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者的叙事（4)

在文革之前的六五年初，也许是受毛泽东与毛远新和王海容谈话的影响，北京发生了所谓的“四六八学潮”，即北京四中、六中、八中这几所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发生的罢课事件。这些干部子弟在学潮期间给中央写《进言书》，批评当时中共以分数为中心的教育方针。认为那些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因为学习成绩好，受到老师的赞赏，而革命干部子弟却因成绩一般而受到冷落。但干部子弟的飞扬跋扈和学校给予他们的特殊照顾又让平民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非常不满。比如清华附中专门组织“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单独给干部子弟传达机密文件，军训队只招收干部子弟等，这使两者的关系更为对立。因此在1964年发生了“娄熊”事件，即平民子弟的孩子娄琦与熊向晖的儿子熊刚打架后，校长万邦儒明显偏袒熊刚，把娄琦打架的行为上纲上线为“打干部子弟”的阶级斗争问题。结果引起平民子弟的极大不满，他们把大字报贴的铺天盖地。在文革之前，这种两个阶层的矛盾就已经很深了。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组织的创始人卜大华组建红卫兵后，遇到的最大对手不是当权派和工作组，而是平民子弟的反对。

其实毛泽东反对“分数挂帅”的教育体制并不是为了照顾干部子女，而是认为这种制度不合理，因为毛泽东从年青时就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毛泽东骨子里就是一个叛逆者和革命者，而且也瞧不起那些循规蹈矩死读书的人。毛泽东虽然很有学问，但以学位和学历而论，毛泽东顶多算个小知识分子。可毛泽东这个小知识分子不仅在党内打倒了死读书的大知识分子王明，而且战胜了高学历，洋博士组成的国民党政府。在文革前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里，毛泽东就批评过这种读死书的教育方式：“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在与王海容的谈话中，毛也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类似的话，毛泽东后来在教育体制改革的会议上也说过。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是文革的前奏曲，或者说是文革的准备。尽管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与老干部子女理解的教育革命无论是目的还是内容都是不同的，但老干部子女愿意按自己的意思去解释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方针，因为这样最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这种现象也是文革中反复出现的，文革中的两派对毛泽东的同一句话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和理解，都尽量往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解释。这被本书作者王绍光解释为是一种理性行为。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有两个平行主线，一个是在中央打倒刘少奇和支持他的一大批想回头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中央领导；一个是基层群众要造本单位的领导和地方政府领导的反，以及在文化教育单位里，小知识分子们要造学术权威的反。毛是有意识地要冲击当时的所有上层，所以他知道在上层里面寻求坚定的支持者是不可能的，而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则是最有造反精神的，这些人才是毛泽东打倒上层的生力军。文革初期，毛泽东让“中央文革”煽风点火，发动革命，也主要是在大、中学校里进行。

自从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就和党内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些人，在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上有分歧。按解放战争时期制定的党的路线，夺取政权后，中共要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阶段。因为这个路线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学说，也符合中国当时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的实际状况。可毛泽东从来都不是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者，而是敢想敢干，喜欢开创性地走自己特色道路的领袖。当毛泽东发现农村分田不久即产生了两极分化，就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从一开始的自愿组合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没用几年就完成了。对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因抗美援朝时一些资本家的违法乱纪，发国难财而加快了速度。对城市民族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赎买政策下很顺利地完成，基本没有遇到正面的抵抗，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顺利完成了。这更加鼓励了毛泽东的雄心壮志，于是大跃进开始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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