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以前大学的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这其实是人才的两个重要的方面,缺一不可。清华大学的校训也有厚德载物一条。人是群居的是社会性的动物。在人类的社会中人的活动有分工，所做的工作不只为自己,还必须要为别人为社会。因此做工作要有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和态度,否则光有能力也做不好工作。还必须要有正确的工作态度,或者说有“德”、 ”红”.譬如培养医生不能只要医术高明,还要有良好的医德。我儿子报考医学院时有一万多人申请报名。学校通过学习成绩刷掉90%也就是近9000人,这是以知识水平为标准。只剩1000多人进行面试。再刷掉90%近900人,只录取100多人。也就是总录取率只有1%左右。面试时主要考察的就是看学生这个人有没有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为病人服务之心,能不能耐心倾听病人的陈述,有沒有友好的与病人交流的能力,对人是不是友善,对病人有没有责任心。也就是判断你将来当医生时有没有医德。而做为一个病人在选医生的时候也首先应当考虑这个医生的医德。我在这方面就有个教训，我选的牙医医术高明,我有一个牙小学时补过,后来已经完全不能用了。我以为医生会拔掉，但他说不用,给你加一个锣钉固定就好。医术确实很高明超乎我的想像.但是让人费解的是,每次看完牙,他都会发现我有另一个牙有牙洞需要补.补好之后他又会发现还有牙也需要补.我本来以为我有胃病胃酸过多,因此牙受到了侵害.以后我儿子也要不停的补牙,才警觉了。马上全家换了一个新的牙医，之后我们全家基本上都不用再补牙了。实际上这个牙医把我们的牙当成了他的摇钱树,好牙也要给你补一下，为自己赚钱。这就是医德比医术重要的原因,没有好的思想品德做不好工作.医术高明反而坏事，要又红又专。
在文化革命中间教育革命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工农兵大学生在“专”的方面是失败的,在“红”的方面又如何呢.现在看来我认为在“红”的方面,在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方面也是不成功的,不如文化革命以前培养的大学生。
首先推荐制度问题很大,既不能保证知识水平也不能保证学生的思想品德水平。社会上的不良现象都集中在招生上了。我们系有一个叫王伟策的同学,平常也和别人一样,看着还挺不错.但入学一年后被揭发出来是个假的。真王伟策本人经过推荐被吉林工大录取后，却被厂里扣下。工厂军宣队一个军人把自己的儿子改名叫王伟策,冒名顶替上了吉林工业大学。事发之后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假王伟策仍然顺利大学毕业了。他的行私舞弊的父亲也没听说有什么事。以后那个真王伟策也不可能上吉林工大了。只要假王伟策还在校,工大不可能从那个单位招来第二个王伟策。
还有一个系的学生入学刚一个月,原工厂的青年工人就联名写信告到学校,要求把他退回去.这个工厂有一个青年女工人长得美心也好.是青年男工心中的女神。许多人都想和她交朋友。但我们这个同学却使出了死缠烂打的本事，自己在男工中大肆宣扬这个女工已经属于他了,警告别人不要再追.虽然这个人不怎么样,别人也搞不清真假都放弃了。这个女孩子身边只剩这一个在死磨硬泡,在这个女孩的眼里自然是最殷勤最热情,俗话说“好女架不住赖汉磨”,两人终于成为了男女朋友。别的青年工人只能愤愤不平。像这样优秀的女孩当工人当不了太久。很快以工代干到厂部工作。大学招生了，这个女孩并没有为自己努力,反而利用在厂部工作的条件,千方百计的把自己的男朋友推荐上了大学。陈世美还是中了举以后才变心,这人一上大学认为自己已是大学生,女朋友还是个工人,马上提出了分手.把厂里的青年工人气坏了,联名写信告他,要让学校把他退回厂里,当然也没有作用。
我们毕业分配的最后阶段,突然来了在北京的机械科学研究院农机研究所的名额,往北京送人当然选最优秀的。其中一个同学还是党员,没离校就把自己多年的女朋友甩了,大言不惭的说要到北京找一个高干子女。那时上山下乡如果有回北京的机会,各家都要首先把女孩弄回来.所以北京待嫁的女生很多。他又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果然让他找到了。娶了一个一机部干部的女儿。但他结婚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并不想好好的过日子,夫妻关系很不好。一天到晚都说他夫人生的儿子不是他的无理取闹。但对老丈人却必躬必敬，被岳父想办法把他从农机所调到一机部值班室工作,此人道德低下但确实是很聪明也很成功,他过去在吉林的女朋友肯定不能帮他往上爬.他在农机所一年多在科研工作上基本没做什么事,本人也没兴趣。
我们系里还有一个部队来的军官,大学学没学好不知道,一毕业就要把他全套的教科书卖了,赚一笔钱，真不知道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们的教科书都是国家免费发的，但书上都印着价格。他要按着新书原价卖.文化革命中这种科学技术的书籍早就不出版了,非常难得。我虽然念了大学但是哥哥弟弟都没机会，我马上花钱全部收购。看来他上大学并不准备用学到的知识去为部队服务，只是为了取得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资格，回部队好能飞黄腾达。看到我为家里买回来的这全套机床专业的的教科书,我母亲虽然很高兴,但说了一句：“这个人真够呛,用过的旧书怎么能按新书卖。”我才发觉我太老实了.确实是个亏本的买卖。但这批书在当时的北京确实很宝贵,是抢手货,很快就被需要的人拿走了。毕业半年多，他突然和我联系要把他的书再买回去，说是部队里给他安排了技术工作，还要给周围的战士讲课.看来他上课时就没学好,现在学校发的书也没有了,工作没法干,课也讲不好。但这批书已经不在我的手里,他想花钱也买不回去了,这是他自找的,只当让他得一回教训吧。这种对待学习的态度,文化革命以前的大学生没有过吧.
新型的工兵大学生的政治成分应当比文化革命以前强很多。我们一个班就有7个党员。但班里的风气确实让人不敢恭维。我们过去在学校里团干部、班干部都是为同学服务的。大家打成一片,没有高低之分,我想文化革命前的大学生也应当是这样.但也许工农兵学员都是从社会上来的,班里党员和干部的地位却大不相同,大家都是尽量的讨好顺从,而党员和干部说起话来也是自信滿滿,别人都会随声付合,都尽量要和班里的党员、干部搞好关係。我是从农村集体户出来的,同学之间都是平等,互相之间有什么说什么,没有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对这种风气很不适应。而这些文化革命中入党的青年党员的表现也确实和过去没法比。革命斗争中入党是冒着生命危险,不是为自己谋利而是为了革命。不说在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员都是冲锋在前，在最危险困难的时刻共产党员都是首先站出来。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唐山地震时,有一千多名矿工被堵在井下.唐山煤矿每天都有一个副矿长在井下带班劳动.他把矿工们召集起来,首先让共产党员站出来,再让共青团员也站出来.把这些党团员分成十几个小组分别在地下的矿道里寻找到地面的出口.一个小组发觉一个塌毁的矿井出口还有一个一人宽的缝.这个矿长马上让女同志走到最前面,年岁大的跟在后面,共青团党员和共产党员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而他自己是队伍中最后一个人,做为矿长自己要确保没有一个人被留在地下的矿井里.井口的缝隙只能过一个人,出去的很慢.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先出去的的矿工没有走的,全都排列在洞口的两边,走出一个人就热烈的鼓掌。这个矿长是最后一个出来的，看着大雨中一千多名矿工,矿长下了唯一一个命令：“不用回矿上,马上都各自回家看一看。”出来的矿工中有一个科室的女技术人员,过去一心一意只做好自己的技术工作没有别的想法。经过这次事件,马上提出了入党申请,决心也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文化革命中间入党的这些青年党员就没有这种觉悟了,确实有些人是为自己私利。长春医院血库缺血到工大来组织无偿献血。新型的大学生都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一号召,自然全体热烈响应都报了名.但结果呢,将近50多人的班级最后只有五个人真正的献了血。报名结束后班里的一把手党小组长,第一时间就被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讨好,找借口把他拉下来了。他也顺坡下驴,什么也不说。别的党员也都被争取进步的同学讨好找各种借口拉下来。最后只有一个入学后刚被发展的新党员献血。党员被拉下来之后,同学们也是各有各的招数,纷纷找原因退出。有一个叫闫楚良的,是个一般的群众,没人给他找台阶下.他是班里的生活委员,为了讨好,给家在长春的党员报销个人回家的公共汽车费。而这些党员也乐得白拿学校的钱。为了自己能够不献血想了一个办法。献血的前两天故意穿得很少,大冬天到外面冻着找病,得了重感冒,巧妙的躲过了献血这一 “劫”.文化革命以前的大学生应当不至于干这种事。我因为神经衰弱睡不好觉。参加了校医院的一个医疗试验.每天吃校医院发的灵芝粉,还在观察中。所以校医院为了验证效果，名单报上去就把我拿下去了。为了准备献血，我让家里给我寄来了一些营养品，有罐装的奶粉、巧克力糖等等。因为我不需要了，就都分给了班里献血的同学.还给了外系献血的北京女生一罐奶粉。这次无偿献血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些人的真实面目。也能反映出文化革命时期教育革命中学校思想教育的水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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