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6)

续前（上一篇：我的人生回忆（5））

第一篇  三人行必有我师也 — 我的学习生活

（三）在成都七中的五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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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6年8月下旬9月初，我基本上离开了七中，参与到了四川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学校的大学生运动之中，也就是投入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运动之中。因为这样，一是有幸的避开了当年在中学生中因为北京传来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而引发的极其野蛮极其荒唐的阶级路线大辩论，二是结交了一批大学生学长，从他们那个地方得到了很多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与引导。1966年9月13日，我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们一起登上列车奔赴北京，在毛主席第三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9月15日到达北京，并直接从北京车站奔赴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从这一天起到10月上旬，我一直呆在北京，除了再次接受毛主席“十·一”第4次接见红卫兵外，更多的时间是在清华北大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等大学观看大字报，结交北京大学生朋友。

应该说确实大学生和中学生是有两个层次的差异的，尽管结交的这些大学生朋友，他们的年龄也比我大不了几岁，但他们的见识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行为方式都给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先说一下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认识的那位大一学长，他其实只比我们高一届，是高65级的进入大学刚一年多点，来自江西省我们都喊他江西老俵，当然也许他年龄实际上比我们还要大点。除了满身都充斥着来自江西山区的那种朴实忠厚的味道外，他对我们这些中学生的关心和照顾真的是无微不至。

当年只是通知全国的大学生，可以免费乘车到北京串连的，而中学生不在此列，但仍有不少的像我这样对事物多少有点敏感和先知先觉的中学生，有各种各样的因缘和理由，在那个特殊年代中认识了这些大学生，并且融入这些大学生的生活和活动之中，因此搭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在我们这辆列车上，一共有4位中学生，除了我和七中的另一位男同学外，还有成都四中的两位女同学。因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当年是军事院校，大学生们在车上都穿着军装，所以我们4个中学生格外显眼，很快就被发现了。也正是因为军事院校的严谨性，立刻就有信息传来让我们去见学院的党委书记，同学们也叫他政委。政委是一位很和蔼可亲的老人，去之前老俵就给我讲了很多，中心的意思就是让我从容应对不要紧张。整个与政委的交流都是以我为主应答的，感觉效果还好吧，至少老俵的敦敦教诲起了不少的作用，最后政委既宽容又严格的告诉我们，他只能让我们随火车到达北京，但到北京后我们必须离开他的学生，离开他的学院，他告诉我们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就是部队，部队有部队的纪律。所以，到北京后我们只好依依不舍地与老俵道别，后来得知，其实在我们见政委之前，政委就先传召了老俵，老俵也如实向政委汇报了我们的情况，这种汇报实际上给我们做了铺垫。

到北京后去的第一个大学是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也许是缘分吧，我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棚，结交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一位大学生学长。在有好几天的时间中，我都与这位西语系的大学生待在一起，感觉很深的是北京的大学生能，北大的大学生更能。这位西语系的大学生学长带着我在北大清华那一片的若干学校中转悠，包括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等等。转悠中，他跟我讲了很多很多，既有北京的人文地理知识，也有北京这些大学的来龙去脉，关于北京的文化大革命从六月到国庆前后的历史和现状，他似乎也了解得十分清楚，不仅讲述事实，还给我进行更深度的分析，比如对当时北京存在的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他就讲的特别清楚，与他转悠的那几天真是受益匪浅。在将要分别的时候，他了解到我是跟随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来北京的，于是把我带到北京航空学院，因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同学们就住在北京航空学院，他把我介绍给了北京航空学院他所认识的大学生。回忆起这些，还是感到我是很幸运的，在年轻的时候，除了能遇到学校的老师那种贵人得到教育帮助外，就是在动荡的环境时间中，也能偶遇到像江西老俵和北大西语系这位大学生学长的友人予以相帮相助，在思想方法和行为模式上给予提携。

1966年10月中旬，从北京大串联回成都后，运动的形势发展很快，无数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后，来了二月逆流，在四川叫二月镇反，当然很快的就有了反击二月逆流，并且文化大革命也由文斗转入了武斗期，后来的右倾翻案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让时间很快的进行到1968年年中。这段历史不是我要回忆和记载内容，我想要回忆和记载的是当年的一些感悟，以及因为这些感悟使我实际上慢慢的逐渐远离了那场浩刧带来的动乱。

在上边《七中十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了四个人，除了我之外另外三个人，都自始至终在那场大革命中参与很深，其中有两个人还分别是后来红卫兵造反派分为两派之后的七中的这两派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而我却从1967年1月起就与当时已经得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渐行渐离，最后在1967年年中几乎彻底脱离了它们，成为了当年称呼的“逍遥派”。后来回过头来看，这也是命终注定的幸运吧！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这种是红卫兵组织负责人的身份，或多或少或长或短或轻或重都给当事人引来了一定的麻烦。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呢？先说1967年1月份我与七中巳经得势的红卫兵组织渐行渐离，除了因为个人的一些习性兴趣与爱好不习惯在一个组织中充当头目外，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交往的江西老俵以及在北京大学偶遇的那位西语系大哥，在跟他们的接触中，他们的言谈举止行为，特别是他们不经意间说的这样那样的话语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我对这种得势的红卫兵组织以及他们内部外部的争斗产生了淡泊甚至厌倦之心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两位大学生对当时的运动看得很透彻，其实也深深地在其中参与和努力，但他们内心之处有一种另外的在当时不便明言的一些东西，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影响了我，使我也开始像他们一样，有时会站在问题的另一面来思考来分析问题。

到了1967年2月，突然出现的二月逆流使人很不解，但没有用到一两个月，这场逆流又被粉粹，这种急剧性的反反复复，使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了一些疑惑的想法。特别是到了1967年7月武汉事件及武汉事件解决后相关人士回到北京又发生的意想不到的惊人的变故，使我这种疑虑更加加深。当然进入1967年下半年，那种对解放军枪支的明抢暗送，以及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使我意识到这些都不是我能接受的，更不是我想要的。于是从1967年年中起，我就逐渐与当时的红卫兵组织脱离了，在社会在家中当起了逍遥派，和1966年6–8月那种积极的参加与投入相比，我完全是判若两人。

多年之后也就是“十年浩劫”结束之后，从后来披露出来的当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解开了我当时的疑惑：毛主席这位最高领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存在左右两派斗争，两派都不甘寂寞，随时都在利用最高领袖的讲话或者不讲话的倾向性机会，向对方发起攻击，所以说出现了从1966年未到1968年中这将近两年的反反复复，想要控制局势或者说大致能控制局势的是最高领袖，也正是为了这种控制，最高领袖也不得不在两派的争斗中采取相应的谋略。那么在之中浴血奋斗的最基层的红卫兵也自然在这种左右摇摆和争斗中难以独善其身，成了最基础的棋子和法码，也惹来相当的麻烦甚至付出了深刻的代价。很庆幸我较早的脱身而出，而很多同学身陷其中，有的甚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将近一年的逍遥派，给了我时间和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读书。说来也巧，我家隔壁有一位卓叔叔，是当时成都工学院的讲师，大学停课了他也没有事就回老家去了，托我住在他的房间替他守守房子。他的房间中有很多书，其中居然有一本《政治经济学简论》，名字叫简论其实是厚厚的一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写得很详尽，更主要的是通俗易懂，于是我便开始读这本大部头。

后来的若干年中，因为阅读了这本大部头，给我在方方面面带来的帮助和好处，在当时阅读时是意想不到的：十年后，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曾两次参加由金牛区委组织的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队到人民公社工作，读懂的这本大部头，除了让我能从容的用来应付工作外，更让我结识了当年在金牛区委区政府的主是干部，比如当时的区委副书记后来的区委书记陈佐国、区委财贸部部长杨忠国等。二十年后，我进入西南财经大学任教，在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中，一位理工科专业的老师在财经院校做教学科研，不知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困难应是很大的，事实上读懂的这本大部头，对我当年的教学科研起到了极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三十年后，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因为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它实际上在方方面面都有政治经济学的痕迹和影响，而所读的这本大部头，还是对我所有的活动是有所补益的。

在红卫兵小将极不听话的情况下，毛主席在1968年7月派出了工人宣传队，在解放军的支持下进驻到全国大中学校，校园秩序瞬间恢复正常，工人和解放军的纪律性把当时在社会上已蔚然成风的早请示晚汇报及跳忠字舞普及到校园。又比较庆幸的是，仍然是出于不满意象工人宣传队这种老粗来学校指手画脚，从1968年9月到年底，我居然又和一批同学在七中上演了一场与工宣队有理有利有节的柔性游戏活动，这个活动给我带来的一个极富成果的副产品是，我居然因此躲过了使人倍感滑稽的跳忠字舞，事实上在那个滑稽的年代我是真的一次忠字舞都没有跳过。当然，为了约朿红卫兵恢复校园秩序，大学进行了毕业分配，所有的大学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因而也开始领取当时不斐的干部工资。而中学生就没有这么多好运了，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们这批被称为“老三届”的6个年级中学生，便离开学校上山下乡当了知识青年，我和我的七中校友们，也就阔别了带给我们丰富青年生活的七中。行文到此，关于我的学习生活的回忆和写作，在安排上有了些小小的变动。文字的开头，我曾经说想以学习是终身的理念，把参加工作之后的学习，都作为一个一个阶段回忆和记录下来。但现在这个想法有了些改变，因为工作的各个阶段，虽然也贯穿满了学习，但他的主题和中心应该是工作，是工作中的学习，以学习为线条去回忆工作，有点喧宾夺主。所以，关于我的学习生活的内容，我做了以下调整：将不专题写工作中的学习，把工作中的学习放在我的工作那一部分回忆内容中去记录，而我的学习生活，下边将直接进入到大学的学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