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北门纪事(4)

老北门的人文故事

远的不说,仅是成都北大门外的驷马桥,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相传汉代大才子司马相如北上,赴长安,途经城北昇仙桥,题句于桥柱,自述致身通显之志,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后世遂以“题桥柱”比喻对功名有所抱负,亦省作“题桥”或“题柱”。昇仙桥由此而易名“驷马桥”。

再往北走,到新都,更有位居明朝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他在21岁那年参加会试,本来主考已将他的鸿文列在卷首,已是板上钉钉之事,谁料照明的烛花烧了考卷,于是名落孙山,真是时也命也。然而杨慎岂是井底之蛙,他胸藏锦绣,非要“浪花淘尽英雄”不可。到了他24岁那年,他又去参加殿试,这次皇天不负有心人,他被选为状元,而且还得了一个翰林院编修的职位,当时是读书人的至高荣誉。

清朝年间,四川出了不少名士,如钱钟书推重的遂宁诗人张船山,德阳罗江戏曲理论家李调元。稍后更有资中人骆成骧,破了清朝没有川人摘取文状元桂冠的天荒。骆成骧成名后,到成都定居。在文庙南街以南,2001年前有个不起眼的小巷,叫落酱园街,其实原叫“骆状元街”,就是因骆成骧状元而得名,但他的晚年住在皇城以北的街巷里,如今那一片街区已经不复存在。

骆成骧旧影

骆状元的早年人生与成都的几家书院有关联,他9岁入成都锦江书院,14岁进尊经书院深造,聪敏勤奋,为主讲人王壬秋所器重。1893年四川乡试第三,1895年中进士,正好戊戌年变法开始,这次殿试光绪帝亲临现场,主考官徐桐,见他言词异切,文句朴实,辩理精辟,尤其答卷中“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一句切中时政,正值光绪帝被老佛爷废黜,康有为走麦城之际,感动了光绪帝,钦点他为状元。这就是他,早年苦读,博取功名,中年入仕,重教兴学,直至终老。又因他是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故在四川乡绅士林中颇具影响。

骆状元一生清廉自守,极重教育,常说:“天下无如吃饭难,世上唯有读书高。”他任过山西提学史,辛亥后任四川议长,筹赈局督办,梁启超赞誉:“状元公办学有瘾。”实为中肯之语。1916年任四川高等学校校长,乃四川大学前身,他为人正直,连省督陈宦奖给他4000大洋,都如数办学,可自己生活却清贫如洗。1926年的夏天,他在成都北门故居病逝,灵柩穿城,经龙泉,送回资中安葬的途中,一时万人空巷,摩肩接踵,浩浩荡荡,很有点“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味道,一代才子兼正人,为民公仆,从此魂归故土,受到后世学人的敬仰,这就是成都北大门的人文故事场景之一,何等伟岸!百年以降,在四川无人享有此殊荣。

近四十年来,成都人心目中的城区各有千秋,比较流行的表达方式是“东穷、北乱、西贵、南富”。但民国时期的成都则全然不同,那时的城区不大,主要在如今的一环路内,除了华西坝有华西协合大学,望江楼旁有1936年从皇城迁移过去的国立四川大学,彰显出厚重的蜀地人文,出“新南门”再往南,基本上是农耕之地。而皇城以北,上风上水,大户人家,名门望族多半居住在这一片城区,栉比鳞次,一家挨着一家。先撇开官府人家不提,先说说民国时期“五老七贤”,他们就主要居住在皇城以北的街巷里。

这是一群前清的遗老,学识渊博,德高望重,闻名遐迩,被后世尊为“蜀中宿儒”,其中有状元、进士、举人、知府、翰林、御史。为政者清廉刚正,循声卓著;为教者扶掖后学,培育英才。他们德才兼备,经世致用,广植桃李,嘉惠士林,继承巴蜀文化的优秀传统,使“蜀学”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

这一说法有些仿竹林七贤,五为实,七为虚,其中有赵熙,徐炯,方旭,宋育仁,刘咸荥。尹昌龄,陈仲信,曾鉴,曾语,骆成骧,胡骏,文龙,颜楷,衷翼保,林思进等,总数有20余人。例如赵熙的诗词书画,刘咸荥的联对,林思进的古诗文,颜楷书法均在蜀中遐迩闻名。他们的徒子徒孙就更多,数都数不过来。

那年月,尊孔守旧也成了他们代名词,但这些士林文人的社会良知具有一定的影响,他们为民请命,调停祸端,救济灾民,也让军阀与江湖袍哥不得不收敛一点,但也落下垢言,谓之“五个烧火佬,七个讨人嫌。”然而他们的门生众多,不愁没有弟子站出来,为恩师仗义执言,“治国平天下”。

民国时期,部分“五老七贤”与华西协合大学的中加美教授三国教授合影,后排右三为华西协合大学老校长张凌高。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尹昌龄先生,他是成都“五老七贤”之一,故居就在老北门。辛亥革命以后,他兴办了成都慈惠堂,几乎贯穿整个民国时期,被广泛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除此而外,他还兴办过学堂,托儿所,孤老院,火柴厂等实体机构。成都最早的托儿所,孤老院都是他亲手创建的,令后世敬仰。成都档案馆史料记载,他的“希望工程”鼎盛时期,曾捐出现金百万大洋,救助濒临破产的生产服务型工厂,为数以千计的城市贫民提供工作机会,而本人却无分毫利,1942年去世时,身无余财,连“表事”也办不起,民众自发为他送葬,队伍绵延了几条街。如果读者有机会去台湾旅游,尚可到国史博物馆瞻仰其事迹,只可惜他的名字在内地已经几乎被彻底遗忘了。

回望历史,在成都九眼桥不远处,曾有过一条“培根路”的街道,这里伫立着成都最早的社会企业,慈惠堂属下的成都培根火柴厂。其前身是惠昌火柴厂,始建于清光绪末年,民国时期,四川局势长期纷乱,生产无人关心,培根火柴厂日渐凋敝,最终不得不关闭。

80年代以前的五孔北门大桥

1922年,尹昌龄为了扩大成都慈惠堂的收入,以支持各类慈善事业的发展,改“惠昌”为“培根”,取“培根固本”之意。这个改动,不仅改变了火柴厂的名称,也让它从一家单纯靠生产盈利的工厂,变为了以盈利为手段、以慈善和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社会企业,这从培根火柴厂设厂之时的核心理念中便可见一斑。其火花上有云:“厂中余利,专恤孤穷,敢有私弊,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这句印在火柴盒上的广告词阐释了“以利益善”的独特经营模式,而最早火柴厂生产的火柴叫“娃娃牌”,后来,为了凸显公益属性,便改名“扇牌”,以“扇”字谐音“善”,永存巴蜀历史。

记得2010年8月,陕西的几位民间学者编写了一本《尹昌龄研究》,全书共30多万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印制,展现了蜀学中关于尹昌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

在中国学术史上,自古以来“蜀学”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民国时期,当新文化风起云涌之时,蜀学的“名份”也从未动摇。那年月,“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川籍学者走向外面世界的虽不多,但却有自己的禀性,身处天府之国,很看不起外省人。看不起自有原因,有他们值得骄傲的许多方面。以旧学来言,他们在群经诸子等朴学领域确实颇有整体实力,像赵少咸、向宗鲁、庞石帚等旧学大家,读书广雅,博古通今,并不输给同时代的外省士林宿儒。

1936年,胡适的铁姐们,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同窗陈衡哲陪同夫君任鸿隽到四川大学当校长,甫抵不久,即聘请了刘大杰做中文系主任,就很丢了面子,因为刘先生做的那些旧诗,论水平比他的蜀中学生都要差一截,故而没过几个月,刘大杰呆不下去了,遂向任校长请辞,只有走人了事。由此可见,蜀中的文史人才怎生了得?那年月,其实也不应苛求刘先生,他是新派人物,根本无法与川籍学人的旧学“华山论剑”。比如早年的廖平,后来又冒出了一个名噪学界的吴虞,二人都是现代中国的鸿儒。

吴虞家住成都老北门,每天以研究古文字的释读这门冷学问为业,且硕果累累。他的故居位于北大门外的新都,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经学,戊戌变法后,转而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著书立说,发出蜀中学人的声音,被称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

吴虞是“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曾先后在成都大学、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与龚自珍、马君武一起,被柳亚子称为“诗界革命军之三人”。陈独秀称其为“蜀中名宿”和“天外峨眉”。胡适则称其为“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至今不解,那时的成都偏安一隅,城北的社会生活环境并不佳良,何以催生了这么多睿智的文人士者?如今处于商业炒作中的宽窄巷子把这一切成都的人文都牵强附会地揽过去,仿佛都成了宽窄巷子的产品,变成商人们的摇钱树,还引来一些“吃人家嘴软的”的文人唱和,实在是在一起误导历史,糟蹋成都的历史文化遗产。

历史上的成都北门街巷里曾有过许多深宅大院,住过许多名人,例如晚清名臣丁宝桢,他于1876年自山东调任四川总督。在四川任上,他做了两件特别的事,一是开发了名菜宫保鸡丁,二是创办了四川机器总局(四川机械局),推广洋务运动。他的故居在北门方正东街,那里曾有他的家族祠堂“丁公祠”。

辛亥革命英雄夏之时,曾担任过四川副都督兼蜀军总司令,他的妻子,民国女杰董竹君更是闻名遐迩,家住北门公馆;

成都报业鼻祖级人物,大实业家傅崇榘的故居在北门桂王桥北街石马巷;

1949年10月1日登山天安门楼上的国家副主席,民国闻人,四川西充莲池人张表老(张澜)也为川人挣了不少脸面,多得去了,不胜枚举。

史料记载,他们就在皇城以北的几十条大小街巷里住过,彼时公馆林立,栉次鳞比,俨然一个官吏与士林聚落,好一派老成都的人文风光。

满清时期,满城北面的骡马市一带乃是满汉商贾经营牲口的集市,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满人的迁徙,逐渐变为汉人的纸张及文房四宝流通之地,生意兴隆。正是有李劼人于1926年在乐山原蜀新碱厂旧址上创办的的乐山嘉乐纸厂,钱子宁于1939年创办的宜宾中元纸厂等数十家省内纸业,才使抗战时期的新闻纸钞票纸、打印纸、道林纸、电报盘纸、绘图纸等实现“四川造”,并在那十字路口开设店铺,解决了当时四川报纸印刷纸张大多靠进口的难题,从而大大降低了报纸的价格,使报纸得到了广泛地普及。

其中数吴氏家族的纸铺较大,还有鲁氏家族帮着营销,以期满足省内外的用纸需求。笔者认识这二家后人,多次聆听口述,故而得知。

1949年以后,私有财产逐渐被新生政权接管,先“公私合营”,再后来成了“公有”,那些民国的纸铺纷纷易名“文具店”,或改行为“新华书店”。直至上世纪80年代,骡马市那里的十字路口处,“未来号天桥”下尚有若干家书店,文具店开业,再往北不远,过“万福桥”,有四川省印刷厂,前身为民国时期的印刷厂,原来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这就是老成都皇城以北的人文故事举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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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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