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被打倒的原因,首先是国民党问题。但严格的说我母亲并没有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党部队后,一天全体集合,主持人宣布,今天是集体参加国民党的宣誓仪式。我母亲闻声晕倒在地,洋学生女军官中暑了,被人抬出了会场。事后受到了组织上的批评。一说加入国民党,你就往地下躺,这样抵制太危险了,也没必要,会暴露身份。做地下工作这种事情少不了,事后向组织说明就可以了。当然虽然母亲当场抵制,没有履行仪式参加国民党。但国民党部队里的每个人，都被参加国民党，也可以说是参加了。但母亲已经向组织作了说明。一直没有任何问题，文化革命又把它拿出来当作问题。我母亲的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叛变投敌。那时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有一个环节断掉许多人就会暂时和组织失去联系。需要上下共同努力,才能接上关系。在失去组织关系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当然不应当停止为党做工作。一次失去和组织联系之后,我母亲听说一个国民党军工厂要生产机关枪。当年我们的军队兵工厂只能生产步枪、迫击炮、迫击炮弹和手榴弹等等,不能生产机关枪。我母亲主动进入这个兵工厂,想搞到生产机关枪的技术。兵工厂厂长是清华的学弟，国民党少将军衔。任命我母亲这个清华学姐为上校技术室主任。进去以后,看过所有的技术资料之后,我母亲发觉,所谓的生产机关枪，完全是对外的吹牛皮,根本不会造,很快就撤出来了。文化革命中就认为没有联系上组织,得到组织的派遣，主动进入国民党兵工厂就是叛变投敌。
而我父亲的国民的问题,又复杂了一些。我父亲在国民党部队从来没有履行手续参加过国民党,也不知道自己被参加了国民党,自己有个国民党的身份,自然也从来没向组织汇报过这个问题。解放初期,一次章文晋到我家来串门。曾和我父亲讲起,当年在国民党部队,所有的人都被参加了国民党。这个问题都应当向组织讲一讲。我父亲觉得这是天方月谭,别人他不知道,但他自己从来没有这个问题,也无从和组织讲,两人争吵起来,吵得还很厉害。现在被打倒了,造反派拿出了许多从国民党人士外调的证词。证明我父亲当年不仅是国民党，还是国民党的书记长,参加过多次国民党的会议。我父亲在国民党部队里参加的都是部队的会议,从来没人讲过哪次会议是国民党会议。我父亲和造反派自然就发生了严重的对抗。也少不了为此挨打吧。
有一次和组织失去联系的时间较长了,为了尽快的恢复联系,父亲决定铤而走险闯一闯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外面的那些行人、商贩等等,许多都是国民党特务假扮的。密切监视着进出红岩村的人员。我父亲乔装打扮一番,像个没事人似的经过红岩村门口。突然一个闪身闯进了红岩村，不敢在门口停留，一直往前闯。红岩村的保卫拦不住，只好提着枪紧紧跟在他的后面。在红岩村里，迎面撞见了清华同学荣高棠。荣高棠在清华擅长文体活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的快板儿书是有名的。见到我父亲，吃了一惊,你怎么敢闯到这里来。之后马上找人帮助这批人接上了组织关系，重新安排了单线的联系人并安全的把我父亲护送出了红岩村。
荣高棠建国后,从事了他喜爱的工作。做了国家体委的副主任。他做的一件大事是在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的领导下,把中国的乒乓球,推上了世界的王者地位。
香港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香港团体、单打和双打冠军。五七年在香港,打败了来香港的世界男子单打冠军，日本的狄村。五七年底回到中国大陆。荣高棠非常重视,组织多名不同打法的人陪练,全面的提高荣国团的能力。五九年联邦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一举得到了中国体育第一个世界冠军,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
清华有体育传统,我父亲对体育也很有兴趣。为了活跃水电部职工的体育活动,父亲找到荣高棠,请来容国团为代表的中国男队,到水电部进行表演赛。也带我们几个孩子去观看。容国团的乒乓球打得确实精彩。但却有另外几个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有两个年轻的运动员采用别人没使用过的近台快攻打法,互相对攻。乒乓球来回快速穿梭，让人眼花缭乱。我父亲说,这种打法不错,进攻为主,抓住了主动。这就是容国团之外，荣高棠培养的中国乒乓球进攻的“矛”。这两个小青年一个是庄则栋，另一个李富荣。61年在中国北京26届乒乓球锦标赛上,一个夺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一个得了亚军,并夺得男子团体世界冠军，中国的近台快攻打法也从此名扬世界。
表演赛中另有一个人的表演也很让人注目,完全是削球防守。削得刁钻变化莫测,以柔克刚。和庄李二人完全是相反的风格。这就是姜永宁,荣高团培养的乒乓球防守的“盾”。以后带出了了女队的郑敏之和林慧卿。1965年南斯拉夫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女队决心向男队一样夺冠。采用近台快攻打法的李赫男等,一路夺关斩将,打到了决赛,将对阵多年的世界冠军日本队。日本队在决赛中派出了最强的对付快攻的选手。决心和中国来一个硬碰硬,以快打块,在对攻中压住中国队。中国选手一出场,所有的人都蒙圈了,中国出场的不是刚刚立下赫赫战功的近台快攻选手李赫男等。而是一直没有出过场的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削球选手郑敏之和林慧卿。这让两个善长对付攻球手的日本队员一下傻眼了，碰到了他们的短处,无论什么样的扣杀,就像打在了棉花上。防守队员郑敏之和林慧卿刁钻变化莫测的削球,日本选手完全不适应,不知道每个来球旋转的力度和旋转的方向,对极度旋转的下旋球,提拉不够就会下网,对并不旋转的来球,提拉过度就会出界。而对方就像攻不破的长城,什么球都能稳稳地接回来,终于一败涂地直落三局。中国队第一次夺得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团的冠军。前方兵乓球员奋力撕杀,后方是贺龙元帅和荣高棠排兵布阵的深谋远略。“八路的,狡猾狡猾的”。
在久经战火考验的将帅领导下（解放初国务院部委的副职,起码相当于军中的中将或少将）。中国各项体育项目都在世界爭得一席之地。中国女排曾输给了世界冠军日本女排队。日本的女排教练大松博文,实行的是魔鬼训练。这不正是中国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从实战出发的训练方法吗？中国马上开始了大运动量超负荷的训练。许多时候女排队员已经痛哭流涕,仍然不停止训练。要挖掘女孩子体能的生理极限。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女排就打败了日本女排,成为了世界女排的霸主。
现在都认为中国的男足没救了。但实际上在贺老总、荣高堂领导体委的时期，中国男足是亚洲冠军,日本队的克星。最初男足踢的并不好。贺龙把那些表现不好的球员全部退回,重新选拔一批作风硬意志强的球员,先放到新疆军区的部队里锻炼。和部队战士在戈壁滩艰苦的环境中摸爬滚打经受磨练。然后才回来练技术。那时男足的技术，确实比不上日本。但是只要一上场就嗷嗷的叫，刺刀见红,踢红了眼。那个气势,那股精神力量就把日本队压垮了。如果仍按贺老总、荣高棠他们那种办法,斗志和精神第一,带领技术。区区世界杯何足挂齿。但现在不讲精神只讲金钱。花了那么多钱,请来世界最好的教练,以为技术提高就能赢球了。结果吃的好踢的差。中国球员肌肉内的脂肪比,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一上场就是虚胖,跑两步就没劲儿了。如果把现在的足球队员,送到西藏军区,和印度士兵抡着棒子干,我看他们还输得起输不起。不从精神和斗志进行彻底的改变。就会应了特朗普的那句话“中国除了男足,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父母刚在机关里被打倒,我们所在的水电部机关宿舍大院就有了动静。住在前院儿的一个工人的家属,纠集几个人,在二道门的影壁上,给我父母贴了大字报,安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勒令我们家不能再搞剥削,要把从解放初就一直在家里帮助做家务的阿姨辞掉,自己承担家务劳动,每天父母要像在部机关里一样劳改,扫大门、前院和中院的院子。并且招来胡同里的小孩儿,在我父母扫大门时,向我父母扔石头捣乱。我父亲让我母亲扫中院。自己去扫大门和前院儿,承受那些捣乱的小孩儿。并且严厉禁止我们几个孩子,不要掺进来帮他们扫院子。
难道我父亲在院里得罪了什么人吗？确实是。前院有个工人和他的老婆,生了四个女孩儿。奇怪的是第三个女儿,从出生开始就不受父母待见,有时就是虐待,小时候就曾被刚煮开的壶里的开水烫伤过。平常也是打骂不断。院里的人当然猜得出。这个孩子的出生,应当是有什么问题。有一次下大雨,两夫妇把这个小女孩儿轰出了家门,外面是瓢泼大雨,让只有4岁的小女孩在屋外淋雨。小女孩只能躲在放蜂窝煤的小棚子里。那种棚子根本不遮雨,所以一直是在雨中淋着。院里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人把小女孩儿拉了出来,去敲他们家的门,他们才不得不让小女孩儿进屋避雨。小女孩儿刚进屋,简易的煤棚就在瓢泼大雨中轰然倒塌了。幸亏小女孩儿被人带出来,不然就会被砸坏了。院里的人经此事再也忍不住了,到我们家跟父亲讲了此事。不管家庭生活中有什么错误,都是大人的错,和4岁小孩无关,绝不能这样虐待孩子。父亲听后自然也很气愤。第二天到部里,找了行政司司长,希望他加强自己职工的教育。从此以后这个小女孩儿的待遇大为改观,起码在院里众目睽睽之下,再也见不到过分的事情。我父亲应当是救了他们的孩子.但这家人却把恨孩子的心对准了我父亲,一直暗藏在心里。文化革命中我父亲刚在部里被打倒,这个孩子的母亲就挑头闹事在院里对我父亲下手。这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情况。文化革命中那些最早领头造反的人,许多都是在过去和领导有过过节的人。写第一篇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大的聂元梓,在文化革命之前,就被北大党委批评和处理过。
每天出门经过这个二道门都能看到这个胡说八道的大字报,我弟弟越看越来气。有一天下午从八中回家经过大字报,一把就把大学报撕掉了。在文化革命中这可是天大的事。敢破坏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就是现行反革命,真是给父母填乱了。历史问题自有公论,没什么可担心的,公然对抗文化大革命可是要掉脑袋的。父母从部里回来看到当然知道轻重，马上各自返回部里,向造反派告知此事。两部的造反派马上派人到我们家,把四个小孩儿分开讯问。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是我弟弟自己干的,既不是父母唆使也与其它人都没关系。谈来谈去,最后以家中最小的孩子没教育好撕了大字报的个人行为定了案,不了了之。其实我弟弟已上初三,从哪个角度说都不算小了。用最小的孩子当台阶，确实是造反派对我父母的问题并没想往死里整,就这样有惊无险的过去了。那次我对母亲部里与我单独谈话的人很反感,一直记着他的脸。可母亲问题解决恢复职务工作后,此人却得到母亲重用,经常到我家来,和母亲工作中配合的很好,后来想想,我恐怕错怪他了,他说话时态度虽不好,但恐怕就是这些人,才暗中帮忙把这捅破天的大娄子压下去了。
看到我弟弟撕了她们的大字报,却迟迟没有下文。那个家属不甘心，竟然给八中写了一封群众举报信，说我弟弟参加了反动组织“联动”。虽然我们哥三都是北京八中的红卫兵,但都和“联动”没有任何关系。而八中不知道是谁,也不调查核实,竟然把这封没有证据的匿名群众来信,放进了我弟弟的个人档案里。这个反动组织“联动”的黑材料跟着我弟弟,辗转了几个单位,长达八年的时间,直到北京市放宽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京的政策,我弟弟利用这个机会从他当时工作的保定建电工区办回了北京。北京市人手不够，一切都办好之后，让家里人自己到保定建电工区取回我弟弟的档案,是我去的。和保定工区搞人事的干部,在外面饭馆吃了一顿饭。席间我提到了我弟弟档案中的“联动”材料,他表示那都是运动中群众的来信,没有任何的证据,确实不应当放到个人的档案中。又看到我是哥哥,就当我面从档案中取出了这封反动组织“联动”的匿名信,当場销毁了。如果个人档案里还带着这个参加过反动组织的材料,我弟弟后来的入党提升一定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家中没人做饭了,这难不倒我们。四个孩子都大了而且闲在家里没事儿。我母亲早已经教会我姐姐做饭了。母亲只用教我们三个男孩儿就成了,在厨房里放了一本家庭菜谱照着做。很快我们也就都上手了。四个人轮流，每个人做三天。我以前曾和做饭的阿姨学过蒸馒头发面用碱，也学过用搓板儿洗衣服。现在对照菜谱，学会了各种菜肴。红烧肉、红烧鱼 、葱爆羊肉…等等。那时文化革命的主要矛头还是走资派。对于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能整出什么问题,造反派也拿不准。所以整得也不狠比较客气。父母的工资都还照发,家里的住房也没收回。笨汉也能做有米之炊。照着食谱上写的,有钱可以随便的买来食材。所以很快我们四个小孩儿,把家里的伙食就搞得有声有色。插队以后,我们集体户15个男生3个女生,只有我一个人会做饭,教会了大家,但凡是生产队杀牛宰羊,分到肉时,还得我主厨。因为在农村给18个人做饭,要挑水担柴,活很重,集体户都是15个男生轮流做饭.不让女生做。我给老乡做的一道红烧鲫鱼,村里的老乡这辈子都没吃过,大为夸赞。我夫人结婚前没做过鱼,她13岁父母被当成黑帮打倒,由她承担全部家务后,父母工资已扣,家中己买不起鱼,我给大家做了红烧鱼,在岳父母面前大大露了脸,那时我已开始念硕士研究生,是全国第二届研究生,那时人数还很少,属珍稀动物,真是上得殿堂下得厨房的乘龙快婿。
我们这个大院儿本来是水电部的职工宿舍大院儿。胡同里那些大杂院儿的小孩儿一般都不来。但是那个帖大字报的家属,却把院外那些胡同里的小孩儿招进院里,来和我们捣乱,破坏我们家的东西,把我们家放在门前的花儿都弄坏了。我父亲第一时间找我谈话,因为我从小住校还爱打架,他怕我受不住会去和人干仗。告诉我自己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别人会拿这些事当借口整人。要能忍,忍字头上一把刀,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定不能给整的人送去把柄。我们把所有东西全搬到屋内,大门紧闭,避免和那些捣乱的院外的小孩儿发生冲突。
现在过后想一想,如果当年行政司的思想工作能做的再细致一点,找到事情的原因,譬如可能孩子是被人强暴后,不能流产,被迫而生。能够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申明大义,解开思想疙瘩, 孩子是无辜的,恨孩子虐待孩子,并不能惩罚罪犯，孩子并没犯罪。而不只是简单用行政命令,禁止虐待儿童,应当不至于后来酿成那么大的仇恨。不过部机关是行政管理工程技术部门,做思想政治工作确实不是强项。对这个家庭也只能是又可气又可怜。对我们家，他们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日子就是在这样的磕磕碰碰中慢慢过着,对父母和家庭真正严重的考验还没到来。1968年年中,逍遥了很长时间的中学生们,好日子终于结束了,“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六届初高中学生,都面临着毕业分配走上社会。
最先毕业分配的是六六年本应毕业的初三、高三的学生。第一批是征兵,我哥哥我弟弟都参加了体检,并顺利通过。我弟弟得意的说，我要是当兵肯定当官。他是家里最小的说什么都行。我母亲的祖上是医生,曾做过御医。我弟弟就曾说,我要是当医生，肯定是大名医。可惜他注定当不了军官。那时我们已经从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变成了黑九类中的“可教育好子女”。军队并不认为你已经教育好了,过不了政审这一关。
第二批就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段时间我哥哥和周小川、姜生、李勃等一帮同学，一天到晚泡在我们家,讨论去还是不去。讨论不出个结果，就扔钢蹦儿。国徽是去，数字是不去。扔了去，不甘心,再扔一遍成了不去,继续仍,来来去去也下不了决心。我弟弟则照旧和同学们玩耍。最后我哥哥他们这班同学终于下定了决心,一同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弟弟自然没话说,和他们的一帮同学也一同去了。八中的同学都分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2团。去兵团是国家编制,工作时间大致是每天八个小时,不像农村插队,早上看得见了就下地,晚上天黑看不见了才回来,夏天每天要干16个小时。生活有保障,每月还有32块钱工资。我弟弟初三二班的团支部书记，他的好朋友，父亲是国家民族委员会副主任。问题更严重，没能去兵团。在北京没有生活来源。我弟弟每个月发了工资都给他寄生活费,让他有碗饭吃。
终于要离开北京奔赴东北遥远的边疆了。在北京火车站一站台,送我的哥哥和弟弟。车站上人山人海,都是一帮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充满着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一个个对离开北京并没有太多的留念。也没人多想是什么样的未来在前面等着他们。各个意气风发,车站上是一片欢声笑语,纷纷拍照留念,我也为我哥哥和周小川他们这班同学照了许多照片,现在再翻开看看,一个个是那么年青,稚气,又朝气澎勃,充满着挑战生活的勇气,脸上没有任何岁月的苍桑。随着汽笛一声长鸣,火车拉着这些不暗世事的年轻人去了远方,踏上了他们未知的生活。
哥哥弟弟离家不久,文化革命的形式急转直下。我的父母和家庭被打入了深深的低谷。清理阶级队伍的战斗打响了.文化革命进入了第二个重要的阶段,我父母这些所谓的国民党反动军官,成了文化革命这第二个重要阶段的最主要斗争对象。斗争的矛头扩大到社会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近三千万人受到株连。我父母也正式从革命干部变成了阶级敌人。父母工资停发,每月只发给我10元生活费，家里住房一分为二，一半收回，被迫蜗居在另一半里。父亲左耳被打聋，母亲被长期监禁。随后我去东北吉林农村插队,姐姐被清华大学发配到黑龙江某县农机厂。再后来母亲被放出来,到河南信阳一机部五七干校，父亲到宁夏青铜峡水电部五七干校,全家6人,四分五裂,天各一方,家散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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