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何以长存：礼拜堂与镇民大会

1647年，马萨诸塞殖民地颁布了一项教育法令：城镇达到五十户，便须聘请教师，教孩子读书写字；达到一百户，则须设立文法学校，为青年进入大学求学作准备。法令开篇便提到撒但，说这个古老的诱惑者，总想使人远离《圣经》的知识。

这番带着宗教忧患的话，接下来落到了十分具体的事情上：谁来教书，薪水由谁支付，城镇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教师的报酬，可以由孩子的父母或主人支付，也可以按照当地的安排，由居民共同负担。对信仰的守护，就这样变成了地方日常事务的一部分。（马萨诸塞1647年教育法令原文；马萨诸塞联邦博物馆：法令说明）

法令无法告诉我们，每个城镇后来是否都尽了责任。但它留下了一种清楚的认识：前人珍惜的东西，若没有人教给孩子，便可能在下一代手中失落。知识如此，信仰如此，共同生活的规矩也是如此。美国人尚未开始争论联邦政府应当有多大，便已经在学习如何把身边的事情办下去。

本篇题目中的礼拜堂与镇民大会，在早期新英格兰，常常就在同一座建筑里。人们到会堂做礼拜，也在这里商议镇务。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对早期康科德的研究，便将当地会堂称为宗教生活与地方治理的中心。布道所讲的义务，与镇务所要求的付出，相隔并不遥远。人们听过关于善与责任的训诫，还要回到共同生活中，决定如何尽责。（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北桥地区文化景观报告》，殖民时期部分)

这可以成为学习自治的起点。不过，同一个紧密相连的社会，也可能把沉重的压力施加在个人良心之上。它能够教人合作，也能够逼人服从。要理解这份遗产，两面都须看见。

建立这些制度的人，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保守派。许多人恰恰怀着改革宗教、重建生活的强烈愿望，才渡过大洋。他们愿意离开熟悉的世界，说明其信念中也有激烈求变的一面。把他们直接认作现代保守主义的先驱，容易把后来才形成的政治观念，强加给当时的人。

即使在移民内部，宗教立场也并不相同。普利茅斯的“朝圣者”已经脱离英国国教；建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起初仍承认英国国教是真正的教会，只是认为它亟须深入改革。到了新英格兰，教会生活逐渐围绕地方信众组成的会众展开。（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宗教避难所的美洲》，第一部分)

他们与后来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系，要从留下的生活方式中寻找：人们怎样组织起来，怎样作出承诺，又怎样一起管理切身相关的事务。其中一个重要的词，是“立约”。

立约，是在上帝与彼此面前许下承诺。人们因共同的信仰和宗旨组成团体，也因此承担义务。宗教权威依然存在，但成为共同体的一员，还需要本人作出郑重的承诺。这种以书面教约组织清教徒团体的做法，早在十六世纪便已出现，后来才随移民来到美洲。（美国国会图书馆：《共同宗旨的宣言》)

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便把相近的语言用于共同的政治生活。签署者约定组成一个政治团体，服从为殖民地公共利益而制定的法律。他们仍自称詹姆斯国王的臣民，并未宣布独立，也没有写出一部现代民主宪法。公约首先要解决的，还是一个眼前的难题：他们抵达的地方，超出了原有特许状允许定居的范围。（美国国会图书馆：《五月花号公约四百周年》；《民事政治共同体：五月花号公约与十七世纪的法人组织》）

把这份文献放回当时的处境，它的意义反而更为清楚。一群前途未卜的人，决定以彼此的承诺维持秩序。他们参与建立权威，也答应接受权威的约束。共同决定事情与承担决定的后果，由此联系在一起。此后的美国政治，将不断面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另有一篇早期文献，道出了共同生活所要求的道德责任。与1630年马萨诸塞移民有关、传统上归于约翰·温思罗普名下的《基督教仁爱的典范》，最为人熟知的是“山巅之城”那句话。但全文更关心的，是人应当怎样对待自己的同伴。

它承认贫富与地位的差别，却认为拥有财富和声望的人，也负有相应的责任。个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境况，还须体察别人的困苦。文章临近结尾，劝人一同欢欣、一同哀恸、一同劳作、一同受苦。那座山巅之城，也并非只有荣耀：它处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旦背弃自己的承诺，失败同样无从遮掩。（《基督教仁爱的典范》原文）

从这里看美国的个人主义，便不能只看见一个自谋生路的人。个人要为自己负责，也要顾念共同生活；拥有财产，并不意味着已经尽了本分。后来保守主义之所以重视家庭、教会、邻里与自愿社团，其中一层理由正在于此：自由的生活，需要有人守信，有人愿意付出，也需要人们履行那些无法全部写进契约、交给法庭执行的义务。

城镇使这些责任有了具体的去处。1641年的马萨诸塞《自由法典》，允许各镇自由民就地方公共事务制定规章，但不得违反殖民地法律，处罚也不能超越规定的限度。另一项条款允许男性，包括没有自由民资格的人，向公共机构提出适当的问题和请愿，镇民大会也包括在内。不过，能够陈述意见，并不意味着拥有同等的表决权。地方有实际的治理权限，却仍须在更大的法律秩序中行事。（马萨诸塞《自由法典》，第12与第66条）

自治便是在这样一件件具体事务中学会的。人们要衡量愿望与财力，要分清个人的不满和大家的需要，还要为影响邻居生活的决定负责。赞美自由并不困难，真正办起共同的事情，才会知道自由需要多少耐心、判断与自制。一个社会若长期有人做这些事，便能积累起成文宪法本身无法赋予的本领。

但殖民时代的镇民大会，远不是今天想象中的平等议事厅。历史学家迈克尔·祖克曼提醒人们，早期新英格兰的大会，常以凝聚共同意志、维持一致为目的。它们重视同意，却未必接受长久存在的异议；它们愿意听取意见，却可能认为分歧最终理应消失。由此可见，让人参与，与允许人始终保留不同意见，是两回事。在共同事务中有一席之地，并不意味着可以从容地反对自己的邻居。（祖克曼：《民主的幻象：美国的镇民大会》，2019年)

更尖锐的矛盾，写在《自由法典》内部。第91条允许特定情形下的奴役，包括所谓正义战争中的俘虏，以及购买某些被贩售的人；死刑条款则将特定宗教行为列为可处死的罪行。规定法律保障和地方权限的同一套法律，也认可了严重的强制。（马萨诸塞《自由法典》，第91与第94条)

宗教迫害也确实夺去了人的生命。贵格会信徒玛丽·戴尔数次被逐出马萨诸塞，仍坚持返回，终于在1660年6月1日被绞死。她的遭遇揭示了共同体最危险的一种确信：当掌权者把自己的信仰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安危，异议者的坚持便可能被视为不可容忍的威胁。能够鼓舞教育、互助与牺牲的力量，一旦要求所有人信奉同样的真理，也会成为迫害的力量。（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宗教避难所的美洲》，第二部分，“贵格会信徒的处决”)

因此，珍惜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可以赞同它所维护的一切。一个制度能够长久维持，和它是否公正，始终是两道不同的问题。对这种危险的回应，也从宗教生活内部生长出来。

罗杰·威廉斯曾任塞勒姆教会长老。1635年10月，马萨诸塞当局谴责他的主张及其对官员、教会的攻击，命令他离开。驱逐令至今保存着，也保存着那个时代宗教争论与政治权威纠缠的痕迹。威廉斯后来为良心自由辩护，并非因为信仰淡薄，恰恰是出于深切的宗教信念。他认为，民事权力强迫人信教，会败坏信仰本身。1644年，他在《迫害的血腥教义》中，猛烈批评强求宗教一致及其造成的伤害。（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罗杰·威廉斯：拒绝折中之路》；美国国会图书馆：《迫害的血腥教义》)

1655年，威廉斯在写给普罗维登斯居民的信中，用一艘船解释自己的意思。船上可以同载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也可以有他按当时习惯称作“土耳其人”的穆斯林。谁都不应被迫参加船上的共同礼拜，也不应被禁止按自己的信仰祈祷。但船长仍有权指挥航行，维持正义与秩序，乘客也仍要履行各自的责任。（威廉斯：《致普罗维登斯居民书》，1655年，收入《立国者的宪法》)

这艘船让他的道理变得明白：同舟的人可以信仰不同，却共同承担航程的安危。良心自由并不免除公共义务，维持公共秩序也不必控制人的灵魂。船长需要足够的权力，使船平安前行，但这种权力并不包括替每一位乘客决定信仰。

1663年的罗得岛皇家特许状，为这样的探索提供了制度保障。它保护宗教意见的差异，同时要求人们维持民事和平。文献仍以英属殖民地臣民的身份立言，承认君主的权威，却已经为摆脱强制宗教一致打开了门。（罗得岛州档案馆：皇家特许状介绍；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特许状历史印本）

美国由此继承了两种彼此牵制、又彼此需要的传统：人们以承诺组成共同体，也为不肯认同多数的人保留良心的余地。共同体教人承担责任，使自由有了依托；良心自由则提醒共同体，它的权力终有边界。两者都还远未成熟，但让它们同时存在，已经使共同生活有了新的可能。

近两个世纪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为地方自治写下了著名的解释。他认为，地方制度能够教人运用自由。镇上的事务让居民动用自己的判断，关心身边的公共生活，并在反复参与中学会负责。他所描写的新英格兰城镇，也要履行州规定的义务；地方自治从来不等于可以自行其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五章，英译本）

托克维尔所见，毕竟已是后来的美国。不能拿他的描述，替十七世纪的每一场镇民大会作证。但将他的观察与早期法律、后世研究放在一起，仍能看见一种值得珍惜的可能：人们在承担真实责任的过程中，逐渐学会过自由的生活。

这是保守主义可以接续的一份重要遗产。地方制度值得维护，首先因为它们能够培养人。教会让成员关心熟悉的人，城镇让居民处理共同的需要，长久存在的社团则使人懂得，负责人会更替，所承担的事情却不能随之中断。有了这些日常积累，教育、照顾与公共事务才不必总等候某位杰出人物来推动。

当然，传下去的不能只有形式。参与若没有实际责任，便容易成为空谈；权威若不受问责，便可能流于专断；共同体若容不下良心，归属也会变成束缚。一项制度可能仍保留旧日的名字和仪式，却已经失去当初值得珍惜的东西。

礼拜堂与镇民大会留下的，正是这个未曾过时的难题：共同体要有足够的力量，才能支撑人们的生活；它又必须懂得自我约束，才能让身在其中的人保有自由。

翻开早期新英格兰的记录，有待聘的教师，有应守的法律，有许下之后必须兑现的承诺，也有宁受惩罚、不肯屈服的良心。后来的共和国尚未成形，它所需要的一些本领，已经有人在练习；它必须纠正的一些不义，也已深深扎根。

守护这份遗产，先要懂得分辨。

人们愿意为共同生活负责，才逐渐学会自治；懂得那个持不同意见的邻居，也有权安居其中，自由才有了更牢靠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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