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达瑞：追求学术的一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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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8年3月进入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当年3月1日上午11点，邮递员把通知书送到了成都24中，我的双手颤抖着，打开了四川师范大学（当时叫四川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知道这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我终于离开了执教两年半的24中学。那是一所位于成都市中心的中学，多少远在外地工作的成都人羡慕的地方。

进入川师之前，我已经学了一段时间的英语了。早在1969年7月，美国人登上月球。那时中国还在文革之中，对外部世界的消息是封锁的，尤其美国当时是敌对国家。我是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的。同年10月，中苏交恶，高音喇叭里天天都在喋喋不休地嚷着“苏修要发动战争攻打中国了”，连做广播操都要高呼“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已经差不多一年多了，虽然打了一大批死老虎，却没有收尾的意图，由于有了俄国人的因素，整知识分子的趋势更为明显。年底，家父预感前景不好，与我作了一次长谈，其中谈到有可能再次被抓进牛棚，此次进去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团聚”。他说，看来你们下乡的结局是无疑的。美国人登上了月球，国家总有一天会发展，现在的状况属于不正常，等到中国走上正规的时候，那时英语是用得着的。学点英语吧，将来也许能到乡村中学“混”一碗饭吃，能去教英语，也算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工作。

果然，1970年初，家父被四川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发配到离成都100多公里外的简阳“军垦农场”去劳改，这一去，生死未卜。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父亲和同事被一辆“解放牌”的卡车（车牌号20-14500）押送到简阳军垦农场，而我在1969年年底开始了人生中的外语学习。

与同龄人的遭遇相同，我没有读过高中，1969年春，我进入成都某中学。那两年的初中是“混”过来的。一方面课堂秩序混乱，老师不敢教，某中学奉旨安排没完没了的学工学农，也是在“混”；一方面市井家庭的同学常常大闹课堂，教室几乎就是茶馆，我在某中学度过了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时代。大约两年，就要踏入社会了，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上当”去云南支边，当时云南军垦农场来召“兵”，说是去当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农场工人，每个月有30元的工资，每两年有一次探亲假。一些想远走高飞的同学纷纷踊跃报名。学校做得十分神气，声称要与父母取得联系，征得家长的同意和政治审查合格后才“光荣批准”去云南支边。当时我父亲仍在位于成都100公里以东的简阳某军垦农场接受政治审查，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家了(1971年春节都不让回家)，母亲在位于成都27公里远的龙泉驿山泉公社的成都师范学校，周六才回家一次。感谢某中学没有把我当重点对象来动员，加上父亲朋友的忠告，我借医治眼疾，向某中学请长期病假，躲了这一关。回想起来，如果去了云南，恐怕就很难走到今天的道路。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他离华回国的那天我下乡到了四川彭县，离2008年地震伤亡很大的都江堰市的向峨乡大约7~8里地。1973年大中专恢复招生，那一年的规定是：下乡一年的知青可以报考中专；下乡两年者可报考大学。为了早日离开农村，我选择母亲工作的成都师范学校。那时文革阵痛还记忆犹新，很少有人真正想当教师，读师范真可谓新时代的“包办婚姻”啊。这年8月，连这“包办婚姻”还遇到了白卷英雄跳出来，差点搅黄了。到了师范学校，经过两年的培训后，1975年9月开始在成都24中“执教”。严格地说，我当时是不够资格的。加上我也管不好中学生，也不谙世间人情世故，中学的环境几乎成了恶梦，那时根本没有机会“跳槽”。

1976年秋，学校甚至派我到农村分校去办伙食，长达半年之久。父亲警告我说，“你已经进入他们认为无用的范围，小心啊！”那时调动工作几乎是天方夜谭。唯一出路是读大学。1977年底的高考，对于我来说，是人生最大的一次拼搏。我没有读过高中，初中也几乎没有基础，高考对我来说太难了。考不上，我无颜面再回学校教书，我甚至想到过轻生。我那时年轻，多数同事鼓励我去考试，也有好心人担心我考不上，也有人等着看失败的结局。这次考试可真是生死搏斗，进考场时颇有“不成功，则成仁”的感觉。当年参加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的人数空前，多达一千万考生，而录取的人数仅五十多万。从这个意义上讲，能进入川师大读书，我庆幸自己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是我的亲身感受，任何编造和夸大都是没有必要的。我感谢1977年给与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读大学的机会，否则我不能在这里高谈阔论。

进了川师，我如鱼得水，补了以前没有学的知识。1981年暑假，经过长期的辛勤准备，我在留校考试中以良好成绩取得了留校工作的机会。那时留校工作是最上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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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09/17/2021 @ 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