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当时我正在重庆三中读高中二年级下学期。“文革”来了，停课了，闹革命了，一切无序。斗校长了，斗老师了，斗不同派别的同学了，天下大乱。在全校师生员工都如没头苍蝇般乱闹一气之后，学校放了暑假，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在这期间应运而生。虽然当时一般老百姓尚处于观望状态，但是我不甘寂寞很想投入“革命运动”中去。经过积极争取和精心准备，我带着尤晶、赵津津、刘嘉陵、王进军、武兵兵等八九个七医大子女初高中生串联去了北京。这一次去北京，正好赶上毛主席九月十五日第三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真正是人山人海！我们走在天安门广场上，遍地是丢失的单只鞋子、书包、军帽等物。在毛主席接见之前，每人发了两个窝窝头，一块咸萝卜。回重庆时，每人都给弟弟妹妹们带了“北京糖”。
九月份开学以后形势大变，学校和社会上都分了派，我加入了当时被称为“保皇派”的重庆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该组织的沙坪坝区分部宣传部下设的广播站担任广播员。1967年1月，在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煽动下，重庆的主要造反派“8.15”派从上到下夺了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权。1月份的某一天，一群 “红工8.15”分子冲进位于沙坪坝区文化馆小礼堂二楼的广播室。这帮凶神恶煞的“革命者”戴着写有“文斗”字样的藤帽，一顿“文斗”式的推搡将正在播音室工作的我们几个女孩子扫地出门。我的右脚被一双“革命”的大脚踩出了血，包括妈妈刚给我买的里外三新的棉被在内的所有生活用品，统统都被这帮暴徒“接收”了去。那时我心里对这帮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真是又恨又怕！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垮了。我所在的重庆三中高67级1班“8、15”造反派组织“火药味”派了一个同学到我家勒令我回班上去做检查并接受批斗。这位同学“文革”前在班上与我是“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也是七医大教员的子女。我实在不服气，就与她大吵起来，我的善良老实本分的父母和姐姐使劲拉开劝我别吵。事后我不但没有回去接受批判反而写了一封信把“火药味”的“先生女士们”痛骂一顿，换来的是他们在教室里最醒目的墙上贴了一张批判我的大字报。所列罪状有三：一曰保皇二曰流氓三曰唯我独革，还附了一幅我正在伸出大拇指自我表扬自我陶醉的漫画。面对这种人格侮辱，我一气之下离开学校跟着宣传队到处演出去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办法。
顺应当时的大形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沙坪坝区分部办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被派去当队长。宣传队成员除了我是三中的高二学生、同为七医大子女的田玉明是一中的初三学生外，其余均为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工业学校、二机校、五一技校、河运校、煤炭技校、石油学校、药剂学校等中专学校的在校生。因为我们是保守派宣传队，所以我们的节目都是诸如群口词《枪》，诗朗诵《毛泽东思想指路的明灯》，对唱《老两口学毛选》，四川民歌《买毛选》，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等这一类的，不似造反派宣传队的节目那样杀气腾腾、那样动不动就可以把舞台跺穿。在宣传队里我担任报幕员，同时也参与几个节目的演出。我们进工厂、去学校、下基层、步行串联边走边演出，最远曾经到过四川省南川县。1967年1月“8.15”派夺权以后，坚决与之作对的砸派“反到底”横空出世。在他们两个造反派的争斗中，我们这支保守派宣传队竟阴差阳错地被招去做了当时重庆市最高政权—市革联会的“御用”宣传队。其成员走了一批已经毕业分配工作的中专生，来了一些工厂机关和中专学校里已经参加工作的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既然摇身一变成为造反派宣传队，于是我们的节目中不得不增加了诸如“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等极“左”内容。好在，声势浩大的“8.15”派大型歌舞《八一五风暴》和《红卫兵战歌》不久就风靡了重庆，我们这支小小的宣传队很快被之取代，只好寿终正寝大家作了鸟兽散。接着，震惊全国的重庆大武斗开始了，我们纷纷回到家里“避难”。再接着，我于1969年初下乡，直到1982年大学毕业再回重庆长住，已是15年时光匆匆过去了。
患难中结成的战友情谊不能忘。可是，除了知道田玉明在秦皇岛海军医院工作，原工业校学生陈兴文在重庆造纸集团公司担任过党委书记以外，其余战友至今音讯杳无。想念的战友啊，你们在哪里？
1967年3月重庆市革联会宣传队合影。二排左三为靳新。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