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七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
上了成都七中之后，应该是因为功课的原因，读的书内容更窄一些了，但好像也读得更精一些了，那段时间读的比较多的是鲁迅先生和毛大爷的文章。说到在成都七中上高中的阅读要忆及一下给我们上了三年语文课的白敦仁先生，现在回想起当年白先生的语文教学，我觉得好像重点就是阅读和写作，似乎白先生很少跟我们讲到中文的语法。他首先很强调阅读，除了鼓励我们尽可能多的去阅读各类文章之外，更强调和要求我们背诵所阅读的文章，不仅是短小精干的好文章让我们去背诵，就是有些精彩的长文章比如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毛大爷的《别了，司徒雷登》以及《师说》、《岳阳楼记》这些比较长的古文，他都要求我们背诵。
白先生教学中也很强调写作，他很鼓励我们在完成他的命题作文的时候要放开思路敞开思想来写，不要被命题所局限，到了后来高二高三他甚至让我们自己命题作文。我当年对完成这些阅读和写作是很投入的，当年我在谢晋超先生的引导与教诲下对数学情有独钟，对所喜好的数学投入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但同样在白敦仁先生先生教育与指引下对阅读和写作投入了很多情力时间，虽然说不上是喜好中文。近几年我撰写了七八十万字的回忆录，有同学谬赞我的文笔好文字可读性强，文笔好不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能写出这么多文字应该是当年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先生们所给的功底。
高中那三年所阅读的书主要是鲁迅全集和毛泽东选集。鲁迅先生的文章浏览过不少，他的不少文章都认真精读过，感悟鲁迅先生对社会和人性是看得一针见血十分入木的，他用犀利的文字鞭笞着社会和人性的阴暗。至于毛大爷的文章，很感悟他在平淡的叙事中所表达出来的深意，比如早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后来的《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胜利进城之际的《别了，司徒雷登》读起来从文笔和文采的角度觉得特别有意思。
在成都七中读高中的那三年中，有一种读书让人记忆深刻，那就是周末到春熙路上当年最大的新华书店站着读数学参考书的景况。当年对数学的酷爱让我很想读到更多的数学参考书籍，对中学生的我这类数学参考书的最好也最方便来源是新华书店，当年春熙路上那个新华书店对自然科学书籍是开架销售的，读者可以在书架上选择要购买的数据，但我没有更多的零用钱买书，于是就经常在书店站着阅读这些数学参考书，也许是站着阅读吧总觉得这个时候读的哪些内容印象特别深刻。
外国名著我读的比较少，读的时间是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期间，那几年因为没有人管我的日常工作我其实很闲暇，象《红与黑》、《约翰·克里斯多夫》、《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都是在哪个时间阶段阅读的，当然那个阶段阅读这些书籍是有风险不能公开的，好在我的工作生活环境起到了很好的掩饰和保护作用。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也是在那个时间重新认真精读的，但我始终没有进入到大家所说的阅读这本书的境界。
在阅读上我感到最通畅的是经济管理类书籍，在文化大革命当逍遥派时对隔壁邻居老师家中那本《简明政治经济学》我是把它精读了的，这从后来我在胜利公社给那些政治夜校教员们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时的信手拈来可以见到当初阅读的功底。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时泛读的很多经济管理类教材和专著感觉上读起来十分流畅，也许我是从理工科专业的角度在读这些文科书籍，对它们有点泛泛读之没有真正的入门，甚至在很多时候阅读它们时产生了它们好象不是科学或者至少是科学的“味道”不足的感觉。
说了一些对书的阅读的有趣之事，接下来说说我自己撰写书籍的事。我编写的书都是学术上的，第一本书是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南财经大学任教后，把模糊数学应用于经济管理领域中的专著，书名为《模糊数学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1987年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撰写上比较顺利，因为他的内容除了介绍模糊数学在经济管理中可以使用的数学方法外，主要是收录了我用模糊数学方法研究和解决经济管理中实务问题的案倒，其中有不少是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比较有趣的事发生在这本书的出版上，当年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我这本专著时刚刚组建成立，我这本书是它出版的第11本书，也是它出版的第1本数学类书籍。首先是编辑，正好出版社刚新进了一位理工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便由他担任了我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其实他也是出版社中唯一能够编辑理工科书籍的老师，毕竟模糊数学是问世不久的前沿性生学科，所以在审核上还是比较麻烦，在责任编辑努力下三审也终于完成了。
书稿发到了当年的国营大厂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有一两个月了工厂也没有反馈回什么信息，于是我和当时出版社的办公室主任李老师商量着一起到工厂去看看。李老师是英语老师，曾和我一起在基础部工作过所以很熟悉，他是一个摩托车骑行者十分喜好摩托车，于是我就搭乘他的摩托车从城西的学校穿城而过到城东北边的新华印刷厂，摩托车穿行在机动车道上，周围都是快速行驶的汽车令人有些心惊但也别有风味。到了工厂一看，我的书排了有10多个页版放在车间的一个角落边，上面已经蒙了不少灰尘，显然有一段时间没有开工了，找到排版车间领导询问了解情况，才知道的是数学书籍排版难度太大，很多数学符号手工排版使工人无法往下进行。
这要说一下当年的印刷，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印刷厂还是采用手工字钉排版，书稿的所有文字包括数学符号都得一个一个字钉由工人一页一页的排版。数学书籍特别是我那本关于模糊数学的书，它所使用的数学符号有很多上下角标，工人的排班难度很大所以进展缓慢。进展缓慢也得慢慢的往下排呀？在我们的追问下车间领导才委婉告诉我们因为排版太难，已经没有工人愿意接手往下排这本书。怎么办呢？李老师是一位很有魄力的人，他果断的决定拉走已经排了10多页的那些书版，回学校印刷厂自己排版。
接下来我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是窩在学校印刷厂，与工厂的排字工人一起进行我那本书的排版，因为确实模糊数学的数学符号不仅较多并且难度也很大，我得和工人一起商量着如何选择字钉排版，经过努力书稿终于排版完毕并付印成书。
第一本学术专著出版后，就在上世纪80年代后几年中，我先后出版了好几本专著，其中有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经济管理中的数学规划最优化方法》与《目标管理与目标规划》，有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保险费计算的理论和方法》，这几本书的内容都是数学方法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是我在数量经济学中研究的成果，主要与我的数学专业方向也就是模糊数学和运筹学相关。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是由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企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分析》，这是一种很实用的财务管理软件的系统设计著述，它的撰写与出版与我在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中的游弋有密切的关联。
在编写和出版书方面教材就比较多了，先后由我主编的教材有五套二十余本，主要是财经院校不同层次的经济数学教材，包括一般经济管理类专业专科的本科的，以及经济信息管理专业理工科的，这些教材分别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和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些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既结识了一批财经院校的数学老师，也结交了罗江印刷厂领导和不少工人师傅，在出版学生们开学要用的教材目标下，大家其乐融融的在一起工作着。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担任几个民办高校的院长时，还在西南财经大学出版了一套会计专业教材，全套一共有十本囊括了高职高专会计学专业的主要课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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