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４年是我《而立》之年。可是在１９３３年九月我又同天矞又到了江油中坝。七弟便代我在东方美专上课直到１９３４年上期，这一期他还在华西协中上课。我到中坝是和我到三台有同样上的不得已。中坝四川省立第二中学校长是章琢如（桌如）荐我，要先憂放我，那是“急人之难”。东方美专的课有七弟去顶了。所以我也只好同天矞一道经绵阳而到中坝。天矞是教音乐兼女生管理。章琢如对我特别友好，口口声声说我们是fellowship。他知道我是安那其主义者，而我却很久才知道他和训育主任何密辉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我在那里也宣传世界语和安那其主义的理想，但没有标榜名号。反帝、反封建、反对一切宗教迷信，主张妇女彻底解放，因而很得学生欢迎。男生中有李顺长、姚以让、余通灵、郝启旰、郑万龄、仲琨等。女生中有陈国凤、郑云风、杨瑞秋、梁在顺等。这些同学，在我们离开省二中多年，一直我们有来往，彼此思想感情都是融洽的。我虽未到过窦团山，却游了太白渡，到过彰明。
我毅然离开省二中，尽管校长留，我也舍不得那些年青有为的同学，但事情属于原则问题。事情是由于训育主任何密辉决心开除一个高中学生，名字我忘记了，但这个学生被开除的原因不是品性不端正，也不是违犯校规；可能是政治问题吧？不管为的是什么，我是反对开除学生的。学校应该注重“人格教育”，师生之间应该以诚相见。身教重于言教；说服教育重于以繁琐的规章奖惩去限制束缚他们的发展。而况章、何都自命为进步的教育者。我对校长提了抗议，以去就争。但是终于开除了。学期结束，我便辞职。校长无论如何不放，还动员学生来挽留。我既然决心既下，便籍口回成都度假而把一些不用的书报包装好存在学校表示假满回来。我同天矞一到成都，马上便写信去辞职，并把这个过程告知当时作为省督学的我的推荐人张良卿。但我和省二中的学生并没有因此而隔阂生疏，倒反而加深了情谊。
回成都后我租南充端明女中教师江东之在少城上半节巷三号的一所独院，有厅房、寝室、客房等，还有一座花坛，十分幽静，我仍得到华西协合高中去上课。这年《憧憬》出到２４期停了刊，《绿帜》还继续出，而且又在《建设日报》上出了个宣传世界语的副刊。我还用“绿船书屋”的名义，以小册子的形式，把 Vrankin的《Teorio de Esperanto》（世界语理论）分章译出，我自己写了译序表达我和作者的序言里所讲述的，对汉语的不同意见。我把《国际语导论》和《语系的类分及世界语词根的语源》合成一册，《世界语语音学》，《世界语造句学》各成一册，《世界语形态学》日后以刻印单出。此外，我在《绿帜》上译载了Ĉefeĉ的《世界语造字、语法和造句》全书。我还另写了《为世界语主义的世界语》，更以中华绿星社的名义出版了李建中同志世汉对译的《莎乐美》（O.Wilde:Salome）和我译辑的几篇关于安那其主义的文章，取名《Sur la Posteno》（在岗位上）。当时“汉语拉丁化”已开始在国内宣传，并展开了论战。我是赞成汉语的拼音化的，早几年已和张良卿用世界语读音来拼写汉语相互通信了。他更赞成用注音符号和国语罗马字，我则以为后者大大不如用世界语发音来拼汉语。我俩便同车耀先三人共同编印一种《语言》来宣传汉字改革，宣传注音符号，介绍了国语罗马字，但着重介绍国语书法拉丁化方案，同时也宣传世界语。我在上面写了好几篇文章，还谈论中国文字的构造，（似乎取了《外行人谈中国文字的构造》的标题，已经记不确切了）。这个刊物到３５年我离开成都到乐山，便全由车耀先负责，重点完全转到汉字改革而抛开世界语了。但是车耀先非常热心学世界语，每星期两次，从努力餐坐黄包车（他脚有病，行走不便）来上半节巷我的住宅来学，从未缺席，用的课本是盛国成编的《世界语全程》。同时还有成都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屏翰，他们也都加入了成都世界语学会。
我在华西协高教国文和外国史。国文在教本文选了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朱自清等的文章来讲，也注重教本里面讲的修辞和逻辑，外国史采用了杨人楩编的上下两册，由北新书局出版的课本。书，我现在还保存着交给我的大儿子；我认为有它的优点。从上半节巷坐黄包车到华西协高，路不近。我有时想东想西，触发了诗兴，就记在脑子里，坐在教员休息室或下课后，便在外国史每章结尾的空白处写了下来，迄今我还舍不得抛弃，重抄下来，寄给我现在的知己，当年华西协高的学生诗人罗洛。如“上路的人”，“我还年青啊！”，“不管—－”，“春雷动了”，“蛰伏的蛇啊！”，“脚边的芭蕉漆已举起了红旗”，“罗兰夫人害怕自由被假冒”等等。我还用拉丁化汉语写了一首“你的眼睛里有的是爱情，还有的是火？”。
这一年下期我还兼上了“大同影剧学校（万籁天办的）的戏剧心理学的课。大概是陈明锺介绍的。
这年，１９３５年是个大动荡的年代，红军从通南巴南下，中坝的学校停课，陈国凤、杨瑞秋、李顺长（还带着小妹妹）等都到了成都。陈国凤就住到上半节巷来作客，受到天矞和我以及我的十妹的欢迎。她在省二中时，以她坦率和用功，没有一点扭捏作态，我对她就有了好感，只是没有说出来。她和杨瑞秋、郑云凤是班上三个特出的女生。到了成都朝夕相处，彼此的思想感情得到直接的交换与了解，这样，Eros的箭就射中了我们俩的心窝，我们的关系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友情，而这也被天矞查觉出来，可没有一点嫉妒。天矞、我、十妹、陈国凤、张良姝（张秀熟的妹妹，可惜后来早逝了）和杨瑞秋，还带着李顺长的小妹，在我家照了像，这张像还保存着。
这年的七月，父亲去世了，悲痛是不用说的。我们不仅是父子，我继承了他的正义感，待人忠厚，怜悯不幸，在这意义上我们还是同志。他的“一生只为多情累，万事无如寡过难”的经验，也是我这一生的经验。到提笔的今天，正食着“自作自受”的业果。
为了我在上海生活，父亲欠了张茂久世伯大洋叁百元，还不出来，请他把这笔“债”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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