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吴先憂在１９２０年开始通信，我们已经是安那其主义者同志，又是世界语同志。他和张拾遗、章戬初，希宋等组织了《半月社》，发行刊物。他是巴金在外国语学校的高班同学。他为了躬行“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宁肯不上学去学做裁缝，还把全副心力都投入《半月》的工作中去。每当工余之后，就到社里参加活动，把微薄的工资捐作刊物的经费，甚至典当了衣物来应付社里的需要。巴金在《家》里写了他，只用了假名。他还是个托尔斯泰主义的基督教徒，属于Quaker即“公谊”会一派。那是在十七世纪中叶为英人Fox 所创立的，宣称圣经和教会都不是绝对的权威，反对设立牧师和举行固定化的宗教仪式，不举行洗礼和圣餐；反对一切暴力和战争。华西大学的广益学舍便属于这一教派。原来华西协合高级中学的设立先于大学。他在华西大学毕业后，做了华西协和高级中学的教务主任和广益学舍的舍监（舍长是个外国女教徒），直到１９４０年老校长杨少荃退职，才被推为校长。他对办学也是自由主义派头，像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聘教员、收学生，都兼容并用。教师中教徒有，反宗教的社会主义者（安那其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国民党，国家主义者。不强迫学生信教和做礼拜。华西协高的外国人如文幼章、云从龙都是自由主义者。自然也有教徒，他们也举行宗教仪式，做礼拜，不受阻碍。学校设置训育主任和生活指导主任，但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学生，不主张惩罚－—记过以致开除，有点像上海的立达学园。尽管教育厅长严令奉行每天的升降旗仪式，星期天举行纪念周，在协中只是个形式，如升降旗每天早晚只让一个工友拉上拉下。虽然政府规定学生要受军训、剃光头，派来军训教官，在协中都行不通，一任学生自由。甚至有一次在毕业生统一会考时派来了省督学，也只是受到形式上的接待，不让他到教室里去巡视。吴校长公开成立三青团，进校门只有两块牌子挂着：学生自治会和基督教团契。他利用教会抵制官厅，利用官厅以抵制教会把协高办成纯教会的学校。教员随他各自的信仰、主义向学生宣讲，学生也各凭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以选择其所信。学生还可以参加校内校外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团体。我和我的九弟（我教国文和外文及逻辑，他教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也曾遇见过学生反对生活主任陈云清，但都经过疏解解决得满意，没有发生过罢课和惩处学生的事情。记得有一次国民党在校招募青年军，也受到校长和教师的抵制，报名的只有几个。我在协中教书，没有得到一个安那其主义的信徒，但或多或少抵制了许多反动思想的传播，所以得到学生们的信任。解放后，有的协中学生在校时已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或者加入了地下党，他们对我说，我当时给他们做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桥梁。
我这次来协中从１９４０年教到１９４６年，中间换了两次校长，一是刘之介，最后是王月波，作风基本上和吴先憂一样，只刘之介多少有些不同，他想依照教厅意旨，或者想仿效树德中学，我和九弟很想离开，但被他和他的教务主任汪介夫强留。有一次，在１９４４年的１０月，成都发生市警察局长武装镇压市女中学生的事件，全市许多中学，也包括川大、华大，声援市女中罢课的学生，提出“申张正义，保障人权，枪毙余中英、方超”的口号，举行罢课，于十一月十一日在华西坝开群众大会，会后示威游行。协中学生自然首先响应。这吓坏了刘校长，他和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一起邀集全体教师，要求教师们出面劝学生留校，不外出参加运动。我和九弟自然反对学校干涉学生的正义行动（当时学生中有廖叔俊、罗泽浦（罗洛）、安昌泰、李致、陈先泽等。１９４４年协中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廖叔俊）。这就是有名的“双十一运动”。运动取得了完全胜利，罢免了市长余中英，警察局长方超。刘之介也辞职了，接任的是王月波，他也做不长，由高琦初级中学校长杨立之继任。但在１９４４年，我已由川大胡鉴民同志的推荐，接替川大师范学院教育系汪奠基教授的逻辑课，还兼了文学院历史系的“古希腊史”的课。我的九弟剑芩也由教育厅宋大鲁推荐到石室中学上课，虽则我们直到１９４６年杨立之来接了协高校长职务后，和华大校董们一起，十分庄重地在华英宿舍会堂为我们弟兄举行欢送会，赞扬我们在协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我们才离开协高，搬到石室中学，我因为一则要等川大分配了住房，二则我要为石室上外国史。
于此，要补提一点，杨立之来了只一学期，便想解陈翔鹤的聘。陈是我的好友，尽管我已知道他已是共产党员；而且是我以协高文科主任名义聘来的。（协高的国文教员还有罗玉君，他的丈夫李桁，天文学家博士李晓舫也来分上）。川大的朋友刘盛亚，陈炜谟，约上文联的洪钟特要我再到协高找杨立之谈谈，这样才保着了，又教了一久（几学期，我忘了），才由另一位共产党员马识途来接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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