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昆：“师资班”与“师资的师资”们

— 对成都工院（科大）“马列主义师资班”办班与教学的回顾与反思

洪昆  孟友

78711 毕业已经30年了，30年来，一直有一个大家讳莫如深又心照不宣的话题，出于种种理由大家不愿提及也不便提及，这就是“马列主义师资班”和作为“师资的师资”的诸多问题。

30年已经过去，这个话题已经无可再回避也无需再回避。我们现在谈这个话题，剖析78711的案例、客观认识大办“师资班”的决定和对我们的影响、分析体制和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师资班”教学方面的先天缺陷，无论对总结78711历史，还是对我们自己、我们的老师们，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也将以客观的态度提出分析和思考。

一、办班目标——错误决策及其受害者

在1978年四川省高校的招生目录中，并没有“成都工学院马列主义理论师资班”这个名头，当然也不可能有人选填过这个志愿。但在为了批量生产师资而大办“师资班”的大形势下，居然硬性从当年上一类线的考生“划拨”了一批供“师资班”录取。

当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次招生，高分考生是稀缺资源，大家本来可以有更好的、更符合本人意愿的深造机会。而出于对“师资班”的高度重视下强行“划拨”的生源，普遍超过一类线录取分数的同学们进入了工院“马列主义理论师资班”。

其实78711的同学中填报的志愿中包括“政治经济学”的不乏其人，甚至有的一类院校第一志愿、二类院校第一志愿全部是“政治经济学”专业。但不管是否填报，在当年的环境下实际上没有选择的余地，为了争取来之不易的上大学机会，也只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承诺“服从调配”，所以虽然不知情而被录入“马师班”也算不得强奸民意。

如果进了这个班，能让大家学到等用于甚至超乎于本科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知识、能按照培养方向进入高校师资队伍或从事相关经济学科研究倒也罢了。可惜实际状况完全不是如此，我们走出校门已是“洋冒进”破灭，而我们的学识则不敢攀比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本科。所以对于78711大多数同学而言，“被进入”工院（科大）马列师资班，成了错误决策的受害者。

二、教学条件——不切实际的目标与难以承受之重

培养高校师资，有它客观的规律：首先要有长期形成并反复检验形成的教学计划（这个可以抄，但难以把握其真谛）；其次要有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不能是讲座代替课程、公共教材代替专业讲义）；再次要求“师资的师资”具有高度的学术素养和宽广的学术知识面；最后还必须有学术环境、学术氛围与学术传统。

大办“师资班”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目标。尤其是培养文科类课程的师资，根本就就不该是理科院校的事，更难以一个教研室的力量来承担。事实证明，理工科院校培养公共理论课师资，完全不具备前述的诸多条件，大办“师资班”也就成了完全不顾或顾不上遵循客观规律的冒进决定，属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主观意志的产物。

对于一个教研室（而且还是长期仅仅从事公共政治课的教研室）而言，办“师资班”也是不可承受之重。无论师资、教材还是图书资料都捉襟见肘，更不要说学术环境和氛围了。除非培养师资的目标仅仅是多复制几个按既有内容和方式讲授同样公共政治课的人。

工院（科大）“师资班”毕竟还能背靠一街之隔的川大，无论聘请川大的教师还是安排学生到川大听课，总不至于开不出课、教不下去。而那些不得不将师资班学生转托工院（科大）“委培”的，可见其办学条件更差。从某个角度看，这种“委培”实际上标志着它们的师资班已经关门大吉。

三、教学双方——社会环境决定的师生巨大差异

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环境，有几个特点：

一是一旦进入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体系），即失去了解、研究其他任何学说、理论的自由，甚至失去自我思考的自由，在“宣传有纪律”的约束下，思想被禁锢、理论被一律；

二是一旦进入“讲党性”的体制，加入“组织”更成为最神圣、最崇高的终极目标和唯一追求。已加入者小心翼翼，“绝对服从与忠诚”成为最高纪律；未加入者诚惶诚恐，“保持高度一致”是孜孜以求有朝一日得以加入的唯一途径；

三是一进入高等院校的“象牙塔”，即失去与社会的联系、对基层的了解、对工农民众真实生存状况的了解，除了“四清”让一批人短暂下乡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高校教师根本就没有接触社会的机会和途径。

我们的老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即便非其所愿，也不得不遵从既定道路；即便思想仍不失思考，对外也绝不能显露半分。林黛玉的“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走错一步路”就是真实写照。

教学总是教和学双方的事。反观78711的学生们，也具有几个特点：

一是来自社会基层，多数下过乡、过半进过厂、还有的扛过枪。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经历，与社会底层民众有长期的、直接的联系，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有深刻理解和独立思考；

二是亲历过文革、领受过父辈的磨难，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亲身体验；

三是思想未被禁锢、知识涉猎面广，又勤于思考、敢于表达（当然未必善于表达）。

由社会环境决定的学生们与老师们自然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就有了4年教学中的种种争议甚至风波。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正因为上述的反差，我们的老师们“传道”是靠高压和“灌输”，授业与解惑因先天不足也只能勉为其难甚至不了了之。

四、教学要素——尽心尽力并不能弥补教学的捉襟见肘

无可否认，我们的老师们为了培养这批“师资”可谓殚精竭力，但毕竟“态度”与“水平”、“愿望”与“条件”并不能等同，过程中必然呈现无可调和的巨大差异。培养师资的条件全面不足而又执意要培养师资，其必然结果就是教学中不断出现的捉襟见肘窘境。

首先，从教学目标看，突出培养公共政治课教师，有意无意地强调“马列主义理论师资班”的班级名称，极力淡化“政治经济学”的专业名称。

第二，从课程设置看，一味强化政治色彩而非科学性。巴不得把每门课的名称前都冠以“马克思主义”（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类课程（例如“中国革命史”）更是一面之词。如此指导思想下，教学中当然就难以顾及客观、科学。

第三，从教学经验看，每门课对每个老师都是第一次。长期讲授公共政治课而且是单一课程的教学经验、长期形成的针对工科生的知试点、长期养成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都决定了不可能立马转化成教本科专业科的教学经验、不可能立马转化为经济类专业课的知识点、不可能立马适应培养“师资”的教学方式。以单一课程最多学时的讲解《资本论》原著为例，讲解第一卷几乎是逐字逐句，第二卷已经囫囵吞枣，第三卷则根本没时间，只好宣布“自学为主”了。

第四，从课程结构看，存在严重的偏科。有老师自认有研究的课（例如《资本论》原著阅读等）给予甚至超过《资本论》研究生的大量课时，而对开不出的课程（例如断代经济师和断代经济思想史等）则草草应付，一些老师讲授专业课的私下说：“我是现学现教的”，甚至坦言：“我们原来没学这门课”。

第五，从教学方法看，缺少独立思考，讲授内容不离圣经半步。学生的思考只能围绕经典理论原意，讨论发言只能局限于“理解”而不能有独立见解。

最后，从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看，存在与学生的研究不对等、无法指导的状况。尤其在社会调查和毕业论文中，多数同学都未能从老师的指导中受益，甚至在答辩中无法向学生提出问题，对学生的阐述与回答也无法表示观点。

上述种种，即便不是普遍现象，也足以反映在专业教学上的巨大缺陷。

五、教学方法——信念的坚定与知识结构之缺陷

老师们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无疑表现出他们信念上的坚定，但这并不能解决其知识结构的缺陷和教学方法的不当。

一是强调“马列主义理论师资”，有意无意地淡化“政治经济学专业”。如果不是同学们抗争，甚至毕业证书上差点不能注明专业名称。老师们曾多次批评同学们“缺乏专业思想”，这绝非事实，而恰恰是同学们在力保这个班保留“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名和实。

二是强求信仰马列，甚至要求“像信仰宗教那样信仰马列”。其实强制的本身就透露出自己底气的不足。

三是理论远离实际，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揭示社会现象。例如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只能从工人阶级外部灌输进去”，全然不顾当时的客观环境（马克思主义仅仅是知识分子主张的先进观念，而当时的工人阶级由于文化水平难以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当今的工人阶级早已不是当年的状况），以“灌输”的态度对这群学生（而非工科生）进行马列主义教育，自然少了说服力。

四是要求思想整齐划一，不允许越雷池一步。曾有同学被批“月亮晒不黑皮肤”，也有同学被痛斥“学马列反马列”，就是这里完全不存在兼收并蓄氛围的典型事例。

五是坚持“两个凡是”，不允许对经典作家的理论提出任何质疑。有同学提出“绝对贫困化”理论与资本主义现实状况不一致，立即被反复高调批评，甚至上纲上线，拔高到信仰的高度，这是典型的学术上不能以理服人。

六、结束语

我们承认历史。无论到什么时候，老师毕竟是老师，母校毕竟是母校。这点是没有疑义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指出：30年来，40位同学无论官至省部还是仍在基层、无论教书经商还是旅居海外，总之各有建树。但扪心自问：这一切受益于工院（科大）的4年有多少？恐怕大多数同学不是非常必要的话，都尽可能不提及或尽可能模糊自己毕业的院校和所在的班名。当然，曾几何时我们已经被列为“四川大学政治学院”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但这个“名分”来之既晚也不能因此改变我们出身于工院（科大）“马师班”、由马列教研室一手“打造”的事实。倒是全班同学的自强不息、勤于思考、奉献社会、团结互助，成为了我们津津乐道的“78711精神”，这才是4年和30年最值得回味和纪念的东西。

                                        2012年5月至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