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一月风暴过后的中国，旧地方政权组织已经瓦解，国家接近于无政府状态，各组织和团体都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行动。最突出的就是所谓“经济主义”泛滥，如：以前的临时工和合同工认为自己遭到不公正对待，稍有过失就会被开除和辞退，因此集体要求变成正式工。迫于压力，湖北省委同意，1966年6月1日以后被开除的临时工和合同工统准许回到原单位，并从此不再开除临时工和合同工。而一些个体经商者则要求税务局返还他们上缴的税款，甚至还发生抢劫国家仓库的事件。
紧接着文革又遇到更大的麻烦，即群众组织不仅分成对立的两派，并开始由文斗转为武斗。王绍光认为，文革的失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派性和“极左”。
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承认自己没有料到群众会分为对立的两派。毛泽东非常不解地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 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就想不通。我们过去内部也斗，但不搞喷气式，主要是朱德和陈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后我们还团结起来合作的比较好。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上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一直抓工人工作，那里没发生抢枪，大批判专栏办得最好，我们要学习。”
毛泽东把群众的觉悟估计的太高了，不知道群众参加文革并不都是为了他的伟大目标，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另外，上海并不是全中国，上海能做好的事，别的地方不一定能做好。
文革中各地对立的两派都自认为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服从中央文革的。如果中央文革发出的指示与他们的观点和利益不符，或者相反，他们就认为这是假传“圣旨”，或者是蒙骗了毛泽东。而一些对自己派别有利的谣言则不假思索地大张旗鼓的宣扬。文革中，对立的派别故意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释毛泽东的指示，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毛泽东对武汉问题的指示本来有三条：即给“工总”平反，释放造反派头头；保留保守派；停止对造反派的歧视。可到了造反派的哪里，就变成毛泽东支持造反派，要取缔“百万雄师”。
武汉的720事件就是在这样的相互误判中发生的。720事件是文革中著名事件，这是最早显露出文革败相的事件。首先误判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有三个误判，一是对武汉的文革形势过于乐观，这大概是因为上海夺权的成功而产生的乐观思想；二是对武汉保守派实力和坚定性的误判；三是对武汉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深度的误判。在毛泽东看来，虽然武汉造反派是少数，但只要军队转变态度，再加上中央文革的权威，武汉的保守派会很快瓦解分裂，倒向造反派一边。可实际情况是，武汉保守派并不相信毛泽东会支持少数造反派，而不支持人数众多的保守派。因为这和毛泽东一贯宣称的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思想不符。武汉和北京不同，北京的造反派主要是学生组织，学生一般都是比较激进的，而武汉是产业工人为主的城市，学生造反派人数很少。“百万雄师”是当时武汉最大的保守派组织，其成员主要是产业工人，有一百多万人。他们与政权有共同的利益，认为自己是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最忠诚的一方。他们本来就看不上那些造反派，不愿意与其为伍，而且他们还得到以维持秩序为己任的军队的支持。所以，当王力和谢富治代表中央文革指责“百万雄师”挑起武斗时，并宣布“百万雄师”为保守派时，这些保守派成员根本不相信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反而认为是王力蒙蔽毛泽东，假传“圣旨”。不仅这些群众这样认为，就连毛泽东的亲信陈再道也同样认为毛泽东是受了蒙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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