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者的叙事（13)

武汉保守派垮台后，造反派不顾中央不要报复保守派的劝告，开始疯狂迫害保守派头头。为此发出数千封通缉令，导致一名前保守派头头被打死，另一名死于监狱。迫害不仅仅局限于保守派和公检法的头头们，各个单位也开始迫害其单位里的保守派。

“从七月末至八月间，每个单位都在开批斗会，给成千上万人戴上高帽游街。这种情形与‘破四旧’期间很相像。只是人们的角色被颠倒过来。以前运动的许多受害者，现在是好战的‘革命造反派’。他们可以随意惩罚一年前虐待过自己的人，他们惩罚的不仅是百万雄师总部的头头，还有它的分支头头，甚至普通群众。造反派对仅仅以牙还牙不感兴趣。为了发泄积压已久的仇恨，他们常常要加倍的实行无情的报复。许多保守派受到残酷，折磨，家被抄，家庭成员被虐待。据不完全统计，武汉事件后，仅在武汉就有超过六百人被殴打致死，六千六百多人被打伤或致残。一派对另一半的报复，看来比两派之间的武斗更加严重，造成更多的死亡，给人们带来更大的苦难。”（P155）

虽然毛泽东到了上海后就醒悟过来，不再相信武汉发生了兵变，但毛泽东又认为，保守派如此猖狂是因为他们受到挑拨，受到蒙蔽，后面有黑手和军队中的走资派的支持。所以一度曾有要给“左”派发枪的想法。

文革从一开始就是在左右摇摆中进行的，运动的激进力量往往只风光几个月就被排除政治舞台。比如所谓的老红卫兵，在搞了几个月的“破四旧”和打砸抢后，就在批判“资反路线”中被边缘化，极端组织被解散。代之而起的平民造反派在进入1967年后，开始变得更为极端。毛不得不从组织上，人事上和政治给这些激进分子泼冷水。

1967年5月，“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感觉不处理这些“极左”的造反派不行，因为文革的破坏力量不再是来自老干部和保守派，而是来自这些不知进退的“极左”造反派。于是，在中央层面，毛泽东下令周恩来逮捕中央文革小组里的激进分子王力和关锋，戚本禹撤职以观后效。文革开始掉头批判“极左”。为结束全国各地的混乱状态，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通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外地串联的红卫兵一律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在地方层面，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上海那样的夺权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而“三结合（老干部，军队和造反派三方）”的方式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夺权方式。于是，中央文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三结合”的夺权模式。然而，用“三结合”的方式组建革命委员会也遇到造反派的干扰和抵制。

夺权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失序问题，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更大程度的混乱。毛泽东寄予希望的左派造反派很不争气，在成立革命委员的过程中不仅内部开始分裂，而且很快演变成严重的对立和大规模的武斗。

在武汉，保守派被打垮和解散后，造反派因为争权夺利开始内部分化为“香花派”和“毒草派”。这时的派性斗争就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博弈，除了政治口号，再没有一点革命的味道了，同时武斗开始升级，从大刀长矛的冷兵器阶段升级为机枪手榴弹的热兵器阶段。因为武汉地区有大量的兵工厂，使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武器的走私供应地。

另一方面，造反派夺得权力后，一部分人变成逍遥派。学生因为无所事事，则玩起斗鸡、养鸽子这样纨绔子弟的游戏，高雅一点的则去读小说，学琴棋书画，更大一点的则去泡妞、谈恋爱。工人们则利用这段时间做木匠活，添置家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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