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最后风波(1)

母亲因为我能正常工作了松了一口气。她希望大家又可以安安心心的工作了。但在那个讲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有事情是简单的。再小的事都可能招来现在难以想象的意外反响和麻烦。

母亲看见我周围的人们都很关心我们,她建议我想办法找一张自行车购买券,为儿子买一部自行车。我何尝不想呢!儿子当时的中学地址较远,就是我以前被关的“学习班”的地方,来回步行要一个多小时。中午学生都得回家吃饭,只能步行。那时候买自行车虽然是昂贵之物,我们为他也会省吃俭用在所不惜。可在一切物品凭证购买的年代,获得那自行车购买证可不是容易的事。

一天听说医院收到几张购买证,正研究分配办法。于是我向有关领导反映了自己想申请一张购买证,不料这也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应该注意阶级新动向,反革命家属也想要自行车票证”。这种说法那时候就是那样有理那样理直气壮。新来的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人不错,但也比较胆小。她怕“丧失无产阶级立场”,于是一言不发,也不表态。这其实已经包含了对我很大的尊重。我当然没有得到购车证。母亲知道以后安慰我,她还是那句话,“好人自有好报”。后来,一位以前我救治过的病人知道了。她先生想办法找到一张自行车购买票,送给了我。

我恢复工作以后,在医院负责科室工作很忙碌。她总是告诉我不用操心家事,集中精力去工作。她也会经常忽然音调降低,低声细语地提醒我:“处处要小心”,“凡事三四而后行”。她是被这些年不停的各种波折搞怕了。她的话语包含了对各种凶险和陷阱的担忧,只是她不敢多讲。这些年来母亲一直是我身边的依靠,在风雨中有了母亲,我才能放心家事和儿子。但是母亲也总是牵挂着其它儿女。哪个弟弟妹妹有了新生儿女,她就去哪一家帮忙。从来没有空闲过。哪个儿女受到了冲击,她又彻夜难眠,忧心忡忡。

那时候我们的宿舍距医院很近,步行只要五分钟。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有病人危急,都是随叫随到。一进手术室,医生护士就融为一体。手术台上,其它人世间的欢乐、烦恼与痛苦统统飞到九霄云外。病人转危为安是我们医生护士最愉快的时刻。但有时也会碰到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病人在生命垂危时那强烈的求生欲与死神抗争的痛苦,以及亲人痛断肝肠,希望医生能起死回生的场面,是那么让人心碎。所以做医生,对生命负责的责任感会长年累月沉沉地压在心头,时刻都不敢掉以轻心。我精神上的弦总是绷得紧紧的。每天满脑子装满了没完没了的工作和各种病人。有时连吃饭走路都在想。外出开会心也留在医院里。有时下了班不放心,索性又回头往医院走。有时候太累但病人又很危险,我就在病房睡在病人旁边床上。休息和假日几乎都不属自己所有。那些时候,母亲和儿子平时很少在家里见到我。母亲如果去了弟弟妹妹那里帮忙,儿子放学后或者在食堂打饭在科室里面吃,或者自己在家解决。家务事都是儿子承担了。

但就这样,人为的横祸也很难躲开。1976年秋,我经历了最后一场荒唐。一个夜晚,我刚迈出科室门,就碰见了一个同事。她紧张兮兮悄悄地对我说有人在召集大家签字。说我写了反动标语,要收集签字和材料送公安局。从她不安的眼神里,显然事情非同小可。我知道无论平时我对病人如何认真负责,真有涉及政治的事,都得看政治。同事说的带头的人我当然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造反派的头目,大抓牛鬼蛇神,把好几位医生、护士打成了阶下囚。虽然现在造反派早已是昨日黄花,我担心他又企图以我为垫脚石谋取“进步”。

我在忙碌中突然就成了“反革命事件”的主角。成了医院的一件大事。但是我自己也是糊里糊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时间风雨阵阵,流言蜚语四起。说我平时伪装极积,今日终于原形毕露。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照常工作,该抓紧该批评的事和人,我也一样不放松。当时医院领导不少,但这种事当然只有书记才能负责。她平时对上级部署的抓阶级斗争,抓反革命传达、讲得很认真。但这次她先是保持沉默,然后突然又生病了。我知道她是在回避我这个问题。最后等来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和公安局一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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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学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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