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再问意识：从内部看世界- 科学能否完整解释意识？(下)

这也正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幻觉论与许多现象学立场之间最深的分歧。幻觉论怀疑，我们相信意识具有某些不可言说的内在性质，可能是认知系统错误理解自身运作方式的结果。只要解释了产生这种判断的机制，意识之谜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消散。现象学却不愿意轻易接受这种处理方式，因为即使一种经验被证明是幻觉，它仍然以某种方式显现。解释一个系统为什么判断自己拥有经验，未必等于解释为什么会有任何东西向它显现。双方争论的因此不只是某种具体意识理论是否正确，而是一个充分的意识理论究竟必须解释到什么程度。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完全不依赖观察者的科学”究竟意味着什么。科学知识毕竟是由观察者生产出来的，通过概念表达，并在共同的研究实践中获得验证。客观性并不真的意味着一种从任何地方都不出发的“无视角之见”。它意味着观察可以被检查、纠正、重复，并逐渐摆脱某个具体观察者的特殊偏差。科学并不是取消了所有视角，而是建立了一套制度与方法，让不同视角能够相互检验和约束。如果这样理解客观性，那么意识的第一人称性质未必使它天然不适合科学研究。真正的挑战可能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发展出一套方法，让第一人称观察也获得某种可以被共同检验的纪律。

事实上，科学早已在不完全自觉的情况下进行类似工作。疼痛医学无法直接进入患者的疼痛，却可以结合自我报告、行为、神经生理、病史和治疗干预来建立判断。精神病学长期研究焦虑、幻觉、抑郁和人格解体等经验现象，而这些东西并不能像血压一样直接测量。睡眠研究需要依赖醒来后的梦境报告，意识障碍研究也经常必须结合行为反应与神经指标。意识科学实际上比它所强调的纯粹客观性更加依赖第一人称证据。问题并不是科学从来没有处理主观经验，而是我们尚未建立一种足够完整的理论，说明主观证据在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中究竟应该占据什么位置。

然而，把主观报告纳入科学数据，仍然不能自动消除经验与报告之间的区别。一个数据库即使保存了几百万人关于头痛的极其精确的描述，也不会因此自己患上头痛；关于痛苦的信息可以被公开传播，而痛苦作为经验仍然具有视角性。意识似乎因此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不对称：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推断他人的意识，却只能从内部直接拥有自己的经验。这种不对称构成了人类认识生活中最深刻的事实之一。我可以怀疑另一个人是否真正有意识，却无法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怀疑此刻是否正在发生某种经验；我可以通过脑成像知道另一个人大脑中的某些过程，而他本人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些过程，但我仍然不能像他自己那样拥有他的疼痛。第一人称知识与第三人称知识彼此交叉，却不能简单互换。它们各自揭示了同一个现实中另一种认识方式无法以完全相同形式获得的东西。

当然，这种差异也许只是人类当前认知能力的暂时限制。未来某次概念革命可能揭示，所谓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的鸿沟，只是因为我们尚未找到正确的理论框架。生命曾经似乎与化学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但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理解生命的方式。意识也许会经历类似的转变。科学史上有太多曾经被宣布为不可能、后来却成为普通研究对象的现象，因此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提前宣布意识永远无法得到科学解释。

但另一种可能性同样值得认真考虑。意识问题也许揭示的不是暂时的知识空白，而是知识本身的一种结构性特征。任何第三人称描述，无论多么完整，都是从外部描述一个系统；主观经验却意味着存在一个从内部展开的视角。如果这确实是通向同一现实的两种不同认识关系，那么不断积累第三人称细节，也未必能够把一种关系转换成另一种关系。问题并不在于科学失败了，而在于一种视角下的描述，无论多么精确，都不可能在字面意义上变成它所描述的那个视角。

这种看法并不必然意味着世界由两种物质构成，也不意味着存在两个彼此分离的宇宙。同一座山从北面与南面看去可以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但它并不是两座山，也不能因为其中一种景象无法被另一种景象直接替代，就断言山具有两种互不相容的实体。意识也许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存在类似情况。神经动力学与被生活着的经验，可能是同一个自然过程通过两种不同方式变得可知：一种通过公共测量从外部获得，另一种通过存在本身从内部获得。真正困难的问题于是变成，为什么现实允许这两种认识途径同时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

如果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思考，成熟的意识科学可能会呈现出一种与我们今天期待的不同的形态。它不一定以主观经验最终完全消失在客观语言中作为成功的标志，而可能试图寻找连接生物组织、信息结构、身体性和第一人称经验的基本原则。我们不仅需要问哪些神经活动与意识相关，还要问为什么某些有组织的系统会拥有视角；不仅需要问信息怎样被处理，还要问世界怎样对于一个系统获得意义；不仅需要问大脑怎样建立身体模型，还要问为什么某些身体状态会被生活为饥饿、恐惧、努力、舒适或者疼痛。这些问题未必要求一种超越物理世界的新实体，却可能要求我们扩展对于物理解释究竟能够包含什么的理解。

人工智能使这种张力无法继续停留在哲学课堂之中。如果未来某个人工系统宣称自己具有意识，科学将面临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仅凭行为上的高度复杂性也许不足以作出判断，因为一个系统可能生成极其可信的意识报告，却不一定具有这些报告在人类身上通常意味着的经验；但仅凭内部架构也未必能够作出判断，因为我们尚未找到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物理特征，能够保证只要它出现，意识就必然存在。我们无法简单地打开机器寻找意识，正如我们无法真正打开另一个人的头骨，然后直接看见其中的主观经验。对于人类，我们依赖的是共同生物学、行为、身体结构、演化连续性以及第一人称报告之间高度密集的证据联系，而人工系统可能把这些原本相互支持的联系逐渐拆开。

到了那时，问题就不再只是形而上学，而会成为现实的伦理难题。对于一个内部经验无法直接进入的系统，我们究竟需要多少证据，才有理由认为它可能具有意识？如果它报告疼痛，这种报告应该占据什么证据地位？如果它的内部架构与人脑完全不同，我们又应该怎样判断？如果它的行为与有意识的生命极其相似，却能够被随意重置、复制或者修改，这些性质是否影响我们对于它的理解？如果它形成持续的偏好，记得曾经遭受的损害，主动避免自己描述为痛苦的状态，并围绕自身的持续存在重新组织行为，我们是否应该改变判断？这些观察都不能直接给予我们进入机器经验的通道，但对于其他人类的意识，我们同样没有这种直接通道。不同之处在于，面对机器时，那些通常支撑我们判断的共同生物学假设可能不再成立。

于是，现象学与科学之间古老的认识论争论，开始具有伦理上的后果。如果意识只能从内部被直接认识，那么任何关于其他存在是否具有意识的判断，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推断。科学可以使推断更加可靠，却未必能够彻底消除这种间接性。未来某种足够成熟的理论也许能够告诉我们，哪些结构使意识的存在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但我们仍然需要谨慎面对一种看似自然的期待：是否真的会有一台仪器，只要把它接到某个系统上，就能像测量温度一样直接显示“意识存在”？这种期待本身可能已经预设，第一人称存在最终能够毫无剩余地转换成第三人称数量。

也许它确实能够。我们今天的无知不足以证明这件事不可能发生。但现象学要求我们注意，提前假定答案也需要付出代价。如果我们把“现实”定义为只能从外部描述的东西，那么主观经验必然会成为科学理论中令人尴尬的例外。这未必因为意识具有超自然性质，而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建立科学语言时，恰恰把现在需要解释的性质排除在外。这样的排除曾经帮助科学获得巨大成功，但一种方法在过去的成功，并不保证它面对所有研究对象时都不需要改变。

这正是现象学与科学之间最深的张力。它并不是严谨观察与神秘内省之间的冲突，也不是现代实验室与十九世纪哲学之间的争执，而是两项极其重要的思想成就朝着不同方向施加力量。科学发现，当我们努力建立一种不依赖任何特定视角的世界描述时，自然能够变得多么清晰；现象学则发现，当我们忘记世界始终是从某个视角被经历时，又会有多少东西从理解中消失。两者各自揭示了真实的一面，也各自提醒对方，自己的成功不能被误认为对现实的穷尽。

成熟的意识科学也许最终需要同时保留这两种洞见。我们不能放弃证据、可重复性、因果解释和公共检验的要求，否则意识研究就可能退化成无法相互评判的私人信念；但我们也不能要求意识只有在一切第一人称性质都被删除以后，才有资格成为科学对象。那样做就如同研究音乐时，首先规定声音必须从理论中消失。真正的挑战不是让主观性取代客观性，而是建立一种足够严格、也足够宽广的知识框架，使主观性本身能够成为自然科学认真解释的现象。

最困难的可能性，因此也是最值得探索的可能性：意识也许并没有暴露科学的失败，而是暴露了传统客观性概念的一条边界，并邀请科学进一步扩展。物理学曾经改变我们对于物质的理解，相对论改变了空间与时间的概念，量子力学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测量、概率和物理状态，生物学则逐渐改变了机制与生命之间的边界。意识未来也许需要一次类似的概念扩展。这不意味着放弃客观科学，而是要求一种能够说明客观性与主观性怎样共同属于同一个自然世界的理论。

如果这样的理论有一天出现，意识研究的中心问题也许就不再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描述究竟哪一个更加真实。从外部看，存在大脑、身体、神经信号、因果网络以及可以测量的行为；从内部看，存在颜色、疼痛、记忆、恐惧、意图、意义，以及一个从某个位置向某个存在显现的世界。两种描述都建立在我们无法轻易否认的事实之上，也都不能仅凭自己的成功就宣布另一种描述多余。

真正的谜团在于，自然界竟然同时容纳了这两种现实的呈现方式。科学已经教会我们如何从外部理解一个世界，而意识不断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内部还存在能够经历它的生命。未来的意识科学是否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最终取决于它能否解释：为什么同一个自然过程，既能够成为外部观察者所测量的物理事件，又能够成为某个存在从内部亲身经历的世界。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