陈伯。

进了村，在生产队队部住下，应该是个老祠堂吧。刚刚到，两眼一抹黑，只知道村里有多少农户，多少人，队长是谁，别的啥也不了解。第二天晚上开会，老陈传达上面的部署，准备清查生产队长的问题，罗列了他的罪状，上纲上线路线问题，我听起来不外就是为社员争取点利益，就多嘴问老陈：我们采取行动把他拉出来斗争之前，是不是做点调查，找他谈谈，找几个人了解情况，我的话还没说完，老陈伯打断了我：路线教育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刚刚开始，你就出现这样的情绪，对敌人同情，是个立场问题。

第二天一早，老陈去公社找路线教育工作队大队长汇报，要求先组织工作队学习，帮助大学生统一思想，站稳立场，把敌人揪出来。据说人家说研究研究，没有立即行动。

后来，多年以后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班党支部也在党内开过会，据说研究了曾唯斌的问题。不过只是据说，只因为好多好多年以后，头儿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向你道歉。”哪门子的道歉？话就回到了1976年，噢，想起来，原来那时候我不但面对老陈伯，还要应对那位无端猜疑告密的老师和如临大敌的班级党支部啊。

不过那已经不重要了，风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一场更大的暴风雨来临：九月九日到了。

哀乐声中，天下的人都一样心情，做一样的事情。路线教育准备整人的和可能被整的疑似阶级敌人，都和普通人一样，鞠躬默哀，那占据了每一个人每一分钟的时间和每一个脑细胞，忘记了生产队长，忘记了我。

我用了三个小时，一支毛笔一桶浆糊，在村里打谷场边最显眼的墙上，用四张一开大纸出了一版悼念的墙报，图文并茂。首先把老陈伯的下巴整掉下去合不拢了，好像忘记前一分钟我也是立场不稳，要斗争的对象。接着邻村工作队和同学也来找帮忙，好像我又变回了革命队伍里。

算逃过一劫吧。

也许我的老同学不说抱歉，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暗流涌动，或者本来就没有。不过和告密的老师，结是结下了。当然和老陈伯背地里为我准备的菜，班里的领导们的也许就是小菜一碟呢。

大学剩下的几年，波澜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