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任半塘先生的交往

据父亲说，1949年，任先生离开桂林到了四川成都。为了生计，在成都卖扬州薰豆。据父亲说，任先生住在张怡荪先生位于成都西城焦家巷的院子里。[1]张先生后来出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长。于是聘任先生到川大任教。最初任老住在龙江路12号四川大学宿舍，后来成为四川农学院驻成都办事处。

任中敏先生，笔名二北，原名任讷，江苏扬州人。早年就读北洋大学，后转到北京大学。与张怡荪教授同学。任先生师承吴梅（1884-1939）（1884年—1939年），字瞿安，号霜厓，江苏长州（今苏州）人。现代戏曲理论家和教育家，诗词曲作家，他曾寓居吴梅家，尽读词曲善本。任老先生与朱自清[2]、唐圭璋[3]等人同学。年轻时与常州的瞿秋白[4]是同窗好友。后来他卷入政治，做过国民党重要领导人胡汉民[5]的秘书。胡汉民去世后，做镇江中学的校长，学生有蒋南翔等。[6]日寇入侵占领江苏后，曾到桂林创办“汉民中学”。 1955年，任先生在肃反运动中因胡汉民的关系，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曾被管制三年。1957年，老先生说，“冯玉祥的秘书成了统战对象，胡展堂（即胡汉民）终身反蒋，我作他的秘书倒成了反革命，我想不通。”结果被划为右派。这时《唐戏弄》两大厚册，已印成书，堆在出版社，不能出售。出版社因为这部《唐戏弄》部头很大，如不能出售，亏损很大。于是请上级领导审查。据说是找了康生[7]仔细看后，认为可以发行，但作者必须改名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只好改名“半塘”。康生是党内了不起的书法家，精通文史。他曾告诉出版社，《唐戏弄》没有问题，应该说确实没有任何所谓“影射历史”的问题。

这样，任老成了右派，从此打发到资料室工作。

父亲大概是在1956年以后知道自己已经早已从经济学界出局，终于下决心以前的老师割席，他通过岳池老乡吴邵先的关系，拜张怡荪先生学习音韵学，大概已经有两年时间了。张先生为了《藏汉大字典》的最后竣工，打算带着他的班子，加上父亲一起到拉萨。调令发出去了，无奈四川音乐学院人事部门顶着不办，父亲无法离开。只好打消去西藏的想法。张先生知道这次离开成都的时间很长，一时不会回来。张先生决定介绍父亲从任先生问学。

我第一次见到任老应该是1958年或1959年。那时我们住在四川音乐学院的怀园，离任老先生居住的壁环村近在咫尺。一天，老人来找父亲，父亲不在家。他告诉我，他住在隔壁院子里，说着指了隔壁的二楼，那是过去川大黄季陆校长的公馆，位于成都新南门外民主路3号。

后来我们搬了两次家，住在新生路3号。离任老先生住的地方也不远。任老先生住在二楼，客厅很大，墙上挂着那幅 “六斤一两之室”，据父亲说，川大要开科研会，展览成果，张怡荪先生，任先生都是老先生，要他们带头把所有发表的东西都交去，任先生把他30年代到50年代的书稿全部收齐，临交前用秤称了一下，重６斤１两，因此他自己戏取了一个“六斤一两之室”的别号。那时很少有高楼，二层楼上就可以看到很开阔的地方了。窗户面对一个供应成都东城区的牛奶场。大致可以看到九眼桥。步行到川大校园大约十五分钟。

任老先生通过川大借来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加上微缩胶卷阅读器，每天父亲就在阅读器下抄敦煌文献，如是抄写敦煌文献好几年，父亲抄下的敦煌曲文献有好多本。众所周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珍贵文献，多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父亲的英语、德文、俄文有了用场。加上他有很好的国学功底，作任先生的助手，很受任先生的重视。任二北先生在《优语录》中写到：“清代以下资料，原稿寒俭，赖龙晦先生辛勤采集，始有现状，余则仅任编辑而已。即宋明各卷之正文或语后，龙先生补订亦多。寓斋相望，朝夕过从，疑义共赏，回翔一室，烦困俱忘，此乐诚不易得！”[8]

1966年6月，文革伊始。父亲因为与任老的关系很频繁，成了音乐学院附中重点清查对象。我家邻居，音乐学院附中的某负责人威胁父亲说，如果不揭发任老，就划右派。[9]此时我已经十三岁，开始懂事了。音乐学院出现了指责父亲与历史反革命任二北往来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扑风捉影，无限上纲，气势汹汹。连我的小学老师也知道了，也找我谈话施加压力。我回家问父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父亲告诉我说，他和任老先生的关系是纯学术关系，没有所谓“反革命活动”。父亲经历过多次运动，知道历次运动都有过火的地方，最终事实是能说清楚问题的。答案就是康生叫任老改名字的提醒。

父亲保持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文革中坚持不揭发任中敏教授，并把任先生的手稿送到了龙泉驿我母亲学校存放，避免了红卫兵抄家的破坏。从1966年6月起，他们不得不中断了往来。后来任先生被迫搬离民主路5号川大壁环村宿舍（50年前黄季陆校长的公馆），住到“房子极窄”的水井街73号。[10]那时他们通过我四叔，通报彼此的状况。1968年秋天到年底，清理阶级队伍伊始，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11] 又一次掀起了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浪潮，任中敏教授又一次被抓进了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尽了羞辱和折磨。川大当局无理克扣了任中敏教授的工资，每月只发30元的生活费。父亲在自己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每月叫我或我妹妹冒着危险送十元人民币去任中敏夫人住的水井街，我们去水井街都是骑车到城里绕一大圈才到的。这样一直到川大后来补发“牛鬼蛇神”的工资时止，大约有两年。[12] 到了1971年8月，任老用师母王志渊的口气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瑞珍嫂：我最近的身体情况，已较初出医院时好多。中敏已于十九日由什邡回来，参加斗、批、改的学习，大概不会再去什邡了。我也少却许多烦念。这次川大斗、批、改比较认真，领导小组由解放军四人和工宣队三人合作，由张政委[13]直接作主。听说年内可以结束。清队未定案的均须定案。从廿二日起住在校内，按班、排、连的组织编制。中文系和哲学系合组为第四连。他的身体仍健康如前。惟有些头晕毛病，已服药治理，不会有什么影响。龙先生有信回来否？在简阳约多久？你们全家是否要做砖400块? [14]困难不大否？嫂的足伤已完全养好否？此颂俪安，向弟妹问好。志渊上，廿二日父亲在回忆中引用了一句诗，“海内无人问死生”，至今不知出处。或许是宋末元初诗人方觉的诗“此老无人问死生”。

1972年3月，我被安排下乡务农，接受再教育。大约是春节前夕，任老夫妇邀我到成都南郊武侯祠小坐，为我践行，鼓励我好好生活，努力学习。一年半后，我离开农村到母亲执教的成都师范学校读书，老先生还请上海的亲戚帮忙买了一套很宝贵的英文唱片和一本教材。这对于我的英语学习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5年，邓小平副主席开始对全国各行业进行整顿。四川大学也似乎露出要落实邓小平的政策。任先生觉得他的历史问题，早已做了结论，经过八九年的反复清理，毫无任何新意。现在他要求落实政策，而川大当局大概顶着不办。气愤之下，写信给当时的四川省委。不知何故，老先生竟将地址写成了“四川省党部”，这几个字震惊了省委宣传部几个熟悉川大情况的官员，他们指示四川大学在1975年底至1976年春的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要把任先生再次作为靶子。任先生有信来说系上最近批斗我，暂勿来往。鉴于我妹妹下乡，需要一个较好的背景才能调出农村。父亲劝任先生冷静，不要让事态扩大，而任先生却对劝他的朋友张怡荪教授和父亲，大加指责。[15]这段时期他们的关系比较紧张。由于这一疏远，任先生的《敦煌歌辞总编》不再署父亲的名字。1988年《敦煌歌辞总编》出版时，任先生请父亲题签了书名，收了父亲三篇论文。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的遗稿中找到了当年梁梦玉先生[16]手抄的《敦煌曲校录》增订本，即后来的《敦煌歌辞总编》，第一页即有任先生和父亲的名字，目录中还有留有父亲写弁言的栏目。这就是父亲回忆录中说的保存在我母亲在龙泉驿学校附近农民家藏的手稿，手稿一式两份。是用复写纸抄的。事隔半个世纪，今天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并非为名利，而是告诉后人一段辛酸的经历。

1990年，我路过上海。趁在上海等火车票的机会，再次到扬州看望老人。他的记忆力已经衰退，认了半天才认出我。他说话已经很吃力，带着哼哼的声音，他说还能活三年。这次短暂的见面后一年五个月，他老人家归了道山。此行我到扬州还有一个目的。我想再看看老人，从他坚韧不屈的性格中吸取力量。我准备回国后寻找机会攻读博士研究生。

自2010年起，我在洛杉矶西来大学开设了敦煌学概论和中亚佛教课。其实我自己一天敦煌学的课也没有上过（除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听过日本学者池田温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历史所宋家钰先生开过的两次敦煌学研究讲座）。当系主任提出让我上敦煌学这门课时，我觉得自己有底气上好这门课。每当我讲课时，父亲和任老探讨敦煌文献的情景再现。他们仿佛就在面前，抑扬顿挫地讨论敦煌词曲。他们给了我无穷的资源，无穷的力量源泉，使我能在敦煌学和中亚地区佛教传播的这两个领域里，利用自己从幼小时代获取的知识，中年积累的知识，用英文讲述敦煌的灿烂文化。

[1] 张怡荪（1893-1983），藏语学家。原名张煦，四川省蓬安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曾历任教授、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藏汉大辞典》主编。

[2] 朱自清（1898-1948）扬州人，文学家，以白话文的散文和新诗著称，尤以散文《背影》、《荷塘月色》著名，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3] 唐圭璋（1901~1990），字季特，江苏南京人，从师吴梅学习词曲，与任老先生、卢前，合称为“吴门三杰”。为著名词学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编著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宋词三百首笺注》、《南唐二主词汇笺》、《辛弃疾》等著作。

[4]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理论家、文学家和宣传家，中国近代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35年于福建长汀遇难。

[5]胡汉民（1879-1936），国民党创始人之一，一直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由他代理大元帅职权。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主持编写了《总理全集》。曾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华革命党、广东非常大总统府及南京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曾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主席。胡与蒋介石的关系极为不好。

[6]蒋南翔（1913～1988）江苏宜兴人，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曾任青年团中央副书记、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鉴于当时调动工作很难，加上任老的所谓历史问题，政治审查很难过关，於是蒋南翔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商量，借调任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於是任老于1978年春离开四川大学，借调北京。蒋南翔执弟子礼，亲自到任老在京的寓所看望，问任老有什么要求，任老说不愿意回四川，想回江苏老家。蒋南翔以教育部长身份说这件事办得到。很快联系了扬州师范学院。任老借调北京期满，于是告老回扬州。蒋去世前曾转告教育部官员，对任老予以照顾。

[7]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因四人帮的关系，文革结束后被开除出党。此事是父亲在70年代告诉我的。他说康阅读任老的著作后，提出作者改名后发行的意见。任老请出版社改名的信件出现在拍卖行。这封写于1958年2月20日的信中两次提到川大中文系庞石帚先生，请编辑删去庞先生的名字，不知何故。

[8] 1969年冬至1971年，全国上下搞战备，成都市规定，每家造砖400块。成都地区沙土多，造出的砖粘合力差，几乎没人能完成任务。基本上是一派胡闹。

[9] 任二北，《优语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23页。

[10] 此事我有父亲于1966年夏致母亲的信件。父亲用毛笔字写给在龙泉驿柏合寺工作的母亲，请母亲周六务必回家商量对我的安排。最具讽刺的是，这位负责人与父亲谈话后不到20天，被川音当局抛出交给群众揪斗，校园里挂满了打倒这位干部的巨大标语和大字报，他被逼得差点触电自杀身亡。事后川音当局派出两个学生住在他家，24小时监视。

[11] 水井街73号住有四川大学的四位名教授。历史系著名教授蒙文通（1890-1968），中文系任二北教授、林如稷教授（1902-1976）和颜实甫教授(1898-1974)。这个住过四位名教授的院落早已拆毁，让位于全新曲酒。水井坊有明朝留下的酒窖。

[12]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1968年夏秋开始至1969年春的一场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运动，也是文革中非正常死人最多的时期。执行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推手是进驻大学的工、军宣队。

[13]父亲冒着相当风险，保留了他与任中敏教授的通信，其中有任先生被发配到四川什邡军垦农场，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无理克扣工资，以及后来补发工资的情况。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整理发表这些信件，作为历史的见证。这些信件有丰厚的价值：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如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戴伟华教授说，“任先生不以书法名，然书法为世所重。据传当年做胡汉民秘书，胡之题写，多有任先生代笔。”

[14] 张政委应该是指张国华中将（1914-1972），时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5] 任老的脾气很大，据说连香港中大的饶宗颐先生都怕他。四川师范大学王文才教授感叹他是“骂座有雄风”。1985年，我在广州的硕士研究生课程结束，到江南一游，到了扬州拜见他。回成都后由于没有及时写信报平安，也被他骂过。但我深知老人是为我好，年轻人被老人敲打一下有好处。与其被人吹捧上天，不如有人提醒需要改进之处。对此我至今深深感谢他的批评。

[16] 梁梦玉，一位瘦高温文尔雅的老先生，专为任老抄写稿子，字极为工整，好琵琶。大概也是因为所谓历史问题，没有工作。任老请他誊写《敦煌曲校录》，支付一点抄誊费用养家糊口。他用复写纸誊写，一式两份。一份交给任老，一份交给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