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者的叙事（8)

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的1966年8月、9月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在原来一些工作组领导和党内一些高层人物支持下，原来支持工作组路线的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站到前台，继续坚持与维护工作组实行的打压造反派群众的路线。这期间，尤以“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组织，更是打出“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实行保爹保妈、保护“走资派”免受造反派群众批判、冲击，而有意将文革运动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乱打乱杀，随意抄家，制造所谓“红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当时文革运动形势时，关锋就说，它是“刘、邓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见《戚本禹回忆录》）

 “1966年后两个月最重要的事态发展，就是运动超出了文化教育机构，实际上进入了社会的每个角落。”（P83）甚至军队院校也要参加文革。后来遇到“二月逆流”，在老帅们的激烈反对之下，文革才没有蔓延到军队中去。

按十六条的规定，文革一开始是被限定在文化教育机构和党政机关领域内的，工人不允许在上班时间进行政治活动，这是为了保证经济秩序不被打乱，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可前阶段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工人在学生造反派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后，感觉自己翻身和平反的机会来了，于是也跃跃欲试地试图组织工人群众组织。这些心怀不满的工人，在下班后去看大字报，秘密串联，交换信息，为下一阶段建立工人自己的群众组织积累经验和人脉。

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正式成立。同一天，武汉工人总部宣告成立。其后，中国各大城市相继成立了工人造反组织。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经过一番犹豫后，终于在11月13日解除了对工人参加文革的禁令。

反击“资反路线”后，文革中的造反派才真正组织起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此书作者王绍光认为，武汉造反派势力的兴起是基于一种对政治机会的理性分析，不是一种不管不顾的盲动。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比如反右）和游戏规则，造反的风险是相当高的，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直到毛泽东打碎旧的权力机构，改变了游戏规则，造反派才消除疑虑。所以说造反派投入文革，是经过仔细的风险和收益分析的理性行为。聂元梓的大字报也是一样，聂元梓是因为四清时期给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提意见而遭报复和迫害才写大字报的，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迫害，为自己伸冤。

“工人组织的合法化，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允许工人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那么其他部门的人会感到他们也有资格享有同样的权利。中国人第一次可以自由的组织任何他们想建立的团体，只要他们表示忠于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不管这个自由有多么有限，毕竟唤起了人们长期受压制的自我利益或团体利益的意识，并且提供了追求这些利益的机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就这样涌现出来。例如，有艺术家团体、合同工团体、学徒工团体、厨师团体、退五军人团体、小学教师团体、中学教师团体、居委会团体、学校教师团体、警察团体法官团体、检察官团体、街道清洁工团体、医生团体、民兵团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团体和盲人团体，等等。”（P85）

但这种激进的革命也产生巨大的问题，即社会失序和无政府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它摧毁了地方政权的合法性。随着激进的中央政策逐步摧毁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后者的主要职能–社会控制，也就陷于瘫痪。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缺乏社会控制整套机制支持的情况下，毛泽东能够控制和指挥它所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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