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佛教大藏经的研究 (1)

我与佛教大藏经的研究：从四川省图书馆珍藏的《洪武南藏》到《永乐北藏》

1. 从北京到瑞士

我于1992年秋来到北京东直门外西八间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印度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黄心川教授。

我没有读过高中，根本不知道高考的志愿是怎么回事，1977年冬天参加高考只想考上一个大学圆梦。另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的底子薄，除了外语，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至于报考北京的学校，根本不敢想。现在差不多到了不惑之年，能负笈北京，以总分第一、外语考分第一、专业考分第一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求学，终于认识到北京是一个求学的好地方，回想四十年走过的道路，真是百感交集。

北京对于我并不陌生，我曾来过好几次。父亲于1988年出席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曾带着我和母亲参观故宫，父亲说，参观故宫要从天安门进去，才能体会中国皇家宫廷的“大”。每走一幢大殿，父亲就给我讲解其历史，讲解它与《易经》的关系。我以“不惑”之年负笈京师，深知攻读博士研究生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待我安顿下来后，开始读书。星期天去拜访父亲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著名敦煌学专家白化文教授。

白化文教授系北大中文系毕业，长期从事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教学，是敦煌学、佛学和目录学方面的专家。大概是1993年秋，白先生叫我到琉璃厂街的中国书店，说老板请客。席间谈到了佛教大藏经，原来老板想出资刷印四川省图书馆珍藏的《洪武南藏》。白老说，“小龙，回四川时给你一个任务，去调查一下《洪武南藏》吧！”

就这样，我开始了《洪武南藏》的调查。利用父亲与四川省图书馆的关系，我找到了彭邦明先生。他是我的同龄人，曾到云南支边。后来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以后就一直在四川省图书馆善本部工作。数年前，我曾参与翻译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火药史诗》，原作者将很多中国古籍史料译成英文，从英文翻译为中文是需要还原为古文，也就是要找到原典。于是父亲带领我到善本部特藏室查《武备志》等资料。从那时起，我就认识了彭邦明先生。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说《洪武南藏》是镇馆之宝，不轻易示人。彭先生拿出若干本，我请他拍了几张照片做书影。

我简单地写了一份报告，以为大功告成，交给了白老。

此时，一封王利器先生的来信，使我倍感激动。王先生说，他的儿子王贞平博士回京探亲，希望我来他家见见贞平。正好我收到了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沙利文教授的来信，里面有些问题希望向贞平讨教。

贞平读了沙利文教授的信后首先指出，“美国大学的教授写信一般不超过一页，像沙利文教授这样写上两页纸的相当少见。他告诉你到哈佛大学的路径，看来这位沙利文教授对你是感兴趣的了，你要好好干，拿出像样的题目去哈佛做研究，哈佛大学的大门是向你开着的。”

接着我向贞平谈了《洪武南藏》的调查。我说我想博士毕业后好好地做一番《洪武南藏》的研究。贞平说，“马上就做，趁我还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学刊》主编，我推荐发表你的论文，因为《洪武南藏》是珍本，正符合《东亚图书馆学刊》的旨意。”

王利器教授家之行坚定了我走学术道路的决心。

1994年夏，我获得了瑞士洛桑大学的“伊拉斯谟”奖学金，到一个与我的名字有缘分的国家学习梵文。我的名字叫“达瑞”，这是我一生最为艰苦的学习。我要用法文听懂教授讲解的印度古代语言梵文，而梵文又是最难学的一门语言。它有8个变格，有单数，双数和复数，也就是说，一个名词有24个不同形态。梵文语法的复杂，我的体会是英文加法文，再加上德文的语法，甚至比三种语言的语法加在一起还要复杂。当年玄奘法师到印度求学，学习梵文，前后差不多20年；季羡林先生著有《留德十年》，也是在欧洲长期攻读这一门印欧语系最古老的语言。而洛桑大学给我时间仅有一年。我还得补法文。这一年之辛苦，难用笔墨描述，我含着眼泪，每天奔走于宿舍和校园，坚持不懈。终于在第二学期末，能用法文分析《摩奴法论》和《摩诃婆罗多》的段落，布龙科斯特教授大为高兴。我现在不时翻出当年教授使用的法文教材，复习梵文的语法，可惜时间太少。

1995年7月，我带着差不多40公斤复印的资料和书籍，回到北京，拜见了黄先生后，回到四川看望家人。我决定同时做《洪武南藏》的研究。于是打听了崇庆县的大致位置，从成都到温江，然后转车去了崇庆县街子乡。那时的街子远不像现在的样子，我当时是步行上山拜访灯宽法师的。我下山后才发现，街子乡离都江堰很近，离我下乡的彭县丰乐场大概３0公里。

9月又回到北京，开始博士论文的撰写。黄先生在我的初拟的论文大纲上作了大量的批注和意见，为我的论文指明了方向，使我深受感动。

到了10月底，我决定回家看望儿子。他的生日是11月4日。我多年求学在外，很难与他在一起。于是买了一张硬座车票回成都。我的身份是学生，享受半票待遇。我坐的车厢里，我可能是受教育最高的博士生，买的车票却是最廉价的学生票。

我平生最爱逛的的是书店。一天午饭后，我在川师大的书亭里翻到了邓子美的一本书《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其中164页有一段话，太虚法师（1889 – 1948）曾在华西大学做过一个讲演，“中国需要基督教，欧美需要佛教”，我马上被这段话打动了，这不是宗教对话吗？我激动起来了，我找到了去哈佛大学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