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何以长存：进步的代价（下）

（续前）

从更深的层面看，这是一场关于知识与权威的争论。一个人对某个问题了解得比别人更多，并不因此自然获得替所有人决定如何生活的权利。工程师可以对桥梁安全作出专业判断，但修建桥梁是否值得、应当由谁承担费用、对周围社区有什么影响，仍然涉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可以分析税收政策的可能后果，却不能仅凭经济模型决定什么样的税收分配最符合正义。医生可以评估疾病风险，但医学知识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关于个人自主与公共责任的道德问题。

现代社会需要专家，正因为没有任何个人能够掌握所有知识。然而，知识的高度专业化，也使人们更容易把某一领域的专业能力误认为普遍的判断权威。专家可能拥有可靠的数据，却未必充分理解受到政策影响的人们如何生活；行政机构可能具有良好的技术能力，却未必能够正确判断不同社会价值之间的轻重；政治领导人可能真诚希望改善公众生活，却未必能够预见自己的政策在复杂社会中产生的全部后果。

美国宪政传统对于人的不完美所抱持的警惕，在这里重新显现出重要意义。立国一代并不是因为相信所有掌权者都怀有恶意，才建立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他们理解，即使有能力、有理想的人，也可能受到野心、偏见和有限知识的影响。专业行政人员同样如此。科学训练可以减少某些错误，却不能消除人犯错的可能。尤其当一个机构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具有科学权威时，它反而可能把外部批评视为无知，而不是修正自身认识的机会。

但是，保守主义如果把这种警惕发展成对专业知识的普遍怀疑，也会偏离审慎本身的精神。传统经验具有价值，却不意味着传统做法永远正确；地方知识能够补充专家研究，却不能取代所有系统性证据。公共卫生、工程安全、经济政策和环境问题，都需要认真对待经过检验的知识。专业机构可能犯错，并不意味着缺乏知识的政治判断就更加可靠。真正值得维护的，是科学探索的独立性、公共决策的可问责性，以及两者之间清晰而适当的界限。

一种较为稳健的制度安排，不是让专家完全脱离政治监督，也不是让政治人物随意否定专业判断，而是使不同机构承担不同的责任。科学研究负责调查事实、检验证据和分析可能后果；行政机构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运用专业知识；立法机关决定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权力边界；法院保护法律程序与公民权利；公众则通过选举、组织、表达意见和法律途径，继续参与对政府的监督。这些机构都可能犯错，因此需要彼此制约，也需要保持纠正错误的能力。

这样的制度并不总是高效。立法需要辩论，行政决定可能受到司法挑战，公共政策也可能因为不同机构之间的分歧而延迟实施。对于相信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专业管理迅速解决的人来说，这些程序有时显得繁琐，甚至令人沮丧。但从宪政的角度看，它们并不只是效率的障碍。它们使错误的判断更难在缺乏质疑的情况下成为不可改变的国家政策，也为那些受到政策影响的人保留了表达不同意见的机会。在一个没有任何个人或机构拥有完整知识的社会里，纠正错误的能力，往往比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更加重要。

这也是进步主义时代留给美国保守主义的一项重要启示。保守主义如果只是反对所有改革，就无法解释哪些传统制度值得维护，以及这些制度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一个把既有安排都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传统，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保护已经失去正当性的特权。但如果保守主义从人的有限知识出发，强调制度经验、权力约束、个人责任和渐进改革，它就能够为现代国家的制度设计提供独特而重要的判断标准。

这种立场并不要求否认公共行政的必要性。它要求的是，行政权力必须建立在明确的法律授权之上，重大政治选择应当通过能够接受公众问责的机构作出，受到政策影响的公民必须拥有提出质疑和寻求救济的机会。它也要求区分两种不同的能力：一种是政府履行合法职责所需要的专业能力，另一种是政府决定社会应当朝什么方向发展的政治权力。前者可以通过知识和训练不断提高，后者则必须始终受到宪法与民主程序的限制。

这一点在政治领袖承诺通过果断行动解决复杂问题时尤其重要。立法辩论往往缓慢，司法程序可能延迟政策实施，行政规则也可能显得繁复。一个声称能够突破制度障碍、迅速实现目标的领导人，因而容易获得公众支持。但宪政制度从来不只是为了让政府尽快作出决定。它还要确保决定能够受到监督，权力能够和平交接，错误能够得到纠正。一个行动迅速却难以受到有效约束的政府，最终可能比它最初试图解决的问题更加危险。

这种原则尤其需要在自己支持的政治阵营掌握权力时得到坚持。如果保守派只在政治对手控制行政机构时才反对权力扩张，却在本阵营执政时赞成不受限制的行政裁量，那么，对有限政府的承诺便失去了原则性。同样，如果进步派只在专家支持自己赞同的政策时才强调专业权威，却在证据不符合政治愿望时轻易否定科学研究，那么，对知识与理性的尊重也会变成政治工具。宪政约束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它也能够限制那些与我们意见一致的人。否则，制度原则就容易沦为争夺权力时使用的口号。

进步主义时代的深远影响，在于它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的日常期待。政府不再只是维护秩序、保护产权和执行法律的机构，也越来越被要求调查社会状况、预防公共风险、监督经济行为，并改善公众生活的实际条件。这些责任并不是在某一年突然出现的，也不是沿着一条没有争议的道路不断扩大。它们是在经济发展、社会冲突、公共危机和政治改革中逐渐形成的。然而，当这些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国人对于国家应当做什么，已经拥有了与十九世纪初明显不同的理解。

到了进步主义时代结束时，美国建立了更加完善的行政机构，联邦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承担了更多职责，公共政策也越来越强调专业研究和实际效果。早期宪政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因此消失。谁应当拥有权力？权力应当如何分配？哪些个人权利不能由政治多数随意剥夺？这些问题依然重要，只是现在又增加了一组新的问题：政府必须具备什么能力？有效管理需要怎样的知识？专业机构应当如何受到民主监督？一个自由社会应当如何在承认现实复杂性的同时，避免把自己的未来完全交给少数自认为最了解社会的人？

从此以后，美国政治的许多重要争论，都将在这两组问题之间展开。进步主义通常更加强调政府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能力，保守主义则往往更加强调政府权力的边界和问责。但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一个缺乏基本治理能力的政府，可能无法保护公民权利；一个缺乏有效约束的政府，则可能侵犯它声称要保护的自由。自由共和国的长久存在，部分取决于社会能否同时认识这两种危险，而不是因为担心其中一种，就忽视另一种。

这里还包含一个关于进步本身的更深层问题。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确实能够不断扩大人类的能力。医学可以减少疾病带来的痛苦，工程技术可以改善生活条件，行政改革可以使公共机构更加可靠。然而，知识的增长并不自动带来判断力的增长。一个社会可能越来越善于组织生产、收集信息和管理公共事务，却未必因此更加清楚，哪些事情应当由公共权力决定，哪些应当留给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人们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并不意味着所有能够做到的事情都值得去做。

进步的危险，不在于人类不断获得新的知识和能力，而在于人们可能因此低估审慎的重要性。知识不能消除不确定性，效率不能消除价值冲突，专业能力也不能使掌权者摆脱滥权的诱惑。一个自由社会需要政府具备必要的行动能力，也需要能够对政府提出质疑的公民；需要专业知识，也需要独立的道德判断；需要公共机构，也需要家庭、教会、学校、大学、地方社团和各种自愿组织，在国家权力之外维系社会生活。

这些独立的社会机构，具有政府行政体系无法完全取代的作用。它们使人们学习合作、承担责任、建立信任，也使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能够并存。许多重要的社会知识，并不是通过正式研究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一个地方社区如何照顾老人，一所学校如何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一个宗教团体如何组织互助，一家企业如何形成值得信赖的经营传统，都包含了难以通过统一行政命令完整复制的经验。保守主义珍视这些机构，并不只是因为它们古老或熟悉，而是因为它们为自治提供了实际的社会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进步主义时代最重要的历史问题，并不是美国是否应当变得更加现代，而是现代化应当如何与自由相处。工业社会需要更复杂的制度，也需要更专业的知识；但制度越复杂，人们就越需要能够理解和监督它们的途径。政府越有能力，社会就越需要明确这种能力应当服务于什么目的，以及谁有权决定这些目的。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一个能够替公民安排一切的国家，而是一个既能履行必要职责，又能够使公民继续保持独立判断与自治能力的政治秩序。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将面临比进步主义时代的监管争论更加严峻的考验。1929年开始的经济崩溃，使大量企业倒闭，银行体系受到冲击，失业迅速增加，公众对市场自行恢复繁荣的能力产生了深刻怀疑。政府责任的问题，不再只是如何监督铁路、改善工厂条件或提高行政效率，而是当私人经济制度遭遇大规模危机时，国家是否有义务为普通人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

进步主义时代已经为更积极的联邦政府提供了思想和制度基础。大萧条则将检验，这些基础究竟能够延伸多远。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将使联邦政府承担此前难以想象的经济与社会责任，也将使美国人重新思考经济独立、社会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对于现代美国保守主义而言，新政后来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历史分界点。一些保守派承认，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必须采取必要行动；另一些人则认为，新政使联邦权力发生了持久而危险的扩张，改变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基本关系。这场争论将影响此后几代美国人的政治思想。

然而，在新政到来之前，进步主义时代已经提出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一个缺乏治理能力的政府，可能无法保护它所服务的人民；一个不断扩大权力却缺乏充分约束的政府，也可能逐渐削弱它所承诺的自由。

美国能否长久存在，取决于它能否同时认识这两种危险，并在制度中为两者建立必要的防范。

进步的代价，并不必然是自由的丧失。真正需要付出的，是一个社会必须不断承担的责任：确保那些以进步之名建立的制度，始终能够接受人民的监督，也始终记得自己为什么而存在。

而这项责任，很快就将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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