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55年入小学接受启蒙教育开始,到2005年取得最后的研究生学历为止,我的求学经历断断续续走过了整整五十年。
滨城漫想
1951年,我父母赴朝鲜参战前把姐姐和我送到伯父家寄养。伯父伯母带着我们姐妹俩从黑龙江北安经过辽宁沈阳到了辽宁大连,伯父伯母在大连医学院工作。读小学前我有过很短暂的上幼儿园的经历,唯一有点印象的事是吃糖时说话被卡过。6岁时参加学龄前儿童运动会50米赛跑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小袋糖块,领奖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糖送到了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活动受限坐在看台上为我加油的姐姐手中。

1954年靳新怀抱葫芦在大连自家院子里。
1955年秋,该上小学了,伯母李克兢牵着我的手到大连育才小学参加入学前的考试。依稀记得看图说话题是纸上画着一只苹果,要求辨认;数学题好像是十以内的简单加减法。在育才小学读书三年,还记得班主任老师名叫王永泰。同学的姓名大都忘记了,只记得有海军学校校长的女儿张捷明,还有一个名叫沈尔丁的小男孩送给我一张他戴红领巾的照片至今保存在我电脑的老照片集里。我于1957年11月7日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曾经作为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参加过在大连市少年宫举办的新年晚会,晚会上表演的荷花舞和童声合唱《歌唱二小放牛郎》,我至今仍然留有印象。
大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一座风景秀美、气候宜人的美丽的海滨城市。从南山脚下的家到劳动公园附近的学校,走路需要20分钟左右,每天上学放学路上如放飞的鸟儿一样快乐成为那几年留下的最深记忆。春季南山槐花清香,夏季明泽湖上小舟荡漾,秋季红叶映染宽阔街道,冬季人们穿梭滑行在冰面上……成为几十年后梦幻般的回忆。
好景不长,几年后厄运降临到我伯父的头上。伯父靳仕信是我最崇拜最尊敬的亲人,也是对我一生成长影响最大的人。伯父德才兼备,读中学时获得过七个县统考第一名,参加解放军后当过东北军区的模范。1957年,伯父在大连医学院任副教务长兼一所附属医院的院长。鸣放中,他就“专家治校、中西医结合、学习苏联”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被打成“右派”。听说伯伯为了保别人,主动要求把右派名额给了自己。我和姐姐年龄虽小,在学校里也受到一些不懂事同学的歧视。为避免我们受到更大伤害,1958年夏天爸爸到大连把我们姐妹俩接回了重庆。在大连海港码头,在印度电影《流浪者》主题曲《拉兹之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的凄凉歌声中伯伯挥泪送别我们的情景,多年后仍然经常在梦中出现。过海沿江坐了十几天船,从凉爽的大连到达火炉重庆那天是8月8日,因为极度不适应,当晚我流了许多鼻血,重庆夏天的暴热给了我一个狠狠的下马威。
浮图关上
开学后我插班进入位于大坪浮图关上的重庆八一小学读四年级,在这所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度过了小学的后半段。这三年时光值得回味的事很多,班主任余淑华老师和教数学的刘玉化老师像妈妈一样关爱我们。总务处的袁贵老师见面就叫我名字的谐音—-“金星钢笔”。体育老师刘英明是我们最喜爱的但有时会对他搞点小小恶作剧的好老师,前几年我去看望已经七八十岁高龄的刘老师时,他竟然一口叫出了我和我的也在八一小学上过学的弟弟的名字,令我感动莫名!车兆兰老师负责我们的生活,每晚睡觉前她给我们关灯时同学们整齐的“老师晚安,明天再见!”的声音犹在耳畔。1958年,音乐老师杨继玉除了教唱《让我们荡起双浆》和《合作社里养了一群小鸭子》等经典歌曲外,还在课堂上教唱大跃进歌曲,我们兴奋地跟着她唱:“大南瓜呀大冬瓜呀长得比人还要大!”我是班上的中队长,与全班同学和谐相处,团结友爱。最要好的同学冯敏慧和我之间的友谊保持至今,痛惜的是同学好友廉锦兰在1988年1月18日重庆白市驿飞机失事中不幸遇难了。
八一小学当时有一个学生文工团,我是其中的活跃分子。除了担任报幕员,还参与小提琴合奏、诗朗诵、表演唱、舞蹈等节目的表演。至今仍然记得我们表演的诗朗诵中的句子:“朝霞沐浴着海浪,我驾着小船,在金色的海波上荡漾。”因为个子高,我在舞蹈《山歌向着青天唱》中客串穿着绿色衣裤上场的男生,可是我总觉得女生穿的粉红色衣裤更好看。我和少先队大队长刘新梅同学表演的诗朗诵中有个美国黑孩子名叫小蒂尔,因为向白人老板娘吹了口哨而被杀死丢入密西西比河。为了“吹口哨”这一情节更加逼真,我对着镜子苦练口型。这事被别班男同学以“女孩子吹口哨是流氓”为由告状到老师处,好在老师不认为这是什么错误,反而对告状者说:“为什么男孩子吹口哨不是流氓,女孩子吹口哨就是流氓?”于是我在舞台上自如地吹起了口哨,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感。其实表演这个节目最让我感到满意的却是我和刘新梅穿着粉红色的连衣裙上了场!1960年暑假,我们文工团走遍了驻渝部队为解放军叔叔进行慰问演出,那是一段多么令人怀念的快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时在学校住读,晚上熄灯前寝室成为我们疯闹的天堂,我是其中的“首疯首闹”。我们经常在“天堂的舞台”—床上表演看过的电影片段。看了电影《红霞》,“祝红军,向北方,冒雨雪,顶风霜”就在寝室里唱响,红霞挥舞的红旗用红领巾充当。看过电影黄梅戏《天仙配》,枕巾当水袖,毛巾被当长裙,“仙女们”就飘飘荡荡下了凡。更有趣的是看了电影《英雄虎胆》之后,我在“舞台”上学王晓棠跳舞又被告了状:“老师,中队长学阿兰扭屁股!”可是老师仍然没有批评我,致使我把在女生寝室用文艺表演的形式展示快乐的“好习惯”一直保留到几十年后的大学时代。
1959年,全国已经遭遇了“自然灾害”,但是我们学校的伙食还算可以,能够吃饱。像现在这样过几年会有传染病流行一样,那一年我们学校也集体感染了甲型肝炎,很多师生被隔离,所幸无大碍。
我的父母如天下所有爱孩子的父母一样爱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一直温暖并感动我的,是父母保留了很多我们成长过程的历史资料,他们这种方式独特的爱犹如温暖的阳光和甘甜的雨露,包围着我们伴随着我们直到永远。现在我手头还有在八一小学三年的所有成绩单、老师评语、家长留言、获奖证明等资料。成绩单有13张,记载了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的成绩,共有220个分数。当时是5分制,其中5分有194个,占88.2%,五年级第4学月成绩单上的18个成绩全部是5分;4分有25个,占11.4%;3分有1个(为体育考试爬杆爬不上去,我们喜爱的刘老师给了唯一的一个3分),占0.4%。我在小学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位居第一名。


左图为1959年5年级第4学月全部是5分的成绩单。右图为五年级第六周,班主任余淑华老师的评语和妈妈签署的家长意见。我从小个性要强,常和同学及姐姐弟弟吵架,是改不了的缺点。


左图为1961年全家福。前排左起:弟弟靳伟、妈妈王婉贞、爸爸靳仕杰、弟弟靳健。后排左起:本人靳新、姐姐靳颖。请看弟弟们的膝盖!
右图为1962年全家福。前排左起:弟弟靳健、弟弟靳伟。后排左起:本人靳新、妈妈王婉贞、爸爸靳仕杰、姐姐靳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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