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平:人生的路–建国十年我十岁(自传体)(51)

林彪事件之后,总理提出反对“极左思潮”,开始平反解放被打倒的干部,落实党一贯的干部政策。让他们重新出来恢复工作.第一年寒假回家时,几个我母亲的部下来家里告诉我和我哥哥,一机部革命委员会讨论解放我母亲回部工作,但一个造反派上来的副主任不同意,借口把我母亲一人从干校调回来,会造成其它干部的思想波动.他们跟我们建议,家里想办法找个借口让我母亲先回北京离开干校,事情就好办了.用什么办法呢?我和我哥哥决定给我母亲发一个电报,声称外婆病重.又怕母亲真着急,事先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三天以后觉得差不多母亲能够收到信了,才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外婆病重速归”.没想到电报比信快.看到电报母亲真急了,外婆已经90了,这可不是小事.着急忙慌的去请假,这是真情流露,自然没人怀疑有诈,马上准假让我母亲回京.一进家门,我们马上告诉母亲外婆没事,就是为了让她回北京.没了借口部革委会重新开会,任命我母亲担任新组建的一机部规划基建局的局长.这个局是将文化革命以前的计划司和基建局合并成的一个大局.有点像总局.我母亲走马上任后,工作压力非常大.面对着六年文化革命已经停滞甚至倒退的机械工业.要开出药方重新恢复机械工业的发展.她马上组织局里的干部,分头到各地调研,摸清当前全国各省机械工业,各部属大厂存在的问题,對症下药制定解决问题的对策.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组织全局的干部写出了一个振兴机械工业的计划报告,交给了部革委会.那时的机械部革委会主任是某陆军军长李水清,拿到了 这个振兴机械工业的计划报告如获至宝.马上到国务院向总理做了汇报.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总理看到机械部提出了这样一个专业、科学、符合实际、有份量的报告,非常高兴,在国务院系统对李水清做了表扬,一个军队的干部却在一机部做出了这么好的工作,号召各部军代表也要向李水清学习,改变各行业现在的状态.

我母亲重新出来工作给我父亲问题的解决带来转机.她到四川出差的时候,碰到了也到四川出差,在外交部已恢复工作的熊向晖,谈到了这些过去的老同学.听到我父亲还在因为不知道自己被加入国民党而没有向组织汇报,被定为国民党特务,告诉我母亲,我父亲当然不知道,当年国民党的部队搞集体加入国民党,我父亲和熊向晖两人一起正在外地出差没赶上.回来时一切都过去了,也没有人跟他们讲过这件事.事情终于搞清楚了,我父亲对党是忠诚的,政治上是清白的,没有任何问题.水电部马上派人去外交部跟熊向晖核实.去的人跟熊向辉谈了两个问题,除了让他证明我父亲本人确实不知道被加入国民党,还要求他证实我父亲说的,曾作为联络员从他手里传递过情报.但此事熊向晖却记不起来了.也真是够糊涂的,什么记性.但第一个问题是主要的,决定了我父亲问题的性质.而第二个问题只是在敌后具体工作的内容,少干一件也不能说成是敌人.不过很快的当年布置我父亲做联络员从熊向晖手里向外传递情报的人帮我父亲做了证明.一切问题都水落石出.我父亲是出生入死坚贞忠诚的革命者.在当时解放干部的大潮流下,我父亲终于被平反解放并即刻恢复了工作–原地不动,水电部宁夏青铜峡五七干校校长.让清华毕业的老大学生、技术领导干部做这个工作,是不是有点用人不当,这不浪费人才吗.难道当时的水电工业并不像机械工业那样需要得力的专业干部.这个解放有点不干净俐落、不彻底.

我父亲到不在乎这个,慢慢来总有一天会回到过去的专业工作岗位上.怎么着手上也算是有点权了吧.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马上在五七干校里实行了他自己的新政策.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这三把火差点把水电部五七干校搞黄了.第一把火烧到了食堂,先下大力气改善干校伙食.这些水电部各级行政、技术干部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可要为国家养好养肥了,以后好干活.第二把火是大规模减轻劳动强度,少干话.光吃不干,干校成疗养院了。干校立刻有了新气象。这第三把火就是把大家都放回北京。在宁夏好几年了,谁家没有老小,没有一摊子事。只要请假回京,他是一律放行,赖在北京不回来申请延假的,都照批不误。他这个新校长是想拆自己的台啊。干校的干部却都一个个眉开眼笑,三年了可算活过来了。还是老干部懂得党的政策啊。我父亲在部里干部中的威望又一次得到了提升。以后都心服口服的願意跟着他干。看人走的差不多,自己也没什么事了,我父亲自己也给自己放假跑回北京在家里猫起来了.让我父亲当水电部五七干校的校长真算是找对人了。继58年父亲偷梁挑柱,把主席的“水主火从”的电力发展方针,改成“水火并举”,但实际搞的却是自己的私货“火主水从”之后,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变了主席的“五七指示”方针。把干校办走样了。看来为了文化革命的胜利确实需要先把我父亲这样的干部圈起来,省得他们捣乱。好在那时候还没有公款消费一说,要不然他这个校长可以以考察西北水利资源为名,用干校的钱领着水电部干部在大西北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不枉在宁夏待了这么多年.

第二年寒假我回家,看到我父亲这个五七干校的校长又回北京泡起来了,不时喝点小酒,悠哉悠哉.一天他过去的部下跑来向他透露个小道消息,部里要让他从宁夏回京,做专业技术领导工作。等了这么多年了终于又可以为国家做一些本行的事了,我父亲一高兴把家里所有人的脏衣服都扔到澡盆里泡上水,他要给全家人洗衣服.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自己洗过衣服。但也就是这么一泡,之后就不管了。最后还是我擦的屁股,把父亲泡的全家的衣服都洗干净了,累的够呛。太阳到底还是没从西边出来。

很快任命下来了,让我父亲从宁夏回北京担任水电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正院长是比我父亲早几天恢复工作的李代耕。计划司过去的两个老司长,这么多年后又在规划设计院成了搭档.他们也没有怨言配合默契的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几年,直到文化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人,首先是李代耕又调回部里恢复了副部长的职务,我父亲担任了正院长.听到李代耕又回一机部的消息,周小川的母亲坐不住了,以水电部的李代耕为例,向一机部提意见。那时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被解放恢复工作后,一直安排在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做院长.一机部随后按照水电部的样子,让周建南回一机部重新担任副部长.后来周建南成了一机部部长. 周建南回部不久,我父亲也回部离开规划设计院,担任水电部副部长,分管规划设计院、计划司、水电科学院,这都是后话.

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国家和人民,不怕牺牲参加革命.我当然要走父母的道路.母亲一恢复工作,我马上递交入党申请,要刻苦学习、努力工作(我当时是班里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刚想正大光明的积极努力,却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手握发展党员大权的金广林搞了这么一出,争取入党变成要在反复僻回潮的政治运动中火线入党。他们就是要打倒像我母亲这样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心里那个气。但我不能放弃入党,我入党目标是正确的,但使用的手段必须是让金广林满意。只好学我父母的榜样,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成了新条件下的“地下工作者”,隐藏自己反对这样胡搞的内心,虚与委蛇,骗取他们的信任。在共产党的一部分里做共产党另一部分的地下工作者。真别说,我的“阴谋”还差点得逞,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功亏一溃。

政治斗争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宣传,我是宣传委员.党小组长是不会真干活的,只动嘴不动手。金广林和党小组长想批判什么攻击什么,就找到我,给我出题目,由我给他们做文章.我对辨证法已经下过功夫,又学过黑格尔的小逻辑。知道辩证分析的三个步骤。第一证明肯定的东西是对的;第二再证明否定的东西也是对的;第三把肯定和否定两种对立的东西放在一起,说明他们的统一性、同一性以及如何相互转化。在什么条件下肯定的是真理,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否定的是合理的。我巧妙的掐头去尾,不讲第一点和第三点,只讲第二点,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否定东西的正确性。用这个方法我可以证明他们任何错误的观点是对的。以我已经具备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可以按照他们给的题目,轻松的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批判文章,引经据典,振振有词,每回都能得到他们的赞赏。但我不让他们知道,我同样能证明他们被所批判的肯观点更是正确的。而综合起来分析.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的观点恰恰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我不会颠倒黑白胡写.就像我证明不吃饭是好的时,只在体重超标过胖的条件下,而不会说营养不良饥饿的时候也应当不吃饭.就这样我和胡宗南手下的熊向晖一样,成了金广林和党小组长的“机要秘书”兼“副官”.在政治方向正确的党支部里入党不算本事,在政治方向错误的党支部入党才能显出我的手段。我入党是为了能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和他们这些人做斗争。

我在板报、壁报上按照他们的要求,为他们写了很多批判文章后,他们又让我写一篇重要的大批判稿。军代表秦二号虽然对反复僻回潮的斗争不积极,但也不能不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作作样子。决定在全校召开“教育战线反复僻回潮批判大会”。金广林和党小组长找到我,要利用我的写作能力和理论水手,写一篇像样的批判文章,以我们班级的名义在全校大会上发言。我还是按着老样子东抄西拼,用了好多马列和主席的语录,搞出了一篇非常尖锐的批判文章。他们很滿意,并决定让我在大会上代表班级发言。这可违背了我的原则,触犯了我的底线。我违心写的是他们的观点,根本不是我的意见,上台发言不是把他们的错误观点强加到我头上了吗,我可不为他们背这个黑锅,是谁的观点谁去讲。我马上找个借口要金蝉脱壳。说我这人胆小,没见过大世面,在全校的大会上当着那么多的人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肯定搞砸了,还是另请高明吧。实际上我从小学就是学校的明星,人来疯,每次全校文艺汇演,我都有三四个节目。我怎么会怕人多呢,人越多我越精神。但他们不知底细,看我坚决不上,也拿我没办法。只好让班里那个刚被发展入党的同学上大会发言.我想人都是有原则和底线的,碰到这种情况都会和我一样处理. 邓小平为了能平反解决自己的问题,重新出来工作,多次给主席写信声明永不翻案.但最后主席怕他反悔,要求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做一个肯定文化革命的决议,他却坚决不干.表示让我领着做这个决议不合适.直到第三次被打倒仍然没有按主席的话办.这应当就是他的原则,既然自己并不认同文化革命,就绝不会用自己的名义做决议肯定它.

我写的这篇批判稿,在全校批判大会上成了一枚重磅炸弹,激烈的攻击学校里所谓的资产阶级复僻回潮现象,比所有的发言都“恶毒”。金广林很是得意,自认为这样就可以把两个恢复工作的老校长拉下马了。想不到坐在台上的军宣队长秦二号,却总觉得句句都是冲他来的。大为恼火,绷着脸听完发言,虽然没有什么表示,却牢牢的记住了发言的这个人,会后马上问清了这个同学的名字。

这位刚被发展入党的同学是系里的标兵,处处表现良好,其实这种人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小算盘。恐怕觉得只有这样对自己才最有利。他是从吉林三线工厂推荐上的大学,长春人。在大学中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想毕业后离开贫穷艰苦的三线工厂,留校回长春。不知道他这个长春人用了什么办法,毕业分配时还真是如愿以偿,被系里留校工作。想不到名单报到学校,秦二号一看是他,马上否决了,这样的人不能留在吉林工大。但是他就是有办法,虽然不得不返回了三线工厂,但文化革命结束军宣队离校后,不知他用了什么关係,竞然从三线工厂硬生生的调回吉林工大。这就是当年的积极分子们,为个人谋利的能量太大了。

通过这件事我确实也学习到了,虽然“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是还是要有原则的,要有底线.不能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要是上台发言,秦二号记恨的就是我了,也不可能让我毕业分回北京。

就这样虽然金广林领着我们系一半的学生,上蹿下跳煽风点火.最终也没有达到他打倒已解放的校长、系主任等老干部,由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反而事与愿违,得罪了军宣队,在学校里以后也不好混了.别的系都是按计划按部就班的不断的吸收新党员。但我们系却让他搞的一蹋糊涂,一直没有发展新党员。发展党员是以党支部为单位,包括四个班级的四个党小组,既然已经分成了对立的两派,在支部大会上就都各自不同意对方提出的候选人.吵来吵去谁也发展不了。只是等到临毕业时,才准备集中搞一次较大的发展。但想不到的是在最后关头却被叫停了。从这个事件看出文化革命中提拔的青年干部政治水平之差,党风之不正。问题出在闫楚良身上,据说这批他也是入党候选人之一,几年来他违背原则给党员们讨好是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另一个大的投资。快毕业的时候我们系调来一个新的党总支书记,是从相邻的机械一系调来的一个年轻干部,在一系口碑不错。到我们机械二系后大家也都对他抱有希望.他的工作作风果然和以前不同,表现得很好.我们搞毕业设计时,同学们都分散到全省各地.他专门到边远的县城去看望毕业实习的同学。闫楚良实习是回到他们老家的扶余县原工厂.他在工厂和县里关係很多,在书记来视察的两天里,使尽混身解数,动用各种关係,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把书记伺候的舒舒服服,就这么短短两天,竟然在书记的眼中成了全系排名第一的大好人.这应当才是闫楚良进入入党候选人的一个根本原因.但以后事情的发展却很不合情理,这个书记因为闫楚良入党被支部大会否决,却让四个班所有的入党候选人为他陪绑,为他一个人不能入党,就谁也不能入党,取消了这最后一次党员发展.在全体党员讨论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上,闫楚良破坏学校财务原则,为家住长春的党员报销车票和他故意让自己搞病不献血的事情,被人提了出来,两派党员争执不下.支部派一个中立的党员干部到我们班同学之间调查,证实了他做的这些事,支部大会依多数意见把他从这一次将要发展入党的候选人中删除。不让不合格的人混入党内这是广大党员的正当的政治权利是正确的。作为党总支书记本应当支持广大党员的这个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正确决定。但是这个总支书记怎么做的呢.我和几个同学和另一个班的同学合住一个宿舍,对班里的事情知道的不是很多,但闫楚良的事已沸沸扬场,还是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支部来调查时估计很多同学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推说不知道.最后找到了我的头上.我只是实话实说,我是听说,听谁说的,当时还有谁在场都老老实实的告诉来调查的人。而对我讲这事的同学自然也不想承担责任,又推给了跟他讲的人,一来二去却把这件事落实了.在接受党组织的调查时,我当然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可不料几天以后,我在校园里迎面碰见了这个新总支书记,他看我的眼光里却带着一种奇怪的仇视.我在农村插队这么多年,当然知道用这种敌意的眼光看我的这个人心中此时对我一定非常不满,但又不知所为何事,知道他因为没把闫楚良拉入党内,就报复性的取消了所有候选人的入党资格,粗暴的取消了我们年级的这最后一次党员发展。寒了那么多积极上进靠近党组织同学的心.才知道他是恨我坏了他的好事。正常来讲一个党总支书记到一个新系,紧紧用两天的时间就看中了一个人,最后却发觉这个人的表现并不好,通过调查知道了他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大多数的党员都不同意发展其入党.这本应当事件好事,同学们帮助他正确的看清了一个人.他应当感谢大家.但他做的却是不发展我的人,谁也别想入党.他和闫楚良之间到底是什么关係。闫楚良到底给了他什么好处,这中间一定有交易,一定是某种形式的“腐败”.事后,有党员私底下告诉我,我也在这次要发展的名单中,有点为我惋惜.闫楚良不合格,我们所有合格的同学就毫无理由的失去入党机会。我是功亏一溃,就像共产党员熊向晖得到了胡宗南的信任和重用,最后还拿钱把他送到美国深造,我好不容易骗过了金广林,却让闫粉碎了我的“阴谋”,痛哉,惜哉。这就是文化革命中一些党组织的实际状况.

但这还不算完,好像是总支书记没能回报自己收到的什么好处,在不能把闫楚良塞进党内后,竟然做为补偿,在毕业分配中把他分配到了最热的在北京的中国机械研究院农机研究所,让全系的同学和老师都大跌眼镜。在北京的中国机械科学研究院农机研究所是在最后的时刻才突然到吉林工大要人,20个名额,主要在农机系和我们机械二系,各选了五个人。这应当是全校最被人羡慕的分配单位。我们系的这五个人中其它四人按条件来看都比较正常,但把闫楚良分配到北京就有点让人莫名其妙。他的学习并不好,政治上只是普通群众,平常在班里各方面都并不突出.特别是这违背了工农兵大学生“哪来回哪去”的分配原则,毛主席“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工厂推荐上学的大学生都要回到自己的工厂。特殊原因不回去的必须得到原工厂的同意。而总支书记却利用手中的权力,愣是把闫从全年级同学中选拔出来分配到了北京.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们之间一定有鬼.而闫到农机研究所后,确实没辜负他的“期望”,给吉林工大和新型的工农兵大学生抹了黑,上演了一出农夫和蛇的故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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