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母亲返乡

1960年初,突然发现我腹腔有一肿瘤,需要作手术。母亲担心不已,唯有天真、活泼的儿子,丝毫不懂得我所面临的问题。我虽然知道手术会安全,可医疗中的“万一”总是存在。我心事重重,想得很多很多。母亲日夜焦急不安,她躺在的床上也翻来复去,久久不能安眠。当时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年幼的儿子。每次我从外回家,他都兴奋地跳呀、笑呀、唱呀,抱着我亲了又亲。孩子小,需要母爱,需要精心细致的照顾。没有母亲的孩子,会多可怜。可是现在就要去医院了,一躺在手术台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假若就这样地走了,孩子怎么办?他爸爸也爱莫能助,外婆风烛残年,自身难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不知流了多少次眼泪。

在住院的前几天,我清理孩子的四季衣服时,母亲想用我的旧外衣给儿子作棉大衣,她认为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绵衣需要随之更换。那时没有缝纫机,全是手工,母亲帮助剪裁、镶棉花,她和我一连几个晚上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一线地缝着,那针针都穿过母亲的心。最后,她将钮扣用双线钉了又钉,生怕不结实。我们想的不是合身,而是希望以后几年都能穿用。每天下夜三点,我和母亲才疲倦地躺下。

手头空了,脑子里又塞满各式各样奇思怪想,乱糟糟的,总忍不住泪水顺颊而下。最后样式不错,只是又宽又大又长。母亲说:“只要厚实、热和就好”。当棉衣做好之后,我把仅存的一点钱和粮票给了母亲就入院了。 结果,手术顺利。那件棉大衣太大,过了两年儿子才能穿。

60年和儿子合影

我手术后,由于缺乏营养、恢复很慢,怕风、怕冷。母亲千方百计想买鸡蛋,她跑了很多地方都一无所有。终于在一个偏僻地方偷偷地买回两个鸭蛋,她说:“抢的人太多,一元钱一个”。那时候我工资才60几元。

在我手术后休息期间,有一位相好的同事、朋友,也曾经是我的学生,到家里来访。她出身好、根子正,入了党。虽然她能力较差、却能说会道,特别有借人之功为己功之能,时时、事事争取得到迁升。领导给她的工作她几乎必须依靠我帮助她完成。还总用“领导很重视你、称赞你”等等的话语蒙蔽着我。她的来到我并不突然,可万万没有想到她给我带来的是可怕消息。

她很认真地通知我,组织上清理地主,要母亲返乡。我才做了大手术,尚未恢复。母亲那能离我而去?离开幼小的孙儿?现在弟妹们都长大参加了工作,都不可能随母亲返乡。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母亲她只身一个人返乡会是什么境况?这是又一次的沉重打击降临到母亲和我们全家的头上。

明大意的母亲,压抑着内心的痛苦,在人前、在子女面前没有表露出她的种种心酸和软弱。反而强着精神安慰我。她说:“只要对儿女们好,自己什么样的苦都能忍受、都能担当”,并为我设想了种种安排,包括对幼小的儿子,才踏上回乡的旅程。母亲走的时候,儿女们不能做“孝子贤孙”的相送,一个人凄惨孤独地走了。

2001年,回国时和母亲及表弟一家

80年代,母亲和婶婶、大伯的后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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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学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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