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轮到我了.我就要离开出生、成长和生活19年的北京了.
老初三、高三的六六届毕业生,基本上都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军垦兵团。老初二、高二的六七届则大部分都去了山西和陕北插队.像习近平、王歧山 、孔丹等人。章百家带着他的手风琴去的也是山西。很快就考上总政文工团,又回来了。紧接着就是我们老初一、高一的六八届学生。首先是征兵,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连体检也没机会了。只能在学校里,和穿着新军装，没戴领章帽徽的新兵同学们合影照相，将他们送走。征兵之后就是一批北京工厂的名额。已经走了两届学生了,北京的工厂也有近三年多没有进人了,缺工人。所以我们这一届得了便宜，有些人就可以留在北京不用上山下乡。我当然还是没有被教育好,没我的份。紧接着就是新组建的内蒙古军垦生产建设兵团,要在内蒙草原上开荒种地。在张庆凤（我的原团委书记)的帮助下，我们都报上名，一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想到军垦农场内蒙古的大地上,大干一场,建功立业。可惜来招人的军官，认为我还是没有教育好,也去不成了.但后来回头看内蒙军垦,实际上是最坏的选择.在内蒙的草原上毁草种地,违背了自然规律,造成水土流失,劳民伤财.十几年以后,几十万人的辛苦努力都白费了,一切又都重新被绿草掩盖,没有了任何的痕迹.留下的仍然是那一片古老的草原.我夫人是清华附中初一的学生,当年刚15岁。从小看了文学作品“军队的女儿”,非常想往,立志也要成为一个军队的女儿。可惜也属于没教育好的黑帮子女。为此她在家里大哭一场。父亲劝她,以你的性格你不适于在军队工作。岳父是搞教育的，从小教育子女要独立思考，不要迷信权威，不要人云亦云,要敢于坚持真理。认为这样教出来的女儿,不适宜在军队这种严格服从的纪律下生活。知女莫若父，以后我夫人一直感谢父亲对她的指引。三个地方都不能去,我最后总算被教育好了，被分到吉林白城地区镇莱县农村插队落户。同去的有15个男同学，大部分是高一的学生。还有三个初一的女生，两个是我校的,一个是周湘燕外校的女朋友,人长的漂亮,歌唱得非常好。
姐姐从清华大学赶回家,帮我准备行装.也不知道该带什么东西,反正把家里最能保暖的东西都塞进我的箱子里。亲手在家里的大床上,为我缝制了两床五斤棉花的新的大被子,确实在东北没有挨冻。但是女孩子想事情就是全身心的想一个方面,有时会忽略另一方面。这和男生有点不一样.只想着东北的严寒不要冻着她的弟弟,忘了东北也有夏天。夏天的时候我守着五斤的大厚被子真是没法盖。
我用和金晓光买手风琴互让中剩下的钱,和同学们在西单的“峨眉酒家”举行了告别宴会。
姚志明扛着他的音色非常好听的高级意大利手风琴,来我家为我送行。举办了一场姚志明手风琴独奏音乐会。这要放到现在,恐怕得花钱买票才能看到。我整个过程，情绪平稳,没有一点要去未知远方的担心和忧伤。姚志明有点诧异,你难道一点不难受吗。当然不难受，有父母的榜样在那儿。他们也曾经被迫中断学业,离开北京,参加了抗日救国和解放战争的伟大斗争。回北京时已经是一个红通通的新中国。我们走他们走过的道路,回北京的那一天,又是什么样的辉煌在迎接我们呢。脑子里都是那种革命的理想主义，哪有时间难受啊。我夫人那时还是个15岁的小女孩,就更加激情澎湃,她喜欢的诗句是：”不做燕雀居檐下，要做雄鹰战天涯”。
又一次偷偷的跑到了母亲的“牢房”外,趴在窗台上,默默的看着监禁中母亲削瘦的背影,不知道体弱有病已近年迈的母亲,何时才能被放回家,与父亲团聚。“妈妈,我要走啦，再也不能来看你了”。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我要出发的前三天,母亲被放回来了.不是那个屈服了、讨饶、投降了,满嘴“我有罪,我有罪”的母亲,而是那个经历了监禁的磨难,没有后退一步的母亲,是我原来的母亲！白坚副部长在监禁中死了.他本来身体就有病,年岁又大.经不住监禁的折磨,终于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一个1926年就参加了共青团的辅仁大学的高材生,参加了陕甘苏区的建设,给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党中央保留了一个落脚点,再生地,为中国的机械工业奠定了坚固基础的优秀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就这样在监禁中不明不白的走了。造反派有点怕了,这些人已关押了这么长时间,身体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会不会紧接着就有更大批的人死亡。怕承担这个责任,担心有一天会受惩罚。马上把年长的身体有病的全都放出来了,大鱼没有了,留着虾米也没用.很快群众专政的“监狱”就彻底解散了。这些被放的人是吃了白部长的“血馒头”？血馒头是鲁迅笔下描写的一个陋习。都说吃了刚死人的血沾过的馒头，可以治好孩子的病。许多人都在行刑的时候，拿着馒头等着。然后一拥而上,用馒头蘸满了鲜血，拿回去给生病的孩子治病。
我马上就要走了,就要离开舒适的生活,迎接未知的艰苦的锻炼.见到母亲回来了,真是有千言万语想和母亲说,更想听到临走前母亲对我的叮嘱。但没做到。母亲一到家就一头扎进父母的房间,关上门,只要在家,父母两人就从早说到晚,从晚说到早.一点时间也拿不出来给她将要离家的儿子。好像忘了还有这个儿子,不知道这个儿子马上就要远离家乡。是不是有点不近常情,但那不能怨我的母亲。父母被分离了那么长时间,那得有多少要说呀.为了能在文化革命的磨难中活下去，为了能够抵抗对他们的诬陷,洗清自己的罪名,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原则,为了能堂堂正正的重新做人,他们要固守同盟,好好的研究和分析怎么样继续的战斗下去。
出发的日子到了,我依依不舍的一个人带上了我的行李,来到了八中,坐上了学校里准备的送我们去北京车站的大轿车。汽车拉着我们这帮将要去东北农村当农民的八中学生,行驶在北京宽阔的马路上。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好像就要去参加一次远方有趣的旅行。车到人民大会堂,我突然心中猛的一沉,今天可是历史上反革命4.12大屠杀的日子,什么兆头。心头蒙上了一块阴影。但很快就过去了,又和大家愉快的聊起了天。但在离开北京的路上,我曾经想到了4.12大屠杀这件事,却永远记在了我的心里。
到车站了,在站台上送行的人群中,我突然看见了我的母亲,我母亲来送我了。她一早上到了部里的专政队后,竟然请个假,赶到了北京车站,我母亲没有忘记我，真开心。
车站上已经大不如前,我哥哥弟弟走时,还有四届的同学送他们,人山人海.现在文化革命中的同学们都走光了,只剩下了同学们的家属.
列车开动了。再见了,妈妈！别了，我的北京！别了，生我养我的北京！
到了农村不久,我就收到了一个北京寄来的大包裹.是我母亲给我寄来的一件光板的羊皮大衣.前面用三个羊皮绳系住. 穿时皮板在外,羊毛在里,非常适合农村。我母亲解放战争中在东北战斗过，懂得东北的严寒,最好的就是羊皮大衣。我们18个同学中只有我母亲一个人想到了这点,我真为我母亲感到骄傲。我们所在的村都是蒙族人,虽然已经开始农耕,但仍然保留羊群。看到这件大衣，老乡们都来看一看，摸一摸，评论一番,说一说这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羊。什么沙绵羊,我们也听不懂。反正毛皮非常厚实,真暖话.这一件羊皮大衣真是救了我们集体户的命。成为了集体户公用的大衣。在东北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谁有事情都靠这一件皮大衣。粮食打完场还没有分到户，交完公粮之前,生产队让我们知识青年每天晚上派一个人,在露天的场院上看场一整夜,怕人偷盗。因为我们和村里的任何一家都没有关系。不管是谁去看场,都必须穿这件大衣.冬天有时要做村里的大车,去到公社或坦途镇办事,也必须穿这件大衣.坐在马拉的大车里吹着冷风,两三个小时,没有这件大衣,人就会冻僵了.刘倍倍有一次回来跟我说,他们坐车到了公社,一个母亲刚抱起她的孩子,孩子就哇得大哭：“妈妈呀,冻死我了”.
男的羊皮大衣,女生怎么穿.不用担心.我们15个高中男生，是不会让三个初中女生到外面挨冻,去做这些事的，她们不用穿。
那时集体户里实行的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原始共产主义，因为有了剩余的产品,私人产品,才产生了私有制.我们的同学们都没有私人生产资料,没有多少私人财产.所以很自然的就实行了原始的共产主义。花钱不分你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8月中旬,我母亲要去河南信阳一机部五七干校了。4个小孩只有我一个人容易回来。我又回了一趟北京。当时北京控制的很严，当地不卖进京的火车票。这难不倒我，我买了到天津的火车票。下车后用我还带着的北京八中的学生证，很顺利的买了到北京的车票回到北京。那时还有一些北京学生没有走，很容易蒙混过关。
帮母亲准备行装,到街上跑跑买些东西.就需要回东北农村了.走前又到八中看了看。张庆凤知道我马上要回白城,告诉我刚好69届的学生也被分配去白城。我可以搭他们的火车回去。这就省了钱了。又到了北京火车站。这次有点不一样,火车开动的一霎那，车厢里突然大爆发,哭声震天，是整个车厢集体的恸哭。听着车厢里那种憾动人心的哭声,看着眼前那些一个个梨花带雨痛哭的小女孩。心里阵阵发紧。这些小孩子如果66年正常入学上初一,现在69年确实该初中毕业了。可实际上他们一直待在小学，刚刚进入初中,所谓的复闹革命并没有学到什么真的知识,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参加文化革命的小学生，他们算什么知识青年,他们有知识吗？
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讨论很多了,最正面的评价当然是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最负面的评价要数林立果在他的571工程纪要里讲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变相劳改”。做为一个曾经的知识青年,一个过来人,经过对几十年来经历的思考,我现在的看法如下。
上山下乡是文化革命错误的结果,是权宜之计,是为了避免文化革命错误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而采取的不计后果的无奈之举.对知识青年的总体来说,他（她）们是文化革命错误的替罪羔羊.文化革命的错误,中断了大学教育,停滞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发展,甚至使生产倒退.1967国民经济GDP的增长是-5.6%,而1968年在这个倒退的基数上又继续倒退,GDP 增长又是-5.7%.社会没有了自然更新的能力,没有源源不断的自然的就业机会和求学机会.为了解决社会发展不能持续的矛盾,为了不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简单的把中学生们送到了农村.这和中国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完全是两码事.当年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工农份子需要知识分子来加入,需要他们的知识.而知识份子,又只有和工农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革命的力量,实现自己革命理想.而这个结合确实形成了极大的革命力量,产生了很好的结果.但是上山下乡时的情况完全不同.首先大部分没有完成中学教育的中学生,谈不上是知识分子.第二,当时的农村没有对这批人的需求.当时中国的农业容纳不下这一大批城市人口.第三,这批人去到农村,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强大的改天换地的力量.许多都是无用功.譬如内蒙兵团,反而因为违背自然规律,造成水土流失,草原沙漠化.最后所有的努力都打了水漂.文化革命的错误,教育的中断,对社会生产的打击,当然还会有一部份机会,但比原来应有的少得多.只是十之一二。而知识青年中,有幸能得到这个机会的人,上山下乡对他们当然有了另外一个意义.早早的走入了社会,积累了社会的经验,艰苦的劳动使他们具备了克服困难的毅力.失而复得,来之不易的机会,使他们倍加珍惜.知道什么事都不是当然就会有的.从而紧紧的抓住少数的机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起筋骨,饿其体魄,弗乱其所为…”这部分人牢牢抓住得来不易的机会.都基本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理想.而这些少数的机会是满足不了广大的青年的需要的.他们的机会已被文化革命的错误而葬送了.大部分知识青年因而失去了正常的发展的机会.他们的人生走上了一条与自己理想完全不同的,可叹可悲的道路.最后成为了文化革命错误的替罪羔羊.一般的成年人,受到文化革命错误的影响,当文化革命结束时,还有恢复的机会.但青年成长的关键时期的夭折,没有学到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后就再也不能补救了.所谓青壮没努力,老大徒伤悲。整整一代青年人,为文化革命的错误背了黑锅.现在仍有很多知识青年,在用各种方式回忆知青的生活.这是在回忆自己的青春,而不是别的.青春是美丽的.在苦难中的青春,也是会闪光的.
尽管上山下乡运动对这一代青年人来讲,总体上是负面的影响.但它有一个巨大的成绩就是使一代青年人认识了农民。懂得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到农村去和广大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懂得了他们的诉求和他们的愿望.也真正理解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坚定了沿着父辈流血牺牲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决心。他们中间所产生的中国的领导人，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斗争中，一直坚持着正确的方向，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反观一些非常优秀的青年，没有下乡不懂得农民,不懂得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妄想改变中国的颜色,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妄想将中国分裂成七个国家的阴谋,面对那些虚假的所谓的“民主自由”,困惑迷茫。对父辈所走的道路产生了动摇。直到看到苏联解体、倒退、灾难才能够醒悟过来。
我们机体户这18个同学,应当是八中同学中,全都走后剩下的“残渣余孽”,是最底层。父母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黑帮分子,全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已经不可救药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全都是“红二代”.父母全都是从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共产党员,起码是司局级以上的革命干部。有少将、中将。虽然有人也是林彪“四野”的,但因为和黄 、吴、李、邱在工作中有不同意见,当成军内一小撮被打倒。有几个像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样的中央副部级领导。大家长期受家庭的影响,积极上进,学雷锋,充满革命理想主义.遵循主席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都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15个男生中有五个人曾经做过少先队的大队长，有6个人作过初中或高中的团支部书记。在艰苦的插队生活中，都是主动的接受锻炼,不怕吃苦,还抽出时间刻苦学习。精神状态一直是积极的。看待上山下乡的态度也是正面的。我本人经过锻炼和努力，三年后，就在首届工兵学员招生中被召入大学。经过村里老乡推荐，公社领导批准，大学老师到村里召集老乡开会座谈，最后还经过县里的文化考试,才走进了大学的课堂。自己对上山下乡的经历一直是正面的看法，但有一件奇怪的事情让我一直不解。
我后来因为疲劳过度，得了严重的胃病，很长一段时间夜里都会被胃疼醒。这段时间我经常做的梦是插队的梦。我又回到了插队的农村生活。农村劳动生活的梦境是愉快的.但每次这种梦醒,都发觉胃在隐隐作痛.我产生了疑惑,我知道人的病痛会刺激神经,常常使人做恶梦。我六舅心脏病疼痛时，就会梦见自己心脏病发作，儿子和夫人趴在自己身上哭泣,医生在紧急抢救。我父亲有一段时间生病住院，我去看他，他告诉我他梦见自己被国民党特务抓住了，正受到严刑拷打。但是为什么我的病痛却让我做上山下乡的梦.难道和我的主观认知相反,我的肉体,我的潜意识,是把上山下乡看成了灾难,是排斥上山下乡的?
后来我才慢慢的懂了,有可能确实是这样.拉手风琴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手指肌肉记忆现象.通过不断的练习,手指的肌肉产生了记忆.表演时并不用费力的用大脑去控制,只要自如的遵循着手指的肌肉记忆,就可以弹出顺畅的曲子.肌肉有记忆,肠胃有记忆,皮肤也有记忆…。其实身体的各部分都有记忆。上山下乡劳动中的疲劳被肌肉记忆了,饥饿被肠胃记忆了,严寒被皮肤记忆了等等。而这些对身体来讲都是不正常的，都是痛苦的,是难受的,是被身体排斥的。身体这些记忆都牢牢的和上山下乡时间联系在一起。当我梦中胃病疼痛时,马上就反射联系了相同的肌肉、皮肤、腸胃的痛苦记忆,让我的大脑回到了产生这些记忆的时间和空间。可问题是在我的主观意识中,这些身体的痛苦记忆又是和精神的愉快连在一起的.所以我的病痛虽然一次次在梦中又把我送回了上山下乡插队的农村.本应是恶梦,对我来讲,大脑主观意识中联系的却是好的记忆,成了很一般的正常的梦.
我的胃病被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发现幽门螺旋菌的病因,和新的消炎杀菌的新的治疗方法彻底治好后,我就再没有做过上山下乡的梦.看来我的身体,我的肉体和我的主观意识相反,是排斥和反对上山下乡的.身体是不会自己骗自己的.它认为它所有痛苦的根源就是插队.每一次的病痛它都要在梦中把我送回它认为的发源地,插队的农村.这真是一个矛盾.我的精神是支持上山下乡的,但我的肉体却是反对上山下乡的.那我到底算是支持还是反对上山下乡呢？我的分折认识是不是科学,对不对我也说不准.但我的身体经受病痛的折磨时,我就会做上山下乡插队的梦这却是事实。这到底说明了什么？我不知道其他的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们,在他们往后的生活中,有没有和我同样的经历和体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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